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太一：从“三国演义”视角看台海态势与中美关系

{"text":[[{"start":9.33,"text":"【本文系“中美关系百人百访”的最新一篇。】"}],[{"start":13.36,"text":"孙太一博士，美国克里斯多夫纽波特大学（Christopher Newport University）政治科学系副教授，美国精英学者协会（Phi Beta Kappa）成员，“全球华人政治学家论坛”联络协调人及多媒体智库、《海外看世界》执行主编、《华府圈内》创始人。发表有《台海战争迷思》、《颠覆即转机》、《全球公共参与教学》、《与圈内人聊美国大选》等中英文著作及数十篇学术论文、书章。他的研究领域包含比较政治学、国际关系学、国际政治经济学以及美国政治和公共政策。他也是中国大陆、香港、台湾、美国、俄罗斯、乌克兰、日本、澳大利亚、伊朗、阿塞拜疆、智利等多个国家和地区媒体的长期时评人。曾任美国波士顿大学国际关系与政治科学系讲师，“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波士顿大学中国政治学研究工作坊”负责人。"}],[{"start":67.08,"text":"以下是访谈实录。"}],[{"start":null,"text":"

"}],[{"start":68.91,"text":"问：你长期研究大战略，可以介绍一下你新近出版的书中，你采用了《三国演义》著作中的某种战略态势阐述目前台海关系，可以简要介绍这一著作的基本框架和现实的学理意义吗？"}],[{"start":82.44,"text":"孙太一：我在中国大陆长大，现在美国教书。我的合作者翁履中教授在台湾长大，现在也在美国教书。当我们在2023年于洛杉矶举办的全美政治学年会上交流研究的进展时，我们觉得，在政策讨论中，描述中美关系时有很多关于“修昔底德陷阱”的引用。这词源于古希腊，后被美国学者构建的概念可能不太适用于中国目前的状况，尤其在涉及到一个重要的不可回避的现实——台湾。此外，太多的书籍和政策文件预测战争即将来临，这非常引人注目，但这和我们与北京及台北的政策制定参与者们互动的经历非常不同。我们决定找到一个更好的历史类比，来更准确地把握当前形势的结构特征和博弈背景。后来我们发现，晋代陈寿在《三国志•蜀书》中记载的“益州之战”与我们的理论框架非常吻合，我们后来称之为“益州困境”——这一概念的来源正是我们自己的中国文化。我们也非常荣幸地邀请到马英九、贾庆国、卜睿哲这三位重量级嘉宾分别从台湾、大陆、美国的视角为我们的书作序。"}],[{"start":154.34,"text":"“益州困境”是一个同时让三方都面临的困境——霸权方、崛起方以及对崛起方崛起扮演着至关重要作用的较弱的第三方——所有各方都面临着同样的难题：行动或不行动都潜在会导致不良后果。"}],[{"start":169.94,"text":"东汉末年三国时期相关行为体的经历为我们提供了具有历史意义和当代意义的战略教训。我们的分析集中在魏、蜀、吴三分天下之前的公元 210-214 年左右。曹操领导下的魏代表霸权方，刘备领导的蜀（汉）正在成为一支重要的但仍在崛起中的力量。公元 210 年左右，其领土仍相对较少，但实力正在不断壮大。蜀（汉）位于中国中部，北面是魏，东面是另一个传统强国——孙权领导的吴。魏吴之间的动态反映了美国和苏联在冷战中的竞争，双方都将对方视为另一个实力相近的大国。随着魏国巩固了对中国北方的控制，吴国发现自己无法独自制衡魏国的霸权地位。另一方面，随着刘璋控制的益州（汉）被纳入分析，情况就变得更加复杂了。益州位于蜀西、魏南，当时由刘璋统治。"}],[{"start":null,"text":" "}],[{"start":230.29,"text":"值得注意地是，蜀和益州的统治者都姓刘，都声称自己是汉室（公元前 202 年至公元 220 年左右）宗亲，刘璋和刘备最初也互相信任，有时还会互相帮助。