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1月20日是原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诞辰110周年。胡耀邦虽然已经去世36年了，但是人们对他的怀念，对他的思想的兴趣依旧不减，在现代中国波澜壮阔的政治变迁中，涌现出很多政治家，但是像胡耀邦那样能够同时获得普通民众和知识界的广泛赞誉，产生跨时代影响力的并不多。
胡耀邦生于湖南浏阳农家，自幼受同乡谭嗣同报国情怀和舍生取义情怀的影响，14岁参加革命，经历了五次反围剿、长征、红军东征、抗战和解放战争，数次身负重伤，可谓是九死一生从战火中走来。建国后，胡耀邦成为全国最年轻的省部级干部之一，1956年在中共八大上又当选为第二年轻的中央委员（仅比陈丕显年长四个月），“文革”前担任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西北局第二书记、陕西省委第一书记等职务，是党内高层青壮派的代表。“文革”后，胡耀邦又先后出任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中组部长、中宣部长、中央秘书长、中共中央主席、中央总书记等职务，成为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成员之一。
胡耀邦尽管是一个资历很老的革命家，几乎完整经历了建立政权、社会主义革命的全过程，但是他一直保持着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态度，远离革命的狂热；一直保持对外部世界的开放包容之心；一直保持对人民权利的敬畏之情，对百姓冷暖的共情之心；一直保持着不计个人得失，看淡个人权力名位的胸怀，以及清廉的生活作风。
基于这些认知逻辑和道德节操，胡耀邦是党内对“左”的路线的最早觉醒者之一，比如1957年反右运动中，他尽量保护团中央的“右派分子”少受批判，之后尽可能创造机会让他们回北京工作；1962年至1965年他先后主政湖南湘潭和陕西期间，尽量给予农民生产自主性，尽量扩大自由市场空间，给底层创造更多的生存空间。
在“文革”中，经历了严重迫害的胡耀邦，不仅没有意志消沉，反而在囹圄中不断反思中国的制度、意识形态的不合理之处，思考中国未来的前途，又成为中国改革的最早倡导者之一。早在1975年他就主持科技界的拨乱发正；1977年第二次复出后，他以“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决心勇气，在邓小平、叶剑英等人支持下，发起“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为55万右派、300多万受冤干部、1亿多地富反坏右及其家属平反，是推动历史转折的核心人物之一。继而，在党主席和总书记的位置上，胡耀邦又主持制订了《历史决议》，彻底否定了“文革”；主持制订经济、科技和教育三项体制决定，以及五个农村“一号文件”，全面开启改革开放的事业。
胡耀邦在任上足迹遍及1700多个县，每年春节基本上都是与老少边穷地区人民一起度过的，他可以说是中国人民的幸福和自由“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人们往往称他为“党的良心”、“政坛异数”，在他诞辰一百周年之际，FT中文网曾经发表丁学良的纪念文章称他是“非典型领导人”，这是对他的一个较为精炼的概括。
（二）
提起胡耀邦，大家不约而同地是另一个历史名词——“八十年代”。在公众语境中“八十年代”不仅是一个时间刻度，更是一种社会精神状态、一种发展理念的象征。总的来说，它被大家约定成俗地赋予了以下内涵：从价值取向上，它代表着人本主义、理性主义，代表着宽容和自由；从社会形态上，它代表着朝气活力，代表着敢于突破和创新，代表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从发展理念上，它代表着全面现代化的道路，而不是单单追寻某一方面的现代化。二十世纪，乃至整个近现代，中国经历了很多的以十年为单位的“年代”，唯独“八十年代”具有特殊的、充满向上含义的人文价值。
