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邵宇：中国今天的经济成就源自那场始于1978年的变革，但到本世纪初，某些关键领域的改革陷入困境甚至倒退，进入了“深水区”。

原《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周瑞金：中国改革进入深水区，特殊利益集团固化，贪腐现象高发。实则在呼唤像朱镕基这样的领导者，也应把他当初完善法治的做法重提。

中国城乡建设一体化专家委员会宋健坤：中国城镇化建设从规模上讲可谓亘古未见。跨越30年，总投资将超200万亿元人民币。如果不能将整个链条都纳入法制化轨道，每届政府都力图“镌刻自己的烙印”，这幅“巨幅画卷”的结果将很难预料。

FT中文网专栏作家徐瑾：理解中国经济的前因后果，有助于厘清思路，看到更远的未来。在《中国经济怎么了》一书中，我也试图拆解“中国盒子”，拼接出相对完整的中国经济景观。

中国学者陈建奇、张原：中国财政存量资金近年来快速上升，激活财政存量资金，不仅要求《预算法》突破利益关系，而且要加速《预算法》修订日程。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称，中国现有增长模式不可持续，而且正在制造脆弱性

FT中文网专栏作家徐瑾：企业家该不该谈政治？在中国，懂政治是妥协，不谈政治也是妥协。如无程序正义与司法公正，曾成杰及柳传志，或都难以有免于恐惧的自由。

中国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邵宇：中国市场化改革三十年也有路径依赖，人和自然都成了可交易的市场商品和生产要素，改变了现代社会面貌和价值取向，也留下了无数后遗症。

英国读者亚历克斯•麦金农博士：对中国民众来说，只有合法授权、具有整体思维的政府执政，而非支离破碎的西方民主，才能带来真正的稳定。

FT中文网撰稿人刘海影：只动金融不动实体，难以打破中国目前的金融危局。是主动“爆破”、停止为僵尸企业和地方政府供血，还是在维持融资供应、控制速度的同时展开结构改革？我认为后者更可取。

FT中文网特约撰稿人孙兴杰：中国舆论界对“宪政”的讨论持续了一月有余，口水多，智识少。在“棒杀”与“捧杀”宪政之外，需要给宪政找到一个安身立命的锚地。

中国媒体人张立伟：以农民市民化为核心的“人的城镇化”，本质上应是一场权利革命，既需要取消对农民的身份歧视，又要处理各种制度上的不平等，是一项系统工程。

FT中文网专栏作家徐瑾：李克强经济学出口转内销，内涵如何解读？“不刺激、去杠杆、结构性改革”的解决方案难言定型，李克强经济学尚在建构之中。

天则经济研究所秋风：为了今天中国知识分子向往的政治目标，先贤已有百余年思考、探索，这是一笔最可贵的资源。回到现代史，才能找到当下中国转型之可行方案。

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执行副院长刘胜军：中国经历改革“失去的十年”，缺乏领导力是最大的瓶颈，要突破瓶颈，就需要学习邓小平当年展示的改革领导力。

滕泰、冯磊、彭振洲：中国市场经济体系已基本确立，但行政部门人为制造“供给短缺”、从中获取超额稀缺性溢价的现象仍普遍存在，这直接侵害了广大民众利益。

中国资深财经媒体人张立伟：正如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造成日本经济体制逆转，布雷顿森林Ⅱ体系的消失也将让中国面临挑战，这需要中国领导层拿出勇气与意志推进改革。

中国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邵宇：中国过去十多年的城镇化，更多地体现为“土地城镇化”，征地拆迁纠纷也显示“土地财政”到了需要被终结的阶段，中国应借机推进土地制度和财税制度改革。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教授邹至庄：中国总理李克强最近表态将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但新政府需要下定决心克服利益集团阻挠，提高民营经济作用。

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执行副院长刘胜军：5月16日，中国国务院决定取消、调整117项行政审批事项，对发改委的削权力度为历次最大，但这场改革攻坚战还需继续突破。

天则经济研究所客座研究员王军：投资家夏尔马的新书《一炮走红的国家》让我们反思中国的发展路径。作者温习了中国取得的经济成就，同时也指出了中国的隐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