2025年，全球绿色金融市场正经历一轮调整，主要体现在对“绿色债券溢价”（Greenium）的理性回归，以及市场对项目实质性气候贡献的更高要求。
在波动的地缘政治环境下，气候资金的流向和国际标准的互操作性成为全球关注焦点。在此背景下，美国缺席COP30使得亚太地区尤其是中国在气候金融治理中的作用日益凸显。
FT中文网专访了气候债券倡议组织（Climate Bonds Initiative, CBI）中国区负责人谢文泓。CBI是国际知名的绿色债券市场权威认证机构和标准制定者，其数据和分类体系被全球主要投资者和指数所采纳。谢文泓指出，尽管全球绿债发行在2025年出现约三成下滑，但中国可持续债券市场却以703亿美元的发行量逆势增长，彰显了政策稳定性所带来的市场韧性。截至2024年末，中国可持续债券的累计发行量已达约5555亿美元。外资机构正将关注点转向更透明、更高环境效益的中国绿色资产，并对高碳行业的转型和气候适应性项目兴趣增加。
本次专访将深度解析在风险加剧的背景下，中国如何通过标准接轨（如中欧CGT）、创新韧性融资以及推动转型，持续优化绿色金融体系，并为投资者揭示下一个五年中国气候金融的投资重点和发展方向。
以下是专访全文：
FT中文网：您如何预判COP30之后全球气候金融的关注重心？对中国而言，下一个五年最值得投入的气候金融领域会是什么？
谢文泓：COP30后，预计全球气候金融的关注重心将进一步聚焦于扩大气候资金规模、促进气候融资标准的一致性与互操作性，以及推动低碳转型资金支持。同时，气候风险管理、适应与韧性融资，以及自然生物多样性融资议程也将获得更多关注。
具体来说，全球将通过扩大绿色项目供给、制定更全面的分类目录，涵盖制造业、工业以及适应与韧性等新兴领域，帮助金融机构识别和部署资金，从而提升气候项目的可融资性和市场竞争力。
对中国而言，下一个五年最值得投入的气候金融领域包括高碳行业转型、气候适应与韧性融资、创新融资工具开发、气候风险管理以及国际合作。
中国面临巨大的低碳转型需求，尤其在制造业、能源、钢铁、化工和农业等高碳排放行业。同时，气候变化加剧了气候适应和韧性建设的紧迫性。创新的绿色金融工具，如气候适应债券和绿色基础设施投资，将为防洪、灾后重建和生态修复等项目提供长期资金支持。
中国还应继续加强与国际绿色金融市场的合作，特别是在绿色债券和碳市场等领域，推动气候金融标准的对接，增强中国在全球绿色金融体系中的话语权，助力全球南方的绿色转型。这些举措不仅有助于实现中国的新一轮国家自主贡献目标，还将使中国在全球绿色金融体系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FT中文网：全球绿色债券发行在2025年一度出现约三成下滑，部分原因是美国气候政策退潮和市场情绪波动。CBI是否观察到外资流入中国可持续债券的趋势变化？ 面对地缘政治风险，中国的市场如何在这种环境下保持吸引力？
谢文泓：今年全球绿色债券发行量下滑主要反映了美国及欧洲气候政策放缓甚至转向、以及市场情绪波动加剧的影响。
与欧美市场的停滞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截至2025年前三季度，中国绿色债券市场再创历史新高，达到了703亿美元，预计中国绿色债券发行量将占全球总量的17%以上，而美国仅占3%，彰显了中国政策稳定性在推动可持续金融市场发展中的引导作用。中国的“双碳”目标及绿色转型议程为国内项目提供了政策支持和规模机会。
与此同时，中国可持续债券市场的国际化步伐加快，标准对接和信息披露透明度的提升，吸引了越来越多全球投资者的兴趣。目前，外资流入中国债券市场趋向于选择更具环境效益、透明且符合国际标准的绿色债券，并显著增加了对高碳行业脱碳融资的兴趣（尽管符合国际标准的交易规模尚有限）。此外，投资者对主权/准主权机构发行人的偏好愈加明显，并更注重收益率与风险对冲工具的使用。
在全球ESG投资情绪分化和地缘政治风险上升的背景下，要保持中国市场的持续吸引力，除了提高绿色金融标准的一致性和透明度外，还可以通过进一步推进人民币绿色熊猫债、离岸点心债和跨境绿色融资通道，为外资提供更多进入本土绿色市场的途径。
通过扩展分类目录，将气候投资拓展至制造业、工业、适应与韧性等新兴领域，并进一步推动氢能、电网、可持续航空燃料、制造业和甲烷减排等关键领域的气候投资。同时，激活主权和地方政府债券在绿色融资中的巨大潜力，迅速扩大可投资范围和市场规模，借助价格发现机制降低产业绿色转型的资本成本。
