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以色列定格于1967年之前的那个国家，我可能也会成为“以粉”——尽管连本古里安这样的开国领袖都流露过种族清洗的想法，尽管这样的想法已在吕大城推行过……因为以色列还没有机会或理由实施大规模扩张。毕竟，之前的暴力冲突都是阿拉伯民族主义者首先挑起。尽管以色列报之以不成比例的杀伤，但事出有因且规模有限。1967年的“第三次中东战争”再次由不甘心失败的纳赛尔挑起，虽然仅持续了六日，但这次战争的胜利终于改变了以色列。
1967年5月15日，就在以色列准备举行盛大阅兵仪式庆祝独立二十周年之际，埃及装甲车进入西奈半岛，纳赛尔宣布“巴勒斯坦最后一战”。接下来，埃及、叙利亚、约旦在西奈部署了20万兵力、700多架飞机。纳赛尔接着宣布，“基本目标就是消灭以色列。”开罗、大马士革、巴格达也出现大规模游行示威，高喊“让犹太人去死”。为了应对危机，以色列第一次组建“团结内阁”，吸收鹰派贝京入阁，达扬任国防部长。6月1日，“团结内阁”召开第一次会议，最后以12:5投票决定先发制人。5日早晨，200多架以色列飞机低空偷袭，炸毁了埃及空军基地。短短三小时，以色列即摧毁了四个阿拉伯国家的空军力量，赢得了制空权并解除了蒂朗海峡的封锁。
但以色列并未止步于此。贝京就任后，慷慨激昂发表演讲，要求利用约旦参战的机会夺回耶路撒冷老城。经过一夜鏖战，以色列次日清晨攻克了老城，夺回圣殿山。战争爆发不到两天，埃及和约旦军队已被击溃。北部战线指挥官试图说服总理占领戈兰高地，因为叙利亚军队经过炮火袭击北部居民。六天时间，以色列以损失不到800名士兵的代价，取得压倒性胜利，占领了西奈沙漠、约旦河西岸及戈兰高地等4.2万平方英里，领土一下子扩张了三倍。
“六日战争”的巨大胜利改变了以色列的性格。以色列国民从之前的被灭绝恐惧到现在的胜利喜悦，如同坐过山车一般一下子沉浸于欢乐、傲慢和弥赛亚式的华美妄想，从空前的自我怀疑跳跃到空前的沾沾自喜。军事领袖之前谨慎谦逊，现在则成为万民爱戴的英雄。有的将军利用战争积攒的影响力从政，动摇了本古里安的军政分离国策。1967年之前的三位总理没有任何军队背景，之后则有不少是战功显赫的将领，耳熟能详的拉宾、佩雷斯、贝京、沙龙、巴拉克都是军人出身。
然而，这些都还是表面现象。贝京的入阁表明，持续敌对的外部环境正在让以色列右转；他的胜选则表明，原本世俗的犹太复国主义已经悄悄带上宗教底色，而宗教犹太复国主义极大推动了以色列的定居点扩张。
一、宗教犹太复国主义的兴起
系列第二篇已经强调，建国时期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具有鲜明的世俗特征。从赫茨尔到本古里安，犹太复国主义精英为了彻底摆脱两千年来逆来顺受、被动挨打的屈辱，反叛食古不化的正统犹太教，大力开拓新文化、培养“新犹太人”。因此，犹太复国主义遭到传统宗教人士的强烈攻击和抵制。1902年，终于成立了第一个宗教犹太复国主义组织。他们仍然坚持犹太复国主义必须把宗教作为核心，只是体量太小、不成气候。65年之后，以色列攻占了大片土地，这个学派突然成为改变以色列并推动定居点建设的重要力量。
“六日战争”结束后两个月，数百名拉比和犹太神学院的学生在耶路撒冷举行第一次集会，孕育了“信仰者集团”的定居者运动。在他们看来，建国时代的世俗复国主义已经被玩世不恭的自鸣得意所取代，犹太精神已经在西方世俗主义中堕落。现在，救赎的重任落到宗教犹太复国主义的肩上。就和纳赛尔的“泛阿拉伯主义”野心一样，宗教犹太复国主义者决心要在以色列占领的土地上建立犹大和撒马利亚的“大以色列”，并使之成为以色列主权的一部分。这些鹰派们坚信，撒马利亚的首府纳布卢斯是以色列土地上最重要的城市；正是在这里，约书亚更新了与上帝的盟约。在以伦摩利，上帝对亚伯拉罕说：“我要将你现在寄居的土地赐给你的后裔，永远为业。”第一次返迁，以色列人所移居的土地就是撒马利亚山地，但世俗犹太复国主义总是龟缩在平原，没有上过山。平原以色列必将灭亡，复兴犹太复国主义的使命就是要将以色列子民们带回撒马利亚山地。这既是土地的召唤，更是上帝的召唤。“信仰者集团”的创始人库克拉比盛气凌人地警告，任何人不得干预“上帝的计划”，即便以色列民选政府也无权决定从占领土地上撤离。
在工党执政期间，“上帝的计划”还是受到不小的阻挠。犹太人的特点是会利用出色的公关游说能力获得尽可能对自己有利的方案，但一旦方案确定下来，不论它是什么，他们还是会遵守的。一开始，工党政府有效遏制了宗教民族主义及其非法定居点运动。然而，“赎罪日战争”极大削弱了工党政府的威信。
