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市早苗的不当言行，搞得日本的经济最近是一泻千里。单就观光行业来看，现在12月份乃至1月份的赴日订单，基本上能退掉的都退掉了；再加上最近层层加码的各种进口限制，对于日本不少行业从业者而言，这个年末假期显然不太好过。
不过，如果站在高市早苗的背景和选民基础上分析，她的言行倒也不奇怪。事实上，高市早苗的背景，可以说“比特朗普还要特朗普”——她是日本“铁锈带”的代表人物，也是日本经济结构性问题的结果。
高市早苗出身在奈良县——奈良是日本的古都，不过经济却不怎么样，在日本全国这几年甚至是吊车尾的水平，也是全日本唯一一个人均GDP连300万日元都不到的都道府县。与之相比，首都东京的人均GDP是800万日元。
如果我们去看日本的各县人均GDP和收入（县民所得），可以看到奈良的经济一直持续在恶化。2011年的时候，东京的人均收入是521.9万日元，奈良是255.5万日元——东京是奈良的整整两倍；到了2021年的时候，东京的人均收入是576.1万日元，每年增长个1%左右，奈良结果还下跌到了254.9万日元。至于人均GDP的对比就更加离谱——2023年的统计显示，奈良县敬陪末座，293.8万日元；东京都高居榜首，810.5万日元，差距已经达到了2.8倍。
日本经济常年存在“一极集中”的问题——人口和各种生产资料不断汇集在首都东京，使得东京以外的城市（俗称地方）的经济持续恶化，和东京的差距越来越大，形成了恶性循环。这种恶性循环甚至在东京内部还要再集中——比如说东京的核心商务区港区，其GDP竟然占到了东京全体的一半。
同时，奈良身为古都，遍地佛寺，而且还不靠海的特殊性，也极大限制了其发展经济的手脚。正如西安挖地铁时不时会挖出文物一样，奈良的城市建设和产业发展，也会受到古都身份的限制。因此，奈良县的经济实在乏善可陈——当地城规限制，酒店都建不起来，每年大家从大阪京都过来喂喂小鹿、看看佛寺，就又会回到大阪或者京都去了。
这倒也不只是奈良的问题，京都（417万日元）、大阪（460万日元）也是半斤八两好不到哪里去。由于关西地方历史上是曾经和东京分庭抗礼的古都，因此普遍有着虎落平阳的心态。这和其它县份还不一样——其它县份从来就没阔过，反而这样的心里落差没有那么重。
这种“祖上曾经阔过，现在落魄了”的地方，放在美国就是铁锈带了。所以这一类地方，特别容易出鹰派政客，高喊“Make xxx Great Again”、“xxx Is Back Again”——大阪的桥下彻、吉村洋文、京都的前原诚司、再加奈良的高市早苗，本质上都是这种虎落平阳情绪在选票上的体现。这种思潮在日本甚至有一个专门的词语——关西地方主义。
日本政府倒也不是说没想过振兴地方。安倍政府上来以后就高喊观光立国，积极挖中国和韩国的墙脚。之前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大幅度降低单次签证的申请门槛（凭上海户口的身份证和护照即可直接下签），就是最好的例子之一。
中韩游客的确“拯救”了日本不少中小城市——随着中国和韩国的经济发展，中韩不少地方的人均GDP（例如上海或者首尔），其实比日本这些地方的GDP要高。例如，香港5.4万美元，换算成日元将近850万日元，超过了东京；上海的人均GDP已经达到了3.0万美元，换算成日元也已经有480万日元，超过了除了东京、爱知以外的大部分县份。因此，到这些地方旅游，在经济上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但是，入境旅游业是一个高度外向的行业。虽然我们说日本的经济本身是高度外向型经济，但是旅游业的外向和制造业的外向还是有很大的不同。
制造业的外向，哑巴英语足矣——做过外贸的老师都知道，和老外采购商打交道，对面的英语往往也是三脚猫水平，大家互相发发邮件、打打电话、比划比划，最后总归能谈成生意。这是因为买卖双方往往在同一行业，知识背景相似，理解起来还是很快的。所以，哪怕是听起来颇为令人莞尔的“Engrish”，也能做起很大的全球企业。
但是，靠着三脚猫英语做观光业这样的服务业，那要出大事。服务业的客户很多是普通民众，要是语言讲不利索，别说做大了，很多时候根本做不起来生意。比如中国国内入境旅游做得好的张家界，当地为了做韩国游客的生意，朝鲜语标语随处可见，大家也或多或少能说上几句；日本现在稍微高级一点的酒店、乐园、景点、餐厅，为了做中国人和韩国人的生意，也会配有会讲汉语、朝鲜语等的服务人员；同时，当地也会有中国、韩国移民“同胞服务同胞”，做起如“白牌车”这样一肩挑起司机和导游服务的生意。
这就导致了结构性的就业偏差：一方面，资方为了服务外国客户，天天抱怨会外语的人才不够多；另一方面，由于汉语、朝鲜语学习有难度，不谙汉语、朝鲜语的普通民众，是没法找到此类服务业工作，无法享受到观光立国的红利的。
同时，游客作为出口经济的一部分增加了对当地商品的需求，必然会引致当地通货膨胀。日本现在最典型的问题，就是民宿问题和白牌车问题。民宿这些由中国投资者购入土地兴建，由经营管理签证移民到日本的中国人管理，面向中国游客租出的简易住宿设施，正在提高观光目的地的土地和房产的价格；白牌车这些由中国移民驾驶，服务中国游客交通需求的非营运车辆，也在提高日本的车辆售价。这种“中国人在日本服务中国人”的离岸经济，普通日本人根本无从参与，也没有能够参与到其中的技能和机会，门儿都摸不着。
同时，游客在当地的需求，也会提高当地食品、景点、甚至交通的价格。对于奈良这样收入低、景点多的地方，这种通货膨胀对于没有“上车”，没有享受到观光立国的福利的普通民众而言，明显地影响到了日常生活。
因此，日本很多地方的普通民众在指桑骂槐，借着游客的一些不文明行为大喊反对过度旅游，要求对中国施加各种限制（包括限制中国人移民日本、限制中国游客在日本换领驾照驾车）。这本质上和MAGA之类的反移民主义没有区别——都是由于本国民众没有享受到红利而产生的排外主义思潮。
如果留意日本这几年的政坛变化，最大的变化就是地方主义和极右的崛起。刚刚说的大阪维新会（吉村洋文、前原诚司）是地方优先主义的代表（其核心政纲是让日本把大阪设立为副首都），而参政党（神谷宗币）是排外主义的代表。自由民主党和传统上的中间派公明党由于政治献金问题决裂以后，为了维持政权，是势必要向这两者靠拢的——而最终自民党和日本维新会形成的“自维联立政权”，也极大助长了关西地方主义的志气。
我们具体到高市她本人来讲。对于高市而言，安倍立下的观光立国政策，已经在奈良等“铁锈带”地区积累了足够的怨气，出身于奈良的高市，实在不敢说进一步扩大观光立国政策，这会直接摧毁她的政治基础，让她连议员都选不上；但是选上议员以后，要想获得自民党议员的支持当首相，就必须考虑那些来自“受益于观光立国的地方”的议员，以及经团联等经济界组织的意见。
因此，高市现在面临一个极为拧巴的政治困局——处理不好的话，她可能就不是“日本撒切尔”，而是“日本特拉斯”了。因此，中方是完全可以持续施压的——在日本业界的怒火下，高市早苗“要么道歉、要么下台”几乎已经是定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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