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start":7.16,"text":"AI驱动的数字人（虚拟人, AI-powered virtual agents）正被部署于原本由真人承担的传播场景：客服、陪护、带货销售、新闻播报等。审视这些虚拟形象不难发现，它们有张统一的脸：年轻，职业化，女性形象居多，容貌端正，声音悦耳。原因大致有二。 一是社会分工逻辑：年轻人负责一般级别的沟通对接；二是技术经济的考量：这类工作重复性高，已有成熟行业标准，易于复制，成本可控。但受众对于这张“国民专业脸”在不同情境下的接受度和心理反应大相径庭。"}],[{"start":47.18000000000001,"text":"以新闻主播为例。镜头前的这位传播者可以是新闻主播、出镜记者、抑或节目主持人。后两者的应变能力非目前AI能及，行业目前也把AI数字人限定在标准化的新闻播报之内，似乎只要形象端正、信息准确，就能胜任。但我必须指出，即便是标准化的新闻播报工作、进行“一（传播者）对多（大面积受众）”的大众传播，传播者依然需要和观众建立情感联结。传播学中的“准社会交往”理论（para-social interaction，由Horton和Wohl于1956年提出）描述了这样一种现象：观众会将媒体上的表演者视为身边亲密的对话伙伴，产生类似面对面交流的互动感。这种互动感在播报员通过镜头直接面向观众时最为强烈，久而久之，发展为更持久的“准社会关系”，建立信任和熟悉感。"}],[{"start":101.27000000000001,"text":"电视新闻史上留下深刻印记的新闻主播、艺人、文化产品，无一例外。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主播沃尔特•克朗凯特（Walter Cronkite）1963年11月22日在演播厅播报肯尼迪遇刺身亡消息的时候，摘下眼镜，抬眼看了一下时间，低头哽咽数秒，黯然神伤，但迅速调整过来，播报后续消息。这类瞬间无法用标准化的公式复制：观众看到的不是一个读稿子的人在表演悲伤，而是一位长期陪伴他们的、每天晚上出现在电视机前的老朋友，在分担国家的悲痛。"}],[{"start":136.06,"text":"推而广之：从产品到品牌，如何植根于受众的回忆、文化、情感体验，是AI产品兴起以来，被谈论最多的话题。午休时听的单田芳的评书、登上1987年春晚的费翔、九十年代末内地年轻人中流行的西城男孩、后街男孩、“港风”十足的叶倩文，都不仅仅因其内容本身而被记住（九十年代用磁带听西城男孩的孩子大概率没去过爱尔兰、中国香港也是电影里的想象），而是因为它们扎根于具体时刻：听You Raise Me Up时那位激励过你的中学老师，课间和同学分享英文歌词的瞬间。"}],[{"start":173.44,"text":"“一对多”的大众传播之外，数字人还被应用于“一对一”的人际传播，从客服、助理，延伸到情感陪伴。 这时，“准社会互动”理论就不再适用，产品设计应该转向人际传播理论，而若干理论中，有一个变量值得关注：权力关系（power relations）。市面上绝大多数AI工具都以“助理”人设出现：不反驳、不抱怨、不甩脸色，用户可以随时打断、要求重来，它永远说“好的”（见《当AI助手成为马屁精》）。用户感到至高无上的权力和满足感。那么我们可否做一个反向思考：斯坦福大学的Clifford Nass和Byron Reeves在1996年提出“媒体等同”理论，后来发展为人机交互中的“计算机即社会行动者”范式（CASA）：人们会不自觉地把人际交往的社会规范迁移到与AI的交互中，比如对电脑表现出礼貌。那么反向迁移呢？如果我们习惯了对AI发号施令、随意打断、要求绝对服从，这种权力模式会不会反过来影响我们对待真人的方式？"}],[{"start":236.09,"text":"麻省理工学院的Sherry Turkle早在2011年就提出了担忧：当人们习惯了与顺从、无摩擦的技术打交道，可能丧失与真人交往所需的耐心和共情力，她称之为“社交的去技能化”（deskilling）。“AI只是助手/工具”的声音很多，这种立场值得支持，它可以警惕AI胡编乱造、保持人的判断和审美。但我要问：这种从人机交互中外溢的权力关系，会不会伤害那些在职场中向上努力的年轻人？"}],[{"start":265.32,"text":"须知，降本增效之外，企业还有一项重要使命：培养接班人，以及对行业核心价值的坚守。工作的交接、技能的传承，经验的分享，都需要上下级的双向沟通和信任。单向支配的交互模式，必然只会在滋养高权力距离（high power distance）文化中的职场霸凌。如果AI已经在语言上迎合，那么下一步呢？是否会以给领导提供情绪价值为由，让一个机器人学会三跪九叩之礼？"}],[{"start":296.05,"text":"再说“AI可以取代重复劳动、解放生产力”，也值得警惕。与其只考虑AI消除了多少重复劳动，不如审视：AI催生了多少新的创意？珍妮纺纱机问世后，纺织女工的工作被取代了；但正因为时尚业和纺织业的革新，才有了今天多姿多彩的国际时装周。"}],[{"start":316.81,"text":"最后，“恐怖谷理论”给我们一些启示。如果“完全不像人”和“高度逼真”的机器都可以获得人类好感，我愿投票发展前者。电影里很多“不像人”的机器人有一些答案。《绝密飞行》（Stealth）里的无人机“艾迪”跟着男主角有样学样，违抗命令，但最后为了拯救主角，打完最后一颗导弹后，撞向敌机同归于尽。《机器人总动员》（WALL-E）里的瓦力是个方盒子形状的垃圾清理机器人，只会发出简单音节，但它常年收集整理地球废墟，反倒保存了一株小草，最后拯救了人类。伊娃（EVE）的设计像个飞船，任务同样简单明确：寻找生命迹象。《星球大战》（Star Wars）里的R2-D2和BB-8圆滚滚像垃圾桶，只会嘀嘀咕咕，但驾驶飞船、破解密码、全息投影样样精通。它们身旁的C-3PO倒是长得更像人，也会吐槽，不过，他的核心能力在当今这个日益分崩离析的世界颇为珍贵：精通全宇宙六百多万种语言，充当翻译桥梁，弥合文明隔阂。"}],[{"start":381.63,"text":"注释："}],[{"text":"Turkle, S. (2011). Alone together: why we expect more from technology and less from each other. Basic Books, New York."}],[{"text":"Horton, D. & Wohl, R. (1956). Mass communication and para-social interaction: Observations on intimacy at a distance. Psychiatry, 19, 215–229."}],[{"start":382.51,"text":"（作者介绍：张昕之是香港城市大学媒体与传播系副教授，他考察人工智能对新闻生产、传播生态与政策制定的影响，以及由此推动的媒体创新转型。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责任编辑邮箱：tao.feng@ftchinese.com）"}]],"url":"https://audio.ftcn.net.cn/album/a_1771042574_4666.mp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