例如，当刘璋感到北方的威胁时，他会邀请刘备的军队帮助他保卫益州的北部边境；同时，他也提供了一些军队和金钱。此“二刘”也经常声称他们来自同一个家族，就像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都以汉族为多数一样。与此同时，尽管台湾民众的自我认同在民进党的推动下已慢慢开始出现了从“中国人”转变为“台湾人”的趋势，但台湾主要的非政治化族裔根源仍然是汉族。我们的论点强调，蜀和益州有着共同的祖先，但并不意味着存在完全一致的民族认同。事实上，即使在同一个统治者的统治范围内，精英阶层内部不同派系的政治观点也会因各种因素而有较大的差异。比如，益州内部当时可以被分为两派：东州派和益州派。东州派代表外来者，而益州派代表本地人，即土生土长的益州人。这种划分与台湾的外省人与本省人之分如出一辙。由外来者组成的东州派统治着益州，就类似于外省人自国共内战以来的相当长时间里在台湾岛更占据优势。当时，刘氏统治着整个西南地区，甚至有“一国两制”的提议，旨在实现高度自治的共存，不必相互接管，希望维持现状。"}],[{"start":323.08,"text":"当魏国与吴国发生冲突时，形势发生了变化，也促使吴国寻求蜀国的帮助，以遏制魏国的扩张。蜀国领导人刘备没有把精力集中在帮助益州的刘璋保卫益州的北部边境，而是要求刘璋提供更多资源来帮助完成救吴的任务。当时，刘备在益州北部边境已经驻扎了大约一年，迟迟不与北方的威胁交战，刘璋因此对刘备的意图产生了怀疑。正如刘备的军师诸葛孔明所建议的那样，刘备认为对其最优的方案应该是先巩固整个西南地区，形成三方力量的平衡，然后再寻找机会进一步扩张。"}],[{"start":361.76,"text":"刘备怀揣着夺取益州的野心，但面临一个关键的困境。夺取益州有过度扩张的风险，他自己“仁德”的名声也可能严重受损。另一方面，如果他满足于现状，不扩张，蜀国将面临失去成为三大强国之一地位的风险，其崛起也可能因此面临阻碍。刘璋和他的益州也面临一个困境，因为与刘备闹翻不仅会导致其领地附近军事冲突加剧，而且他的政治和经济回旋空间也会缩小，更有可能被刘备的军队强行统一，让刘备占领整个西南地区。然而，维持现状只会让刘备更加强大，因为包括益州精英在内的许多人已经通过互动与刘备建立了更紧密的联系，这又进一步降低了益州精英对刘备野心的警惕性，并可能让潜在的威胁变得更大。当刘璋拒绝提供刘备所要求的相关资源时（尽管他同意提供一些帮助），刘备便指挥他的军队开始向刘璋的益州进发。然而，这不是一场全面战争，因为刘备一直不愿意用武力实现统一。相反，刘备选择了迫使益州周边一些卫星城先投降，再开始封锁益州的方式，围而不打，利用外交和胁迫手段迫使刘璋投降。尽管刘璋已经储备了粮食和武器来抵抗，当时存储的实力可能也足以守城三年，但他最终还是选择投降，以避免益州人民遭受战争的蹂躏。因此，刘璋打开了城门，让刘备以几乎和平的方式统一了“汉”，并巩固了整个西南地区。结果，益州落入了刘备之手，并被蜀国控制。魏国作为霸主，在目睹刘备的扩张并希望阻止蜀国崛起时也面临了困境。魏国当时在东南战线上被吴国拖累得太深，无法扭转局面并重新保持平衡。魏国面临的困境是，如果它忽视吴国的活动，其霸权地位可能不复存在。然而，首先对付吴国这个更迫在眉睫的威胁，意味着刘备和他的蜀国可以有更多的空间和时间去行动，并在以后挑战魏国的权力——从而不受制约地向魏国这个霸权发起挑战。"}],[{"start":494.42999999999995,"text":"尽管刘备能够统一“汉”，但结果对他来说并不一定是最理想的。蜀国拿下益州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导致了过度扩张，损害了刘备作为“仁慈领袖”的声誉。