尽管在改革初期胡耀邦并不是权力最大的领导人，他只不过是领导集体中的一员，但是每当提起 “八十年代”，就不约而同地将胡耀邦与之挂钩，就像提起新文化运动，就要想到陈独秀。这是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文革”结束之后，虽然改革成为高层广泛共识，但是大家的主张和目标又有不小差异。多数人更多从实现国家强大和改善人民生活的层面来考虑，或者说局限于物质需求层面，对于现代化最核心的目标——实现人的自由和解放，以及围绕这个目标而必须进行的制度的综合改革问题，相当多数人是忽略的或者是保守的，这就是现代化与现代性之区别。而胡耀邦的改革主张显然指向了现代性的内在要求，并且他一直在呕心沥血，为现代价值之普及尽量争取空间。
具体来讲，胡耀邦是现代价值启蒙的最关键播火者之一。这场启蒙运动，始于上文提到的他发起的“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这场讨论不仅仅具有伟大的政治意义，否定了维护“文革”的“两个凡是”，也具有深远的哲学意义，它促进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觉醒，中国各种现代价值的提出，几乎都是始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后”的思想宽松时期。甚至很多讨论禁区的突破，是继续以胡耀邦所创办的《理论动态》为阵地，或者他示意《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予以开绿灯。
胡耀邦亦是现代价值的保护者。思想现代化的过程充满了新旧冲突，新的理念的传播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但是胡耀邦的“四不主义”（不打棍子、不扣帽子、不抓辫子、不装袋子），的确为之创造了良好的氛围。在胡耀邦担任最高层领导人期间，每当知识界与过去的思想管束惯性发生冲突的时候，他都发挥了让知识分子感到温暖的角色。他去世后，诗人邹友开写下了《好大一棵树》来纪念他，这反映了当时知识分子普遍的心声。
胡耀邦更是现代价值的积极践行者。比如，他所制定经济政策，更侧重于赋予人民的经营自由，侧重于尊重人民本来应该享有的分配权，他是农村土地改革和私营经济最早的倡导者之一，他还提出了“富民为先”的主张，认为民富才是所有政策之核心根本，不能把民富与国富对立起来，这些政策都使得八十年代成为历史上少有的个人收入增长速度高于经济增长速度的时代。再比如，他于1983年初提出了全面改革的主张，此后推行多项科技、教育、社会和政治改革决定，支持基层自治探索，支持武汉大学、北京大学等所尝试的高校治理模式改革探索。
总之，在改革初期的那些具有“现代性”价值的探索中，胡耀邦是一个枢纽性人物，80年代具有前瞻性的改革以及现代理念的启蒙，几乎都与他的保护和支持有关。是以胡耀邦虽然在职时间并不长，但是他的历史地位、影响力远远超过他所掌握的权力。
（三）
从改革史研究角度讲，“八十年代”之所以受研究者的重视，不仅在于它是一个特殊的精神遗产，更在于它实实在在产生的历史作用。
首先是社会思想启蒙保障了维持改革的行稳致远。站在四十年后的今天，我们回看中国改革虽然经历了很多次曲折反复，中国传统的力量那么强大，为何改革开放能够行稳致远？很大程度上靠的是思想启蒙带来的人们对权利意识的觉醒，以及对世界潮流、人类趋势更清晰的认知，基本价值和现代社会常识的普及，为改革开放形成了一道坚实的防火墙。
八十年代的思想启蒙，也是近代以来最大的思想启蒙运动，19世纪末开启的思想维新以及1910年代中期之后的新文化运动，参与者和受众只不过是占社会少数的知识分子，缺乏广泛社会性基础。而八十年代的思想启蒙，由于系胡耀邦等党内最高领导层发起或支持的，由于有现代传媒的协助，其影响渗透力远超前两次。
这场运动虽然一度遭遇低潮，但是21世纪初又借助中国深度加入全球化及互联网带来的言论空间的增大而复兴，其受众至少达两三亿人口，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思想解放运动。这场规模浩大的启蒙运动，还极大提高了人口的素质，将中国的劳动力优势转化为人力资本优势，为持续的工业化提供了强有力的动力。