此外，政府还可以通过制定主权转型规划和建立可信的政策监管框架，为绿色投资创造更加有利的环境。这些举措将有助于将中国的NDC目标转化为资本市场可识别的投资机会，进一步提升国内绿色金融市场在全球的吸引力。
FT中文网：多项国际研究显示，“绿色债券溢价”（greenium）正在消失，价格优势趋弱。在没有价格折让的情况下，绿色债券还凭什么吸引资金？CBI如何在认证和信息披露上强化投资者信任？
谢文泓：绿色债券负溢价（greenium）指的是绿色债券收益率低于同类普通债券，意味着发行人可能以较低成本借款，而投资者为“绿色”标签愿意支付溢价，以换取环境和社会回报。
绿色债券负溢价减弱的原因可能包括市场情绪、供需平衡的周期性变化，以及洗绿风险和监管标准不一致，导致投资者信心下降。
然而，绿色债券依然能够吸引资金，主要由于投资者仍希望通过投资可信的绿色债券来实现额外的环境和社会回报，并帮助管理其资产组合中的气候相关风险。此外，CBI的研究表明，融资成本的降低并非发行人的唯一动因，绿色债券所带来的长期信誉、品牌效应、以及更广泛的投资者基础和投资者粘性，都是重要的吸引力。
CBI通过绿色、可持续和挂钩债券数据库追踪和筛选符合巴黎协定目标的债务市场交易，为全球主要指数和ETF提供底层数据，确保投资者能够使用全球一致的筛选工具进行投资决策。
此外，CBI开发了气候债券认证及认证机制，制定了科学标准，要求发行人在资金用途、项目甄选和资金管理等环节符合严格要求，并由独立第三方核查机构验证，增强市场对绿色债券的透明度和信任。CBI还要求债券发行后定期披露资金分配和项目影响，确保持续合规与透明，降低“绿色洗牌”风险。通过在主要市场推广数据库方法学和认证实践，CBI致力于提升绿色债券市场的可信度，帮助投资者更精准地识别真实的绿色投资项目。
FT中文网：巴西政府在COP30倡导设立“热带雨林永久基金”（TFFF），包括中国在内的53个国家已签署支持宣言。不过在机制尚未明晰的情况下，外界普遍担心倡议的实操性。在您看来，自然资本金融化（如森林债券、生态修复债券）能否成为发展中国家合作的新突破口？中国在这一议题中可能发挥怎样的作用？
谢文泓：TFFF本质上是一个通过市场化投资产生长期收益的大型混合融资基金。其创新之处在于，它通过各国政府和慈善基金会提供的“首损”资金，撬动私人资本，结合南方国家主导的机制和成果导向的激励措施，旨在解决发展中国家在自然融资中的核心问题——全球共享的生态服务利益最终由局部地区承担保护成本。与传统的碳信用交易模式不同，TFFF直接为森林保有量支付，绕开了复杂且具争议的碳核算过程。
自然资本金融化在促进资金流入自然保护和恢复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但在实践中仍面临定价、回报量化等多重挑战。由于自然资本的价值通常是长期且难以精确衡量的，这使得投资者在评估风险和回报时面临一定困难。此外，森林保护和生态修复项目通常具有较长的投资回报周期，并且缺乏直接的经济收益，这可能与短期回报导向的投资者需求存在一定差距。
此外，自然资本金融化面临的批评还包括：可能过度简化生态系统的复杂性，忽视当地社区的利益，未能充分考虑长期生态风险，以及可能加剧资源的过度开发等问题。
尽管如此，自然债券和生态修复债券等金融工具仍展现出潜力。例如，哥斯达黎加的蓝色债券和巴西的亚马逊再造林债券已为相关领域提供融资支持，推动生态系统服务的市场化。随着自然资本认识的提升和政策支持，这些创新金融工具有望提高市场透明度、减少洗绿风险，并成为全球气候融资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在TFFF中的积极参与彰显了其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责任担当。作为签署国之一，中国不仅贡献了在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森林保护方面的经验，还并积极推动绿色金融标准和工具的创新（例如，中国正在制定生物多样性分类目录），预计在未来会在更广泛的自然和土地利用领域探索更多金融创新。
此外，作为全球主要的大宗商品进口国之一，中国可以进一步强化对贸易链中环境和社会风险的管理，特别是针对高风险商品如大豆、牛肉、棕榈油等，制定更加严格的政策和追溯体系，以有效防范贸易中的毁林风险。这将有助于提升中国供应链的安全性和可持续性，同时增强中国在全球绿色贸易中的形象和话语权。