为了维持封锁，刘备还必须从中部地区重新调配军队，这削弱了他之前的据点，并导致蜀国因防御不足而失去了其他地区的领土。最终，继承魏国领土的司马家族击败了蜀国和吴国，为建立新的统一王朝晋朝铺平了道路。值得指出的是，晋是由司马家族利用魏国内部的挑战和分裂所建立的，这一过程终结了魏国。"}],[{"start":532.4499999999999,"text":"3世纪的益州之战与21世纪的决策者们面临的地缘政治动态有颇多相似之处，魏、蜀（汉）、益州（汉）的历史关系分别反映了美国、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之间的现代互动。同样，吴国当年的强大力量也可以与当代的苏联/俄罗斯类比——这是一个需要不断扩张才能巩固自身政权的国家。正如蜀汉认为必须巩固西南地区才能成为一股强大的力量一样，中国共产党的决议也指出“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正如刘氏二人祖籍相同，当代海峡两岸也是同宗同源，都信奉儒家文化，都说中文（两岸也有人同时也说闽南语/福建话），国民党这个党虽然因国共内战才将其政府迁至台湾岛，但赴台后仍然在台湾延续中华民国的统治。就连外部的地缘政治环境也相似，魏吴之间的互动类似于美俄关系。魏吴相对权力更替之后的状况正如同苏联解体之后美俄的相对力量变化，两者之间不再有力量平衡。然而，随着两大势力陷入地区冲突，一个诱人的战略机遇出现在了新兴大国面前，使其可以巩固领土和资源，而蜀国抓住了这个机遇。"}],[{"start":614.03,"text":"最重要的是，3世纪和21世纪的案例都表明，三个主要参与方都面临着“益州困境”。对于崛起中的新兴大国而言，过度扩张会给硬实力和软实力都带来巨大损失。相反，克制也会让崛起大国受到限制，甚至无法获得“大国地位”，完成复兴。因此，两难抉择在于是保持谨慎而孱弱，还是冒着实力被进一步削弱的风险去积极推动领土收复。21世纪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也面临着这一困境，就像3世纪时的蜀国一样。"}],[{"start":649.74,"text":"对于具有战略重要性但相对弱小的一方而言，主张自治和独立以进行抗争可能会加剧局势的紧张程度并引发崛起方的扩张行为。然而，维持现状将使崛起方继续增强自身实力，从而更有可能发生不利于弱小实体的强制统一。在这种情况下，当代台湾的情况与 3 世纪的益州非常相似。"}],[{"start":672.89,"text":"对于霸权方而言，它不仅会面临与较弱第三方类似的是否维持现状的困境，而且来自其他地区各方的挑战也可能导致这样的困境：如果不解决其他更紧迫的挑战，霸权方可能会失去其霸权地位，而参与这些挑战又会使崛起方带来的挑战得不到遏制。将当代美国与 3 世纪的魏国进行比较我们会发现，就像吴国给魏国制造了各种麻烦一样，美国也不得不应对俄罗斯在乌克兰发起的意料之外的战争，而这样的迫在眉睫的威胁也必须得到应对。然而，投入大量资源应对迫在眉睫的威胁将使崛起方有更多时间壮大并超越霸权方。"}],[{"start":712.77,"text":"这一理论框架与著名的“修昔底德陷阱”模型形成鲜明对比，尤其是当存在较弱但重要的第三方行为者这一主要障碍时。与修昔底德陷阱模型不同，在修昔底德陷阱模型中，崛起大国的持续崛起，会提醒霸权国家在其相对实力下降之前发动战争，或者崛起大国会冒着先发制人的风险发动战争以更快地夺取霸权地位。而在“益州困境”下，许多计算受到重要的较弱第三方行为者的制约，因此发生战争的可能性较小。"}],[{"start":746.78,"text":"我们的分析延伸到这样的论点：这些动态中的关键因素并不一定是参与方的实际能力，而很可能是他们所感知的能力。虽然对这种能力的感知可能不稳定，但却可以通过对精英和决策者的调查来评估。