虽然埃及1948、1967年两次进攻都被迅速击溃，却一直没有放弃“泛阿拉伯主义”的雄心。1973年3月，继任总统萨达特决心恢复埃及的民族尊严，和叙利亚总统阿萨德签订了共同进攻以色列的决议。10月6日，有点像2022年10月7日，全以色列都在遵照赎罪日的律令禁食，埃及发动了第四次中东战争。以色列情报部门忽视了摩萨德高层卧底的情报，20万预备役突然面临85万埃及军队和30万叙利亚军队。虽然经过两周的浴血奋战，以色列最终击败了敌军，但失去了2600多名战士，多达1967年的3倍，因而仍被许多以色列人视为巨大失败。
1974年，决心在占领土地上建立定居点的犹太人成立了第一个政治实体——“信仰者集团”(Gush Emunim)，很快成为宗教犹太复国主义的核心力量。“信仰者集团”的主力是精力充沛的年轻狂热信徒，他们和疲弱的工党政府之间展开了一年半的拉锯。他们会不断向政府申请建立定居点，这些申请会遭到政府拒绝，但定居者仍然继续开发。在多次无效申请之后，左翼政府会默认既成事实。新占领土上的定居点是最易造成不和的政治问题，工党政府尽量回避，定居者则利用政府暧昧制造既成事实。
青年信徒一次次尝试在撒马利亚夺取土地、建立定居点，却一次次被疏散和拆除。持续对抗没有打击虔诚教徒集团的信心，反而锻造了他们的意志并巩固了定居点运动。“信仰者集团”的青年领袖兼具宗教信仰和政治技巧，善于制造新闻焦点，成功吸引越来越多的年轻信徒关注并加入。定居点运动变成犹太复国主义点燃的新火炬，激励和动员了成千上万年轻人，并获得他们的支持或默许。随着大规模群众运动爆发，政府被迫允许在耶路撒冷北部埃隆莫雷(Elon Moreh)建立第一个犹太人定居点，此后一发不可收拾。
沙维特的《应许之地》讲述了早期定居点奥弗拉的故事，它就在埃隆莫雷以南不到50公里处。1975年的时候，这个地区周围的阿拉伯村庄人口密集、贫困不堪。村民们并不敌视外来人，定居者和他们频繁交易。是年4月，“信仰者集团”占领了被废弃的约旦军事基地。地方军事指挥官命令他们离开，他们不但拒绝，还对国防部长佩雷斯施加巨大压力，让他指示军队睁一只眼闭眼。不到两年，在民众的海潮般支持下，奥弗拉从一个临时营地变成具备独立生存能力的第一个定居点。奥弗拉的创始人一开始就知道，他们和阿拉伯村庄之间必有一战；战争结束后，它们会彻底消失，就和1948的吕大城一样。但和建国时期的世俗犹太复国主义不同，奥弗拉等定居点并不是为受迫害的犹太人提供避难所，而是要建立“犹太人的王国”。
原教旨犹太教的介入使巴以问题更加无解，巴以谈判提出的要求也越来越强硬和无法调和。政治冲突演变成宗教冲突，双方的宗教人士都认为这是上帝赐予他们的土地。“信仰者集团”认为西岸是一片“处女地”，完全无视那里其实有125万阿拉伯人生活。1974年后，西岸定居点大肆扩张。
二、犹太定居点的扩张
1977年，以色列建国30年之后，工党政权终于下台，贝京的利库德集团首次上台执政。自从1967年进入“团结内阁”之后，贝京一直身处以色列政治边缘，属于“体制内的体制外”人。1973年11月以后，他强烈批评工党总理梅厄夫人，获得越来越多以色列人的认可。次年4月，梅厄辞职，拉宾接任。拉宾代表了以色列新一代领导人。他是第一位出生在20世纪和以色列地，也是第一位只接受过以色列教育并有过军旅生涯的总理。但1977年，以色列媒体揭露拉宾妻子拥有海外银行账户，而这是以色列法律明令禁止的，拉宾因此辞职。执政党领导人一再表现出腐败无能和遥不可及，给反对党领袖贝京带来了机会。5月大选，贝京领导的利库德集团一举拿下43个议会席位，而工党只获得32个。经过连续八次失利，利库德终于在第九次选举实现大逆转。本古里安的政治对手上台，也意味着他所奠基的建国原则将遭遇挑战。
虽然利库德集团本身不是宗教政党，但该党领袖及许多选民和“信仰者集团”有天然的亲近感。这和以色列的国内政治生态及“犹太人”的构成有关。直到1970年代，犹太人中的欧洲白人主导着以色列政治和文化。但1970年代兴起的“东方犹太人革命”改变了以色列政治生态。他们从伊拉克、伊朗、叙利亚、埃及、摩洛哥、突尼斯等中东或北非地区逃难而来，被当地政权剥夺了几乎所有资源，移民到以色列后处于社会底层，大都被安置在远离政治中心的过渡营。移民二代深感不公，于1971年成立了“黑豹党”。为了拉拢东方犹太人，贝京在担任反对党领袖的这些年同他们建立联系。伊尔贡中就有很多战士来自北非、中东、南美、南非的非欧洲犹太人，甚至在伊尔贡身居高位。早在1959年的一次讲演中，贝京就指责本古里安将以色列分裂为欧洲和非欧洲犹太人的国家。1977年，他在东方犹太人的拥护下赢得大选。东方犹太人也兴高采烈，感到自己终于从国家边缘进入了政治核心。贝京在接受采访时有意带上基帕帽，诵读了祈祷文“你赐予我们生命”，象征着宗教重新进入以色列人的政治与文化生活。这在本古里安时代从未发生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