FT中文网：CBI的报告称，构建气候韧性金融体系将是下一阶段的重点。那么您认为哪些类型的项目最具可融资潜力？ CBI是否计划开发韧性债券或适应性债券的认证标准，让适应型项目的投资回报更可量化？ 中国或亚太是否已有成功的适应类融资案例？
谢文泓：在COP30上，预计全球适应目标（GGA）谈判将取得重要共识。这一突破意味着气候韧性融资将逐步从口号转化为真正的可投资资产类别。
在中国，为实现到2035年构建“气候适应型社会”的目标，气候适应和韧性项目亟需大规模资金支持。从CBI的视角来看，具有较大融资潜力的领域主要包括基础设施韧性提升（如供水/排水系统的防洪干旱改造、关键交通/能源设施的抗极端天气改造）、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与农业韧性（如耐旱作物的研发、农业灌溉系统升级、生态修复项目），以及赋能型技术与服务（如气候预警系统、韧性供应链、气候风险数据平台等）。此外，气候韧性标准的建立、韧性金融产品的创新、混合融资机制以及公共补贴等政策工具，将是推动韧性融资规模扩大的关键因素。
为了促进适应和韧性投资，CBI推出了“气候债券韧性分类法”（CBRT），这是专门针对适应与韧性投资的分类工具，旨在明确哪些投资可以被视为对气候韧性有实质性贡献，同时也提升自然、生物多样性、蓝色经济等领域的融资可得性。
2025年8月更新的气候债券标准v4.3版本进一步将韧性标准纳入认证体系。气候适应与韧性融资已在亚太地区有实际应用案例。例如，2025年10月，东京都政府发行的“东京韧性债券”成为全球首支获得气候债券认证的韧性债券，债券所募资金将用于提升城市防洪抗台风能力的系列措施，标志着以韧性与适应融资市场进入新阶段。
FT中文网：今年发布的《绿色金融支持项目目录（2025年版）》在结构上与欧盟Taxonomy高度呼应。您认为标准接轨的过程中最核心的挑战是什么？共同分类（CGT）目前进展如何？哪些行业或领域最可能率先实现中欧标准的互认？CBI具体承担了哪些工作？
谢文泓：在标准接轨过程中，面临的核心挑战主要体现在两方面。
首先是中欧两个司法管辖区绿色分类体系在结构、定义和技术筛选标准上的差异，其次是将“互认”从概念变为可操作实践的兼容路径较为复杂。
例如，在共同分类目录（CGT）的开发中，国际可持续金融平台（IPSF）分类标准工作组决定将国际标准产业分类（ISIC）体系应用于中欧活动的映射，并基于ISIC仔细比对筛选标准。
值得注意的是，中欧各自的绿色分类体系的技术标准和阈值是基于各自司法管辖区内数百份法律法规和技术文件，这意味着在实现一致性或可对比性时，中欧双方专家必须进行大量的翻译、沟通、解释和讨论，整个过程技术性强且耗时较长。
目前，CGT已从对比研究阶段发展到市场应用，并取得了实质性成果。中欧双方发布的CGT一期成果，涵盖了能源、制造、建筑、交通、固废和林业六大领域的72项减缓气候变化的经济活动。
这一成果迅速被市场采纳，许多中国主要的海外发行人开始在国际绿色债券中使用CGT标签，这不仅为他们节省了双重认证成本，据一些报道称还因其更高的可信度带来了更低的融资成本。
在国内，已有超过300只绿色债券被重新贴标为“符合CGT”，形成了一个可识别的资产池。摩根资产管理、路博迈等全球头部资产管理机构也已迅速将其转化为面向投资者的创新产品。随着CGT取得初步成功，新加坡于2023年加入了CGT二期工作，标志着这一双边合作升级为多边倡议。2024年11月，IPSF分类标准工作组又发布了《多边可持续金融共同分类目录》（MCGT），涵盖了110项减缓气候变化的经济活动，进一步拓展了CGT的应用范围。
CBI在支持全球可持续金融标准接轨方面的具体工作包括提供技术支持、制定标准、推动政策倡导以及促进跨境合作，积极推动中欧及其他地区绿色金融标准的对接。例如，在共同分类目录的开发过程中，CBI作为欧盟委员会的主要技术顾问，并担任IPSF分类标准工作组欧方组长，积极参与相关工作。
此外，CBI还参与了30多个国家和地区性分类框架的开发，包括2021年发布的《东盟可持续分类目录》和2023年发布的《拉美可持续金融分类目录通用框架》。CBI与国际金融公司（IFC）、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等国际机构合作，在COP30前夕发布了《分类体系互操作性原则》，并推出了可持续金融分类体系的映射工具和路线图进展报告。这些成果与CGT一起，推动了全球可持续金融分类体系的互操作性和可比性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