我们需要考虑的不仅是利益相关者的总体感知能力，还包括这些能力如何与冲突地点相关地分布——具体来说，就是潜在冲突区与各方后勤支持网络的距离。此外，一方能力的潜在模糊性也可以作为稳定因素。华盛顿经常批评北京在军事上不透明。然而，如果北京认为自己比华盛顿弱得多，那么只有通过这种不透明才能保持“势均力敌”的假象。同样，美国干预意图的模糊性也有助于稳定，因为它使北京在发起重大军事行动时保持谨慎。因此，关键不仅仅是能力的提升，而是围绕这些能力和霸权意图的模糊性的状态。模糊性有助于形成一种权力平衡的认知，促进稳定。相反，霸权意图的模糊性不足反倒可能会激怒新兴大国，使其采取更为大胆的行动。"}],[{"start":816.9,"text":"问：中国是五大常任理事国中唯一未实现领土完全统一的国家，你认为中国大陆对台采取武力措施的临界点是什么？统一的关键变量有哪些？"}],[{"start":828.23,"text":"孙太一：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都有想得到而还未得到的领土。当前的俄乌战争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start":837.57,"text":"关于对台采取武力措施的临界点，我们的访谈有一个收获，那就是大陆动武和武统并不能完全被等同起来。动武，很可能是对美方或者台方挑衅的回应，其目的并不一定是直接要拿下台湾岛以及台北当局当前统治的所有领土。也就是说，动武可以围绕“反独”展开。2005年大陆通过的《反分裂国家法》中有三条值得注意。首先，如果“台独”分裂势力以任何名义、任何方式造成“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事实”，比如美国正式承认中华民国、美军进入台湾或台湾正式宣布独立，这可能会引发解放军使用武力实现统一。另一个可能导致北京采取非和平手段的条件是“发生将会导致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重大事变”，例如举行独立公投——陈水扁曾经打算这样做，北京认为蔡英文也考虑过这样做，而赖清德也可能会有这样的意图。而第三个条件“和平统一的可能性完全丧失”虽然看起来有些模糊，但大陆精英认为这种模糊对北京有利。大陆的红线是有原则的，因为台湾是中美关系中最关键的问题。北京方面打算保持措辞模糊，以便保留最终解释权。措辞越具体，北京的立场就越具有挑战性。更重要地是，外界有不少人猜测北京有一个统一时间表。然而，不少大陆精英表示，实际上没有这样的时间表，因为时间表也会让北京陷入困境。"}],[{"start":931.01,"text":"统一可以“武统”也可以“和统”。“武统”看实力，以及承受代价的忍耐度；“和统”同样需要看实力，因为无论是硬实力还是软实力，只有实力足够强，才有底气形成压力促成和统。当然，也有不少我们的受访者认为，武统的结果会让两岸同步得更彻底，而和统如果条件对任何一方都不足够优越，都可能在统一之后对治理形成新的挑战。当然，美方及其他方面干预的意愿与强度也是关键变量。"}],[{"start":962.52,"text":"问：特朗普的第一和第二任期均采取了对中国的关税战，你观察到这两次关税战有什么明显的区别？中美在涉关税的博弈中是否形成了新的互动模式？"}],[{"start":974.85,"text":"孙太一：特朗普打第一次关税战时，身边还有比较专业的懂行的人，而中国对于应战准备不如第二任期时那么充分。到了第二任期，特朗普以忠诚作为选拔团队成员的首要考量，因此一定程度上牺牲了专业性。而中国这边因为早就料到特朗普会再打关税战，对回应的牌准备的比较充足。这就导致了我们之前看到的双方轮流加码到美方对中方打稀土出口限制等加征关税以外的牌感到意外的情况。