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库德集团上台执政，极大促进了定居点的扩张。大选结束两天后，新当选的总理就和沙龙一起来到埃隆莫雷临时营地，声称“很快会出现更多的埃隆莫雷”。（戈迪斯：《以色列——一个民族的重生》，浙江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312页。）“信仰者集团”说服贝京承认奥弗拉等定居点的合法性。一旦获得合法承认，政府各部门就会鼎力支持定居点的建设，包括住房、医疗、福利、教育和防御。事实上，以色列住建部和国防部都有“信仰者集团”的人。不到五年，原来非法的定居点变得稳定可行。奥弗拉成了所有定居点的“首都”，批量复制和扩张的时机到了。犹太人在此周围建立了40个定居点，人口从1000增长到4.3万。贝京担任总理期间，定居点数量翻了一倍。
截至2020年，约旦河西岸已有132个以色列政府批准的定居点，居住着约45万犹太人。除了这些“合法”定居点外，还有135个非法“前哨站”(outposts)。它们是1993年《奥斯陆协议》冻结定居点之后滋生出来的。前哨站虽然没有得到以色列政府的批准，却在沙龙任总理期间得到鼓励和支持。如果前哨站的定居者从事极端活动或和巴勒斯坦居民发生暴力冲突，以色列军队也会予以拆除，但以色列政府平时经常为其提供军事防御和公共设施，并可能事后承认其合法地位。譬如2023年，内塔尼亚胡政府就将9个西岸前哨站合法化。（“以巴冲突：加沙的战火之外 约旦河西岸的社区正在分裂”，BBC News, 2023年11月11日。）
但对于原教旨主义者来说，定居点数量再怎么增长也无法满足他们的诉求。这样的定居点建得再多，也只是西岸犹太人的孤岛，不会得到国际组织和平原以色列人的承认。他们要建设一个新耶路撒冷，一个没有清真寺也没有阿拉伯人、只有“第三圣殿”的耶路撒冷。要让以色列获得“救赎”，就必须彻底控制圣殿山。它是上帝和以色列盟约的象征和犹太人生命的根源，而只要阿克萨和奥马尔清真寺这些令人厌恶的标志仍然矗立在圣殿山，这一切都不可能。它们是对上帝的亵渎，对以色列人的侮辱。因此，只有摧毁清真寺，以色列才能通往天堂，以律法启示的王国代替世俗民主国家。短短五年之间，奥弗拉已成为滋生恐怖主义的温床。1984年春，其原教旨主义创始人被秘密情报组织带走。多数定居者信奉实用主义而非原教旨主义，他们终于震惊地看到宗教与政治的结合可以多么疯狂。
在以色列人文主义者看来，奥弗拉这类非法定居点玷污了以色列本身。它们就像癌细胞，从一个器官扩散到另一个器官，最终将危害整个以色列机体。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从一开始就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它是一个民族解放运动；但另一方面，它又是一个殖民主义事业，打算以驱逐一个民族的方式拯救另一个民族的生命。”（沙维特，《我的应许之地——以色列的荣耀与悲情》，简扬译，中信出版社2016年版，第217页。）起初半个世纪，犹太复国主义者意识到这个问题，小心翼翼地避免和殖民主义扯上关系。但1967和1973年之后，殖民者利用战争造成的政治真空和虚弱，并滥用了工党的懦弱和利库德的鲁莽。非法定居点迟早会让世界将以色列看成新殖民主义，并逐渐抛弃以色列。
然而，国际社会的抛弃未必能让以色列回头；相反，许多以色列人会选择通过更强硬方式寻求安全感。毕竟，安全生存是一切的前提。有安全感的时候，以色列人更关注社会问题，也更愿意为和平作出牺牲；一旦安全感受威胁，许多人会本能地把票投给他们认为更能保护自己的人。1977年之前，工党统治了以色列30年。但此后至今的48年中，工党仅执政了8年；除了中间派执政不到5年之外，其余35年均为以利库德集团为主的右翼执政。
三、右翼也能缔造和平
虽然以色列右翼通常是鹰派，但不少和平机遇是右翼创造的。左翼“以土地换和平”的倡议屡屡因右翼反对而失败，但如果右翼提出和平建议，那么一贯更倾向于和平妥协的左翼不得不支持，因而和平往往能成为全国共识。“不无讽刺的是，右翼势力才是未来实现和平的关键。”（戈迪斯：《以色列——一个民族的重生》，第310页。）贝京曾被英国列为头号恐怖分子，也是以色列第一位右翼总理，却让以色列和其最强大的敌人——埃及——实现了和平，并和埃及总统萨达特共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1977年11月，萨达特向以色列示好。贝京第一时间作出回应，一周后就把他请来以色列，成为第一位在以色列议会发表讲话的阿拉伯领导人。萨达特提出和平五项条件，包括以色列完全撤回1967年边界和巴勒斯坦人实现独立。这个条件过高，即使卡特斡旋也差点谈崩。最后，贝京放弃了西奈半岛，但保留约旦河西岸，也没有答应把它交还给巴勒斯坦人。萨达特出卖了巴勒斯坦，成为和以色列实现和平的第一位阿拉伯领袖。1978年9月，以色列议会经过激烈辩论，以84票同意: 19票反对: 17票弃权通过了《戴维营和平协议》。
