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黃育川：国际局势不断演进，将促使中国担当起“负责任的利益相关方”的角色。从现状看，中国或许还未做好准备，但如果能在国际事务上拥有更大发言权，就有可能促成更为积极的结果。

北京大学特约研究员、山东大学中外战略对话研究中心主任王敏：中国突然走到世界前台，行为举止还不完全适应。虽频频伸出橄榄枝，却难以换来国际社会的普遍信任，亟需新的战略思维。中国具备发展中大国、经济大国和地区大国多重身份，应维护中美、中俄三方大国关系。中国要大而不骄、强而不霸。

FT专栏作家斯蒂芬斯：全球化和欧美以外地区的崛起颠覆了旧秩序，战后的国际治理体系已经破败不堪，新兴国家和发达国家的繁荣与安全，取决于它们能否找到分享权力的方法。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客座教授钱斯：本届达沃斯论坛的主题是“弹性与动力”，但它更应该讨论“新世界秩序”，即从所谓的“发达国家”控制的旧世界秩序，向新的多极化世界的转型。

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出版的报告《2030年全球趋势》称，随着其他国家的迅速崛起，美国独霸的‘单级时代’已经结束。2030年中国将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但美国将依然是国际体系中“首屈一指的国家”。

天则经济研究所客座研究员王军：好人是有所为有所不为的人，而坏人大都属无所不为的人。这一划分标准虽笼统却很实用，且有些中国古老哲学回光返照的意味。

FT巴西分社社长李若瑟：巴西若想成为全球大国，就不可能再与每个国家都作朋友，它将不得不更明确地表明自己的立场。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张钰函、时琳：美国一些学者认为，大国的生存意志是追求自身权力最大化及地区霸权，因而大国之间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冲突。但从这次习近平的访美之行来看，大国冲突不可避免论很可能已不能适用于未来的中美关系。

中国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茅于轼：从几方面衡量，中国距世界大国还很远，要在世界舞台上有发言权，受别人尊重，就要以全球眼光公正全面地考虑问题。

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历史学教授泽利科：国内政策与外交政策对立的局面已是明日黄花。外交政策不必退缩，相反，应该将重点放在如何协调“国内”政策上。

中国政府应当重新审视自己对“屈辱”历史的描述，而西方也应努力了解中国借以看待世界的历史和政治“棱镜”，以便更从容地应对中国的崛起。

FT中文网特约撰稿人白鹤鸣：中美“共治”已经成了一场维稳竞赛，中国在飞速发展后能否保持原有政治框架不变，将成为竞赛焦点。

FT专栏作家斯蒂芬斯：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强国，常常联手挑战西方霸权，但新兴国家之间的矛盾，往往比它们与西方之间的矛盾更深。

招商局集团前董事长秦晓：未来十年，冷战后形成的美国独霸态势将演变为一个具有中国因素的“新均衡”，其形成和稳定运行将取决于中美能否改善双方正在建设的“合作伙伴”关系，并将之提升到全球治理层面。

朗富德总裁廖文：为避免重蹈第二帝国的覆辙，中国必须意识到、且要公开承认，自己已不再是个发展中国家，而是一个承担着责任的全球强国。中国将需要对自己的行为加以解释，并将其它国家的利益纳入其政策考虑。

FT专栏作家拉赫曼：当今的中国更像是1890年的美国，还是1980年的日本？关键仍然在于：中国经济还能迅猛发展多久？

FT中文网特约撰稿人丁果：采取强硬外交手段必须建立在对国家最高利益的精确计算之上。如果北京的目标是要奥巴马取消对台军售，取消会见达赖，那就算错了。

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哈斯：没有一个国家能单独面对21世纪的各项全球挑战，与此同时，21世纪的多边主义与这个世纪本身一样，可能会比我们所习惯的情形更加多变甚至混乱。

美国哈佛大学历史学教授尼尔•弗格森：过去500年间，西方一直占据世界统治地位，但最近十年，这种局面开始改变。美国超级权力的幻象不止一次地破灭，而中国正以惊人的速度崛起。

美国耶鲁大学教授肯尼迪：统治就是选择。当年罗马帝国总能务实地决定，哪些仗该打，哪些地方应该知难而退。如今，美国该不该打、又能否打赢阿富汗战争？这个问题值得奥巴马深思。

英国《金融时报》吉迪恩•拉赫曼：从伊朗大选到向阿富汗增兵，从G20亮相到哥本哈根峰会的失败，在全球问题的错综复杂性和美国权力的限度方面，2009年为我们上了长长的一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