而当下，中美双方已经充分了解了对方的意图和潜在可打的牌，已经形成了动态平衡，这也让中美关系逐渐在低位进入了一个稳定期。当然，接下来的进一步降关税，或者取消限制、去贸易壁垒会更具挑战。"}],[{"start":1025.49,"text":"问：你对俄罗斯与乌克兰的战争前景有何展望？你观察到欧美长期的制裁围堵对俄罗斯的综合国力的弱化效果如何？俄罗斯走弱是否带来新的全球战略格局的转变？"}],[{"start":1039.1200000000001,"text":"孙太一：俄罗斯当前认为自己已经找到了让战争可持续的方法，因此并不急于迅速谈成协议结束战争。相反，俄方认为越往后，美欧对乌克兰的支持力度就越充满变数，尤其是相关国家的纳税人对于掏钱把武器送给乌克兰却迟迟无法取得胜利会越来越不满。特朗普方面希望乌克兰能做出实质让步，满足普京提出的条件而结束战争，但这只是一厢情愿。俄罗斯在经历多方制裁之后，依旧能靠诸如向印度等经济体出口原油的方式来获取源源不断的资金，所以综合国力受到的影响依然较为局限。只有当俄罗斯的重要贸易被掐断之后，其国力才会实质上被大幅削弱。但如果美方依然是特朗普式的领导人在台上，且欧洲如果有更多右翼领袖当政，很可能会反而更崇拜普京这样的强人，而继续巩固俄罗斯在全球战略格局当中的相应地位。俄罗斯实际上经济实力已经并不是很强了，之所以能在当今全球战略格局中仍有重要一席之地，除了拥有较多的核武器外，其领导人的强人形象给特朗普等领导人的印象也是重要因素"}],[{"start":1112.23,"text":"问：在美国与中国经贸关联走弱，安全竞争走强的背景下，你在美国观察到美国智库对中国的研究出现了哪些新的现象和动态？"}],[{"start":1122.72,"text":"孙太一：美国智库也出现了“泛安全化”的情况，这当然与其政府的相关要求和偏好是分不开的。华人在美国智库更难了，涉华相关的项目如果客观理性，可能会被指为代表北京说话。这就使得哪怕研究的方法论变化不大，产生的结果也会明显对中国更为强硬。而一些兵棋推演等模拟，往往都以摩擦或战争开始，很少考虑外交手段、和平解决问题的可能性。这就使得一些对双边关系不利的场景都因为“自我实现的预言”而出现了。"}],[{"start":1158.41,"text":"问：你长期在美国工作，从美国的视角看中国国内的美国研究，你有什么建议？"}],[{"start":1164.69,"text":"孙太一：中国大陆的美国研究已经与几十年前相比有了长足的进步。鸡蛋里挑骨头的话，我认为可以有更多微观层面的研究，研究一些具体的个体、机构、政策，不光研究联邦层面行政和立法的变化，也同时对州一级的政治予以足够的关注。当然，当前赴美做田野调查采集一手资料困难重重，这可以理解。但有的时候通过互联网，融入美国的一些网络社区，了解他们的文化、叙述也是弥补的手段之一。总体而言，很多中国学者对美国的了解已经超过了美国人自己对自己的了解，尤其是对时事的跟踪与分析可以做到又快又有深度。继续保持相关优势的同时也可以在更为学术、理论的层面进行拓展，把美国研究重新纳入到比较政治学的范畴，将其作为诸多样本、案例中的一个来展开科学、系统的研究。"}],[{"start":1220.81,"text":"（注：王英良，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博士，主要研究中国对美直接投资，产业与国家竞争，目前正在推动“中美关系百人百访”栏目，全球访谈对接微信号：porsche910114。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bo.liu@ftchinese.com）"}]],"url":"https://audio.ftmailbox.cn/album/a_1758263526_3461.mp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