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宾的继任佩雷斯继续推进《奥斯陆协议》，为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的选举创造条件。阿拉法特当选主席，法塔赫赢得巴勒斯坦委员会的多数席位。但巴勒斯坦人的暴力袭击仍在继续，频率和伤亡规模比过去有过之无不及。佩雷斯宣布提前半年大选，并毫无悬念当选，但巴勒斯坦恐怖袭击改变了选举结果。九天内，两座中心城市的暴力袭击造成60名以色列人丧命，而阿拉法特不仅没有公开谴责自杀式袭击，而且多次不指名地赞美“为真主的道路献身”的“烈士”，因而被许多以色列人认为在支持恐怖袭击。佩雷斯仅履职7个月，就被惊恐而愤怒的以色列选民赶下台。
和其他民族一样，以色列人最关心的是自身安全问题。每当暴力袭击加剧，他们就将选票投给安全立场更强硬的右翼政党。1996年，内塔尼亚胡取代佩雷斯成为总理。从一开始，内塔尼亚胡就认为《奥斯陆协议》是一个错误决定。不过上台后，他还是履行了以色列之前的承诺，决定从以色列控制的最后一座西岸城市希伯伦撤军，并且签下了怀伊河备忘录(Wye River Memorandum)，给予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更大的自治权力。
1999年，以色列人希望一个中间人物，选了工党的巴拉克担任总理。他在竞选时提出三项承诺：从黎巴嫩南部撤军、和叙利亚实现和平、实现巴勒斯坦和平。2000年5月，以色列国防军撤出黎巴嫩南部，真主党地位得以巩固。巴拉克、阿拉法特和克林顿在戴维营谈判，巴拉克愿意提供92%的西岸土地和耶路撒冷部分地区。然而，阿拉法特竟断然拒绝这一方案。阿拉法特因此而受到英雄般的欢迎，巴勒斯坦人认为他经受了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威逼利诱。巴拉克则空手而归，政治处境非常不利。
2000年9月，反对派领袖沙龙前往圣殿山，但没有去清真寺。次日，两万名巴勒斯坦人在圣殿山示威。以色列军队使用了小型轻武器，使暴乱进一步升级，7名巴勒斯坦暴徒被击毙。巴解领导人发表强烈反以的电视讲话，号召人民发动针对非穆斯林的“圣战”。在阿拉法特及其安全部队的煽动下，暴乱迅速蔓延全国。这次冲突持续四年之久，被称为“第二次大起义”。和第一次起义的大规模群众运动不同，这次巴解安全部队使用了武器和自杀性爆炸。在阿拉伯人密集的加利利区，阿拉伯人袭击犹太人的财产和机构；犹太人反击，也袭击了阿拉伯人的商店和清真寺。10月，阿拉伯人开始投掷石块和燃烧弹，以色列警察则使用实弹，击毙13名阿拉伯人，后被称为“十月事件”。
12月底，克林顿总统为了挽救和平进程，提出了“克林顿参数”，建议将西岸94-96%的土地以及全部加沙划给巴勒斯坦国。犹太人口占优的定居点可以并入以色列，这样以色列可以并入80%的定居者。另外，根据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的比例，将东耶路撒冷划分为两个区。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都同意了克林顿方案。阿拉法特说他“有保留地接受”方案，并答应在克林顿离任前实现和平。但克林顿离任后不得不懊恼地承认，信任阿拉法特是他担任总统期间犯下的“最大错误”。
当然，阿拉法特也有自己的考虑：虽然承诺归还95%的西岸土地，但西岸已被犹太人定居点割裂成“数十块飞地”，且双方未能就难民回归达成共识。尽管如此，克林顿计划仍然是一次难得的历史机遇。难民回归涉及数百万人，势必改变以色列的人口结构，因而显然不是一个可行选项，不如探讨金钱补偿等更现实的替代方案。西岸定居点虽然不是谈判话题，但在沙龙执政时期就要拆除，因而是一个完全可能的未来选项。尽管哈马斯等激进派别会反对，真正伟大的领袖就得在这个时候一语定乾坤，但阿拉法特没有承担起领袖的引领责任，错失了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戴维营谈判失败后，阿拉法特毫不妥协，巴拉克却继续退让，因而失去了议会支持，不得不宣布提前大选。“十月事件”让以色列阿拉伯人抵制选举，进一步削弱了左翼力量。2001年2月大选，巴拉克输给了利库德领导人沙龙。沙龙认为没完没了的和平谈判纯粹是政治作秀，阿拉法特根本不想达成协议。以色列先后同埃及和约旦实现了和平，但巴勒斯坦人似乎只想看到以色列从地图上消失。
巴勒斯坦的暴力袭击也不断加码，经常攻击人口密集的场所。2001年，100多名以色列人死于自杀性炸弹袭击。夏天，一名自杀式袭击者在特拉维夫舞厅将自己引爆，造成21名以色列人丧生。两个月后，耶路撒冷市中心繁华地带一家比萨店遭到自杀性爆炸袭击，造成15人死亡，其中半数是儿童。多数暴力袭击者来自西岸，巴勒斯坦警察和法塔赫部队参与了多起枪击事件，甚至实施自杀性爆炸事件，加剧了以色列民众对阿拉法特和巴解的敌意。
2002年逾越节前夜，一名巴勒斯坦激进分子混入内塔尼亚的公园酒店，随后引爆了大当量炸弹，造成28人死亡。这次袭击促使沙龙下决心反击，发动了“六日战争”以来规模最大的“防御之盾行动”，旨在摧毁巴勒斯坦主要城市的激进组织基地，并重新控制了1995年根据《奥斯陆协议》交还给巴勒斯坦人的城市。
