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永浩和西贝之争，罗永浩抓住了大众的情绪，而西贝本身可能也存在诸多问题。撇开西贝的具体问题从行业着眼，就会发现，公众对预制菜的误解，对自身的误解，才是背后的真问题、大问题。
很多人觉得，“我花了现炒的钱，却吃了预制菜。”预制菜就一定要比小店现炒便宜，这本身就是认识上的误区。好的预制菜，比品质不好的现做，成本可能更高，自然也就更贵。街边夫妻店，买了最差的肉，现做一盆毛血旺，再加点色素，看起来很好看。另一家大型连锁品牌，用预制菜做一盆毛血旺。后者品质会更高，更安全。
形成这种误区的原因，是单一指标对比。罗永浩也是采用的这种单一指标对比法，逻辑是：现炒的更好－街边小店现炒－小店更便宜，所以你不是现炒为何那么贵？但西贝按照小店操作，肯定会不符合各种规范。所以你如果引入多维度的评价指标，你就会发现，大型连锁店可能肯定比小店安全。
一、消费者低估了现炒的价格。
在人工和租金都很贵的当下，现炒很贵。首先是炒菜的劳动价格。上海的话，请一个阿姨，3个小时做三四个人的菜，买菜、预处理、炒菜、洗碗，价格是100元。
然后就是场地。房子算500万，住50年，1年就是10万，一天300元。吃饭要用到的面积是厨房、饭厅，算三分之一，那就是100元。有了房子，还得有装修与设备。冰箱、洗碗池、水龙头、微波炉等等，还有厨房、饭厅的空调、灯光，桌椅板凳等等。100万的装修，分三分之一给厨房、饭厅，使用20年，平均到每天就是150元。
再加上50元的食材，这就意味着三个人，在家里吃一顿现炒饭，实际成本就是300元。
除了食材，其他的成本对于家庭来说是沉没成本，不再计算了。但对开店来说，这些成本都得分摊到食客身上。餐厅得地段更好，装修更好，隔几年还得翻新，服务员厨师都是年轻人，比一般中老年员工的价格更高，还要交社保。所，餐厅的现炒成本比家庭还要上升很多，在餐厅吃上一份完全按照家庭方式的现炒，估计人均起步价得在200元这个水平。
实际情况是，餐饮业采用预制菜降低的成本，已经在竞争中用来降低了价格。消费者看到的价格，已经是广泛采用预制菜后的价格了。现在餐饮艰难，利润不高，餐饮行业并没有因为预制菜，获得了超额利润。
二、消费者高估了自己对现炒的支付意愿。
现在舆论中对预制菜的呼吁很高，理论上，谁来满足这个需求，一定会店堂爆满。但为何餐饮业始终没有人来做这个事？
对消费者来说，真实的选择是这样的，一定的预算，是投向菜品、环境，还是非预制菜。年轻人约会，选烛光晚餐还是非预制菜；商务招待，是上一瓶茅台，还是选非预制菜？答案不言而喻。一家是号称杜绝了预制菜，但环境、菜品都差一些，而另一家采用预制菜，采用中央厨房，但环境更高档、菜品更好。后者肯定会在竞争中胜出。
本质上，高估自己支付意愿的本质，是高估自己对安全和品质的需求。讽刺的是，当无数人认可这个连锁预制菜和街边小店的比较，正好证明了消费者对食品品质并不在意，所以完全没有意识到小店现炒的安全问题。
所以，虽然舆论中对现炒菜的呼吁非常强烈，但有经验的餐饮经营者知道，这个需求是伪需求。消费者没有足够的支付意愿，撑起一家这样的品牌。所以，市场没有响应这个需求。这就是价格舆论和真实市场行为的不同。
三、价格舆论与真实市场行为是不同的
关于预制菜的舆论，本质上是花多少钱，应该得到什么样的东西。其实，这就是关于价格的舆论。
价格舆论现在是舆论中的很大一块，但价格舆论从来都是不真实的。
一家电影院因为观影人数少而倒闭了，舆论说该地区缺少电影院，当地消费者需要这家电影院。但当地消费者真需要这家电影院吗？实际上，正是因为没有足够的消费者愿意掏钱买票看电影，电影院才维持不下去的。这个地区的消费者对这家电影院并没有足够大的需求。
反过来说，这家电影院生意很好，一座难求。舆论说这家电影院票价太贵了，消费者对此很不满意。但当地消费者真的不满意吗？看电影是一个非刚性需求，电影市场是存在竞争的，觉得票价贵，可以去稍微远一些的电影院或者不看电影。正因为消费者觉得价格可接受，这家电影院才一座难求。
更极端的例子，一个老板手上有100万的存货，但急需资金，自愿以60万元的价格卖掉了存货。虽然他亏本了，但对此时此刻的他，这桩交易对他仍然是有利的。但这并不会妨碍他抱怨，觉得自己吃了亏，抱怨这桩交易。
所以价格舆论总是激烈的。舆论中的情绪是如此的激烈，以至于掩盖了基本的常识。
这次舆论中一个很大的传播点，就是“冷冻了24个月的西蓝花”，似乎西贝使用的西蓝花真的冻了24小时。其实加快流转，是每个行业的诉求。没有任何商家会压24个月的库存，这会占用资金。
即便商业上的常识普通人不懂，但任何人都知道，保质期并不等于使用时间。冰箱里的各种罐头、速冻饺子，厨房里的各种调料，保质期都不短，但这并不意味着家庭会在最后到期之前才使用。但这个常识被一句“西蓝花比你孩子年纪还大”掩盖了。
价格舆论，注定是情绪化的。消费者这个角色，是掏钱的时候，才成立的，交易时才是消费者。在汹汹舆论中，他们有另一个名字：乌合之众。
更糟糕的是，当这种舆论影响到了政策，对预制菜实行强制标注的时候，这必然会使得老百姓产生一种印象：国家都在管，肯定不好。这不但会抑制餐饮消费，也会打击预制菜行业。
实际上，对于一个想选龙虾的男生，对于一个商务招待的老板，他们真想知道是预制菜吗？实际上，市场可以提供正向的标注方式，就是那些采用家庭式现炒的餐饮品牌，标注自己的优势——当然，很可能没人这么做，因为他们知道，这样做多半会倒闭。
一个类似的例子就是有机菜，那么，反过来说，强制要求使用农药、化肥的菜，又有什么意义呢？正向标识，已经提供了知情权——只要没有标有机的都是用了农药和化肥的。再次标出使用了农药和化肥，除了抑制消费、打击行业，给市场添堵，又有什么意义呢？
写到这里突然想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矛盾就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直白地说，就是想买，但买不起。这当然需要靠经济发展去解决。以前大家没有社交媒体，现在，人人都可以发声，但是，靠发声形成的价格舆论，是逼不出好的品质来的。说到底，市场经济中，品质是靠买出来的，而不是靠管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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