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同一天——2月4日——分别同普京视频通话、同特朗普电话沟通，这在中国外交史上并不常见。原因不难理解：在当今世界，美俄仍被视为两个头号玩家。三人并非同框，但“并置”足以制造含义——外界很自然会推导出一种“资格叙事”：在全球大事上，能与北京同时对话的，只剩美、俄，世界仿佛正在回到一个由三强决定议程的“新三国”时代。
这种解读有其现实土壤，却也可能把“危机时刻的强权画面”误当成“北京的秩序蓝图”。同一天两通电话呈现的，更像当下国际政治的高烈度与高集中，而不是一个稳定三角结构已经成型。把偶发的聚焦当成结构的固化，往往是误判的起点。
要讨论“新三国”，首先要把“三国结构”讲清楚。一个真正稳定的“三国结构”至少要满足几条硬条件：三方实力相对接近，任何一方都无法迅速压倒另一方；三方彼此都具备“否决能力”，同时又有压制冲动的制度与共识；最关键的，是三方对外部世界能够形成某种“分工式管理”，哪怕不是共治，也要有最低限度的规则与边界，并且都能在各自势力范围内独立塑造秩序。否则，“三国”要么退化为两极对抗加一方摇摆的战术三角，要么更糟：三方同时对冲、误判叠加，把世界拖入长期高风险。
也正因如此，一旦把所谓“新三国”当作“稳定结构”，它就必须接受历史检验：过去那些可被拿来类比的“旧三国”，究竟有没有形成过真正稳定的三角？
能与当下“新三国”对应的“旧三国”，大致有三个参照：冷战初期的“美苏英三国”、冷战后期的“美苏中三角”，以及中国历史上的魏蜀吴三国。
所谓“美苏英三国”，更准确的说法其实是二战末期的“大三强”协商格局：美国、英国、苏联在战后安排上共议共管。但这更像战争同盟在胜利前后的短暂合流，而非冷战意义上的三角稳定。一旦进入冷战，英国迅速从“决定者”退到“跟随者”，国际结构很快收敛为美苏两极。所谓“三国”没有成为结构，只是一种过渡形态。
冷战后期的“美苏中三角”更接近人们想象中的三国博弈。亨利•基辛格所谓“三角外交”，正是利用中苏矛盾，让北京成为影响美苏均势的杠杆。但它仍不是稳定三极：美国与苏联是体系型对抗者，中国则是“关键极”而非“对等极”。三角之所以成立，是因为不对称——中国可以在两极之间创造空间；三角之所以不稳定，也是因为不对称——一旦中苏关系变化，或美苏缓和/再紧张，结构就会变形。它更像一种高阶策略，而不是一种可持续秩序。
再看魏蜀吴三国。它进一步提醒我们：三角并不天然稳定。那是统一帝国崩解后的权力碎裂，目标不是共存，而是争夺“天下的唯一合法性”——分裂是为再统一。魏强而内斗，吴守而难进，蜀攻而力竭；所谓“三足”，本质是一强两守的消耗格局，最终仍以重新统一收场。把它当作“稳定三国”的原型，本身就带着误会：它在历史上是一段过渡，而不是一种可取的结构。
回到当下。现实是：美国仍是国际体系的主导力量，却越来越倾向于“去体系”；中国是体系内的最大挑战者，但尚未成为稳定一极；俄罗斯更像破坏者与否决者，而非秩序共建者。三者之间的差异非常关键：中美争夺的是“谁来定义规则”，俄罗斯更多争夺的是“谁能让规则失效”。更不用说，若按综合实力衡量，美国最强，中国次之，而俄罗斯除军事力量外，其经济、科技与总体实力与中美不在同一量级——这很难支撑一个真正对称、可持续的“三国结构”。
即便外界坚持把习近平同日分别同普京、特朗普通话解读为“新三国信号”，北京真的会希望世界进入这种结构吗？我的判断是否定的：北京会利用“三国想象”带来的心理震荡与议程聚焦，但不会把它当作终极目标。原因很简单——结构成本太高，而且并不符合中国当前的外交理念与利益结构。
三国结构的第一重成本是安全化的常态。三强并立意味着军备竞争、误判风险、边缘冲突都会长期化。对一个仍以经济与科技为核心任务的国家而言，外部环境一旦被安全议程吞噬，发展议程必然被挤压。第二重成本是角色错位。真正的“三国”要求承担某种秩序责任，而中国更擅长、也更愿意在制度框架内争取空间，而非在强权俱乐部里包揽管理。第三重成本是叙事反噬：一旦北京被外界普遍归入“世界三巨头共议大事”的强权俱乐部，它与全球南方的身份联结会被削弱，而这恰恰是中国近年最重要的外交资产。
长期以来，北京的外交文本与外交目标，围绕“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多边主义与多极化”展开。其现实支点也主要在全球南方：在数量上形成国际多数，在议程上强调发展与主权平等，在制度上坚持联合国的中心地位。“三国叙事”的逻辑却相反：它天然把世界变成少数强权的议程分配，把全球南方变成舞台背景，把联合国降格为背书工具。北京若真去追求“新三国”，等于亲手削弱自己最常用、也最有效的制度与道义工具。
因此，“新三国”更像是北京在压力环境下用来压缩谈判对象、抬高自身地位、重塑话语边界的一种叙事工具，而不是对未来秩序的终极设计。中俄关系就是例证：无论华盛顿如何施压，北京都不会轻易放弃莫斯科——这不是“共治三角”，而是“防止被单极锁死”。
台湾问题同样说明这一点。习近平在与特朗普通话中把台湾置于“中美关系最重要问题”的位置，并点名对台军售、措辞强硬，意在压缩美国的操作空间。这是一种风险管控，不是秩序共治。特朗普的回应更像把问题“降级处理”：强调重视中方关切、愿保持沟通、在其任内维持关系稳定，但并未在原则上让步，只是在操作层面给出弹性。这再次说明，双方谈的是不要把局面毁掉，而不是共同设计世界。
说到底，“新三国”更像一种镜像：照见的是危机如何把议程集中到少数强权手里，而不是北京想把世界锁定在强权三角里。北京真正希望的，是在联合国框架下推进多极化，在全球南方中积累结构性支持，同时与美俄这类“不可绕开的变量”保持足够沟通，避免风险越线——中俄在维护现行国际体系上固然有共同利益，但莫斯科也不会希望中国主导全球秩序。把这种控险动作误读为“三国建制”，既高估了三角的稳定性，也低估了北京对成本的敏感。
因此，与其说世界正在进入美中俄“新三国演义”的时代，不如把“新三国”视为外界在紧张时刻对强权政治的想象——它并非北京的战略蓝图。大国竞争时代的确到来，未来也许会反复出现“三强同框”的场景，但那不等于世界会安稳地进入一个“新三国时代”。真正决定未来的，不是同框画面有多强烈，而是联合国框架下的多极化能否继续扩展、全球南方能否持续成为制度与议程的重量，以及中美之间能否把最危险的议题——台湾——长期压在不失控的阈值之下。
（注：作者是独立学者，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bo.liu@ftchines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