2002年9月，以色列决定在西岸修建隔离墙，耗时五年完成，长达760公里。隔离墙虽被巴勒斯坦人谴责为“种族隔离”，并渗透绿线、侵蚀了10%西岸领土，但确实对防止巴勒斯坦袭击发挥了作用。截至2004年底，自杀性爆炸事件下降了84%。四年之间，巴以冲突造成1000多名以色列人、2700多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在多数以色列人眼里，阿拉法特是一个不可转变的激进分子。以色列左翼提倡的“土地换和平”政策彻底失败，并从此无缘执政。
我说这一段是要表明，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双方的激进势力互为因果，陷入以暴易暴的恶性循环。对于长年陷入血仇的巴以，维持和平比缔造和平更难，因为双方都会有不守规矩的激进分子。这些人肯定会制造事端、破坏和平。这个时候，双方“老大”能不能镇得住自己这边的“场子”就非常关键。以色列这边也会有极端分子搞破坏，但一般来说他们是个别例外，因为从本古里安那个时候起，军事力量的国家化就做得比较彻底。巴勒斯坦那边则从未启动国家化进程，巴解无力控制哈马斯这样的极端势力。更何况阿拉法特本人多大程度上愿意履行和平协议，本身就可能是一个问题。
阿拉法特的失信葬送了巴勒斯坦的和平机会，造成以色列政治右转；以色列右翼的挑衅则刺激了哈马斯等激进组织的暴力袭击，进而报之以不成比例的暴力惩罚，最后倒霉的是双方尤其是巴勒斯坦平民。以2000年之后的事件为例，假如沙龙不去圣殿山，就不会有第二次“大起义”以及之后的恶性暴力事件，《奥斯陆协议》也许能勉为其难地履行下去。假如阿拉法特能够同意并实现克林顿方案、有效遏制极端组织的暴力袭击，那么对巴勒斯坦相对温和的以色列左翼政权有可能不至于下台。可惜的是，恰恰是他的不妥协、不履约把巴勒斯坦的最大敌人送上了以色列政坛。
五、拆除定居点的后果
从贝京缔结埃以和约可以看到，以色列右翼也并非单纯的战争狂人。2003年，沙龙宣布从加沙单方面撤军，并清除所有犹太人定居点。1967年占领加沙之后，以色列在此扩建了21个定居点。加上历次阿利亚犹太人在此购买的土地，截至2004年，加沙住着上万名犹太人，控制着1/5面积，周围生活着100多万巴勒斯坦人。以色列的定居点扩张并非有利无弊，常年需要数万以色列士兵在加沙服役并提供军事防御，且保护成本越来越高。沙龙的撤离决定被定居者认为是对犹太人的背叛，他们不敢相信自己的国家竟然会将他们赶出居住了几十年的“家园”。他们绝食抗议，并高喊“犹太人不能驱逐犹太人”的口号。时任财政部长的内塔尼亚胡和沙龙公开辩论，认为撤离加沙反而会使以色列更危险，并辞职表示抗议。哈马斯立即用行动支持内塔尼亚胡的观点，开始从加沙向以色列境内发射火箭弹。10.7恐袭不幸证明，内塔尼亚胡是对的：撤离只能让哈马斯发展壮大，让加沙对以色列更危险。
沙龙的下一个目标是撤离西岸。2005年，为了减少政治阻力，他离开利库德并组建自己的前进党，党员多为利库德和工党中持中间立场的成员。可惜撤出加沙四个月后，他突发中风。奥尔默特接任，宣布要将大部分西岸土地归还给巴解，并认为巴勒斯坦可以在巴以棘手问题得到解决之前建国。但就在声明当天，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举行选举，哈马斯以微弱优势获胜。由于选举制度和法塔赫内部严重分裂，哈马斯获得了多数议席，取得了压倒性政治胜利。大选胜利后，哈马斯重申不承认以色列，也不会同以色列谈判。正当以色列提议要让巴勒斯坦提前建国，巴勒斯坦人将一个决心消灭以色列的政权选上台，巴以和平的希望之光再次熄灭。
虽然哈马斯在议会选举中获胜，但法塔赫并没有交出权力。2007年6月，哈马斯发动武装袭击，炸毁了法塔赫指挥部，夺取了加沙控制权。之后每隔一两年，哈马斯就会连续几周或几个月向以色列城市发射火箭弹，使以色列南部民众无法正常生活。虽然以色列屡次实施惩罚性报复，但无法取得决定性胜利，摧毁激进武装组织的网络并保证他们不会再次发动袭击。
这基本上将巴以带到了2023年10月7日。1967年战争造成以色列的空前膨胀和扩张，定居点扩张加剧了巴勒斯坦人的仇恨，以色列人的安全局势反而更加得不到保障。如果他们之前成功抵御了埃及、叙利亚等国的正规军进攻，那么今天哈马斯的火箭弹和自杀式袭击令他们防不胜防。工党政府的“土地换和平”政策得不到阿拉法特的有效响应，也许他也无力控制手下激进派别的暴力袭击。《奥斯陆协议》与其说开拓了巴以和平的前景，不如说是以色列左翼政权的回光返照。安全局势的恶化让以色列右转、鹰派上台，并以更铁腕的手段报复哈马斯隔三差五的零星袭击，却又无力消灭哈马斯，反而播下更多的哈马斯种子——仇恨。作为回报，巴勒斯坦人选择让更强硬“爱巴”的哈马斯上台。定居点的保护成本越来越高，促使沙龙这样的鹰派也不得不下决心拆除加沙和西岸的定居点，但这样反而让哈马斯自由自在地将加沙变成反以基地……
一次次和平机遇就这样流逝，巴以冲突陷入地狱般的绝望。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