其次，八十年代开启了制度现代化的不可逆转历史进程。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受苏联模式的影响，人类现代化过程中形成的，尤其二战后逐渐被广泛推广的市场经济、法治、公民权利保护、社会自治、民主选举等制度框架长期受到批判和否定。经历了思想解放运动后，中央以1984年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为起点，逐渐开始接受市场经济体制；1986年的十二届六中全会又承认“高度民主是社会主义的伟大目标之一”，以及肯定了西方启蒙运动中产生的自由、平等、博爱的观念；这期间中央还以谨慎加宽容的姿态，允许部门或地方进行政社分开、政企分开、基层自治和依法治国等方面的探索。尽管中国制度现代化还有很多路要走，但是这也已然是社会的一个重要共识。
再次，“八十年代”所主张的拥抱世界、参与全球化，奠定了中国经济起飞的国际环境基础。这期间，胡耀邦提出了和平和发展是新时代主题的主张，并得到了邓小平的认可，在这个思想的指导下，中国逐步放弃了革命外交路线，与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尤其是西方先进国家建立起和平共处、平等互利的外交关系，积极向外国学习先进制度、技术，欢迎外国对华进行投资和贸易往来；还积极恢复与加入各种国际组织，中国逐渐成为国际秩序中的一员。
这种中外关系的转变，使得中国获得了史无前例的技术和资本输入，刺激了本国的工业化，让中国经济发展形态和社会形态发生了翻天地覆的改变。此外，与世界千丝万缕的关系，也形成推动改革的强大动力，它与思想启蒙一道构成了维护改革行稳致远的“防火墙”作用。
因此，在近半个世纪的改革开放中，从时间长度上看，八十年代只不过是一个很小的部分，但是它对于中国现代化的成功却有非常关键的意义。“八十年代”为改革探寻到了正确的方向，并且进行了坚实的思想和制度奠基，使得中国当代改革开放与过去的自强维新以及同时代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相比，产生了截然不同的结果。
（四）
中国作为一个人口规模达14亿的超级大国，转型使命必然是复杂的，尽管过去40多年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随着过去经济增长所依赖的要素的红利逐渐耗尽，以及国际局势的剧烈变化，中国在实现现代化最后十公里的路上，挑战越来越多，维持必要的中高速的增长越来越难。那么中国应该如何应对这种情况，完成民族复兴的使命？笔者认为八十年代所流行的改革探索遗产，仍可以给当下很多启示。
从国内发展和稳定的视角来看。我们现在主要的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比如腐败、市场机制不完善、贫富差距、民企缺乏安全感、科技创新力不足等，几乎都可以归结为过去经济改革走地很远，而其他改革相对迟缓滞后，抑制了各类要素潜力的发挥。未来社会成长进步的发力点，仍应借鉴参考八十年代主张的全面改革的思路，只有补齐其他基本制度短板，才能塑造中国第二波腾飞的动力，以及有助于建成一个更有弹性、创造力、自我修复能力的社会。
从国际竞争角度讲，中国作为一个全球性大国的崛起，不免要涉及到世界领导权和话语权的问题。这种权力的获得，不仅要靠产品、技术的输出能力，更为关键地是看能不能创造一个多数国家都认可的制度方案和文明价值体系。纵观全球大国崛起的历史看，只有解决了这个问题的国家，才能获得持久的世界领导力。这也需要强化全面改革，释放社会思想活力，增强中国对全球制度和文明的输出能力。
从内外两方面讲，正像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开篇就指出的那样，全面深入改革是“应对重大风险挑战、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的必然要求”，“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赢得战略主动的必然要求”。
因此，“八十年代”虽然在时间上是一个过去时，但是在精神价值上，它并不完全是过去时，也是现在时，还是将来时。在处于发展关键期的今天，我们更应该重视和继承那一代群体的智慧、担当、责任，把中国的现代化事业赓续下去，这也是对邓小平、胡耀邦等老一代改革开放开创者的最好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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