《戴维营和平协议》意味着以色列其实有能力拆除定居点。协议通过后，以色列境内也有抗议，生活在西奈半岛的犹太居民即反对以色列从该地区撤出，但1982年4月还是开始撤离。当然，定居者是获得以色列政府赔偿的。虽然多数居民愿意接受赔款，也有少数人拒绝抛弃家园，以色列国防军不得不把他们赶下来。撤离过程中没有发生任何人员伤亡，体现了军方和定居者的相对克制。
1982年6月，以色列发动“加利利和平行动”。沙龙带领的部队远远超过内阁规定的40公里纵深。这可能是以色列发起的第一场主动战争，国际形象大受损害，阿拉法特反成了巴勒斯坦人民的拯救者。当时，巴解机构设在贝鲁特西南部的巴勒斯坦难民营内，遭到以色列无情轰炸。8月，阿拉法特终于妥协，并和近万名巴勒斯坦战士和数百名叙利亚战士离开黎巴嫩。贝京希望帮助黎巴嫩基督徒长枪党对付其宿敌穆斯林，从而防止黎巴嫩火箭弹射向以色列，或许还能和黎巴嫩签订和平协议。9月，叙利亚特工对长枪党总部实施爆炸袭击，炸死了长枪党首领。沙龙抓住机会，清除贝鲁特西南部巴勒斯坦难民营。在国防军封锁掩护下，长枪党进入难民营复仇，三天内屠杀了700-800名巴勒斯坦难民。
大屠杀事件不仅引起以色列国内抗议和调查，而且改变了美国年轻犹太人对以色列的看法，1967年以来对以色列的无条件支持不复存在。当然，以色列的入侵也没有消灭黎巴嫩的激进武装力量；恰好相反，伊斯兰抵抗组织真主党应运而生，其宗旨是“消灭以色列”并将“西方势力”赶出黎巴嫩。
四、昙花一现的《奥斯陆协议》和回光返照的左翼政权
1987年12月，加沙和以色列边境发生交通事故，造成4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引发了第一次“大起义”，抗议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长达20年占领。就和1938年的“大起义”一样，此次起义及之前黎巴嫩战争失败改变了以色列的政治局势，右翼势力被击败。有史以来第一次，以色列议会中和平呼声占据多数。如果说1973年的战争令阿拉伯人认识到，他们不能以暴力占领以色列，那么1987-92年的巴勒斯坦大起义也让以色列人认识到，巴勒斯坦人不会消失。1967年“六日战争”之后，这曾是多数以色列人的幻想。幻想破灭之后，左翼和平理念从政治舞台的边缘转移到中心，为《奥斯陆协议》奠定了政治基础。
《奥斯陆协议》虽然是在工党执政期间谈成，但和平进程也是利库德集团启动的。1991年10月，沙米尔担任总理期间，以色列政府和来自叙利亚、黎巴嫩及约旦的代表团在西班牙见面。这是以色列第一次和巴勒斯坦人坐在同一张谈判桌上，史称“马德里和平会议”。1992年大选，拉宾当选总理，承诺在6-9月内与巴解领导人达成临时协议。1993年初，以色列议会废除了禁止以色列人和巴解谈判的法律，次日即和巴勒斯坦代表在奥斯陆秘密会谈。8月，外长佩雷斯访问奥斯陆并秘密签署《奥斯陆协议》。
根据“相互承认”条款，巴解承认以色列的生存权，宣布放弃对犹太国使用武力；以色列则承认巴解是巴勒斯坦合法代表，允许阿拉法特和数十万名战士从国外回到西岸和加沙。于是出现了阿拉法特和拉宾在白宫草坪握手言和的著名一幕。1995年9月，双方签署《奥斯陆第二阶段协议》，将西岸分为ABC三个区域，分别由巴勒斯坦单独控制、双方共管和以色列单独控制。虽然两阶段协议都没有承诺巴勒斯坦建国，这是协议框架的最终目的。
然而，《奥斯陆协议》从一开始就受到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双方激进组织的强烈反对。持强硬立场的穆斯林坚持，《奥斯陆协议》离经叛道，以色列没有权力生活在阿拉伯土地上，并坚决抵制和以色列达成任何协议。为了挫败协议，哈马斯等激进组织针对以色列士兵和定居点发起多次袭击，但伤亡规模有限。以色列这边的极端分子则干了一票更大的。1994年2月，美国犹太移民戈德斯坦持枪进入希伯伦先祖墓地，朝正在祷告的穆斯林开枪扫射，当场造成29名穆斯林死亡。虽然以色列和宗教领导人纷纷谴责暴力，但未能阻止阿拉伯报复持续升级，哈马斯自杀式爆炸袭击造成特拉维夫和耶路撒冷等城市大量伤亡。1994-96年间，死于武装袭击的以色列人数超过建国以来所有武装袭击造成伤亡人数总和。拉宾因为发现阿拉法特不可信任，甚至私下考虑放弃《奥斯陆协议》。但是年5月，以色列国防军仍然按协议撤出了耶利哥绝大部分地区，并开始从西岸和加沙大城市撤离。
许多以色列人看到，与阿拉法特签协议不仅没有带来和平，而且造成更多恐怖袭击，因而认为政府犯下了致命错误。右翼政客不断煽动，拉宾就是罪魁祸首。宗教犹太复国主义团体则从神学角度，认定以色列是上帝赐予犹太人的土地，任何放弃哪怕一小块地的协议都将遭到天谴。1995年11月4日，为了表达以色列将坚持执行协议，拉宾和佩雷斯呼吁民众前往特拉维夫参加大规模和平集会，到场人数超过15万。他在演讲中指出：“暴力正在侵蚀以色列民主的根基……暴力不是以色列的出路。民主国家可以有不同观点，但最终决定必须通过民主选举作出。”（戈迪斯：《以色列——一个民族的重生》，第346页。）然而，就在唱完“和平之歌”离去之际，拉宾被一名25岁激进大学生枪杀。就和1932年犬养毅首相遭日本右翼分子枪杀一样，拉宾遇刺成为巴以关系的不祥预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