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军事领域，特朗普于2025年1月签署行政令“恢复美国战斗力”，废除军队DEI办公室和训练，恢复COVID疫苗拒绝者，禁止跨性别服役。2月国防部长Pete Hegseth解雇部分高级有色人种和女性官员，删除多样性图像，新任务组推广“种族中立政策”。
尽管政令推行迅速，但在实际落地过程中，由于程序和法律漏洞，该政策也引发了不少负面效应。比如，2025年2月，联邦法院针对第14173号行政命令的部分条款发布了初步禁令，理由是“DEI”和“非法歧视”的定义过于模糊，违反了《宪法第五修正案》的正当程序原则。同时，批评者指出，DEI的全面叫停削弱了对少数群体（包括残疾人、退伍军人和女性）的职场保障。
公开爱泼斯坦文件：程序已启动，但政治承诺基本落空
在公开爱泼斯坦文件问题上，特朗普政府程序启动迅速但政治承诺基本落空。作为其竞选期间“全面公开”揭露“政府掩盖”的核心承诺之一，该议题迅速通过立法程序启动，却在执行层面遭遇了法律与现实的困境，演变为一场加剧政治对立的公开争议。
特朗普于2025年11月19日签署了由国会两党压倒性多数通过的《爱泼斯坦文件透明法案》，该法案明确要求司法部在12月19日之前，以可搜索和可下载的格式，公开所有非机密的、与爱泼斯坦调查和起诉相关的记录，范围涵盖飞行日志、旅行记录以及所有被提及的个人。此举在程序上迅速兑现了其政治诺言。
然而，承诺的透明度在实际操作中大打折扣。截至法定的12月19日截止日期，司法部仅发布了约1.2万份文件，与需要审查的超过200万份文件总量相比不足百分之一。且这些已公开的文件中存在大量整页涂黑的关键信息。司法部解释称，审查需要时间以保护受害者隐私和敏感调查细节，并调集了超过400名律师投入这项庞大工作。据Navigator Research调查数据，全美三分之二的人认为政府在掩盖“客户名单”，而在民主党人中更是有高达78%持此观点。
这场未能兑现的“全面公开”引发了政治风暴，超出了文件本身。国会调查遭遇阻碍，前总统比尔•克林顿和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以程序不合法为由，拒绝了众议院监督委员会关于爱泼斯坦案的传票，共和党人则威胁启动藐视国会程序，使得调查陷入复杂的宪政僵局。
爱泼斯坦文件的公开过程，始于一项高调的两党共识与总统承诺，却因执行中的巨大缺口，最终演变为加剧政治互不信任、侵蚀司法部门信誉、并让政府议程陷入被动的主要争议点。
国际关系：交易型外交快速但成果有限
特朗普第二任期外交政策延续“美国优先”理念，承诺减少海外干预、优先本国利益、通过交易型谈判结束冲突。一年来，其行动呈现“扩张主义”（美洲）与“孤立主义”（欧洲）的双重特征：积极干预中东和拉美取得局部成果，同时疏离盟友、减少援助，导致全球不稳定加剧和美国孤立。
在乌克兰问题上，特朗普承诺“24小时内结束战争”，通过与普京直接谈判解决。他批评欧洲盟友国防支出不足，重新评估对乌援助，优先美国利益。执政一年内，推动和平谈判框架，与俄罗斯多次非正式接触，试图以领土让步和中立协议结束冲突。2025年12月国家安全战略强调“管理欧俄关系”，2025年4月冻结部分对乌军事援助（减少约30%）。但战争并未在承诺时间内结束，乌东部冲突持续，俄军仍占据部分领土。欧洲盟友（如德、法）负担增加，北约内部不满，指责美国“抛弃盟友”。
在中东方面，特朗普承诺全力支持以色列，对伊朗施加“最大压力”，延续“亚伯拉罕协议”，快速解决加沙、黎巴嫩冲突，削弱伊朗代理势力（哈马斯、真主党、胡塞武装），避免美军卷入“无谓战争”。2025年9月推动加沙停火，宣布20点和平计划（与埃及、卡塔尔、土耳其合作），包括援助通道与重建基金，对哈马斯、真主党打击取得进展。6月支持以色列空袭伊朗核设施，瘫痪铀浓缩能力，削弱伊朗代理网络。胡塞威胁显著减少。这些行动部分兑现承诺，支持以色列安全并扩展“亚伯拉罕协议”影响。但加沙重建缓慢，人道危机持续，国际批评美国偏袒以色列，巴勒斯坦平民伤亡增加；伊朗核问题未彻底解决，代理势力仍有残余活动。
在拉美，特朗普承诺指定墨西哥贩毒集团为恐怖组织，打击非法移民与毒品，通过关税威胁墨西哥、加拿大控制边境。政府指定Tren de Aragua等为恐怖组织，海军打击加勒比贩毒船只，边境逮捕下降67%，毒品流入减少，边境穿越人数降至历史低点。2026年1月3日，美国对委内瑞拉发动军事突袭，抓捕总统马杜罗及其夫人，并带至美国受审。
总体而言，特朗普外交行动快速大胆，边境和中东取得可见进展，推动盟友增支、打击伊朗与贩毒集团。但政策导致盟友疏离（欧洲、乌克兰、丹麦），人道援助减少引发全球批评，孤立主义加剧美国“衰落”形象，未完全结束乌克兰战争，部分行为（如抓捕委内瑞拉总统、宣称夺取格陵兰岛）被批“帝国主义”。
总结
特朗普在竞选期间提出了一系列以“美国优先”为核心的强硬议程，涵盖经济、移民、政府改革、社会政策及外交事务等领域。上任一年来，其政府将绝大多数竞选承诺迅速转化为行政行动或法律程序，取得如下成果：
2025年为美国带来2640亿美元关税收入；显著降低贸易逆差，美国月度逆差在10月降至293.5亿美元。
驱逐了约60万非法移民，并估算有约190万人选择“自愿离境”； 边境安全和执法强化推动犯罪率大幅下降，暴力犯罪下降10.7%，财产犯罪下降12.4%，大规模杀戮数量降至2006年以来最低。
DOGE节省1500亿美元；联邦政府裁员27.4万，员工人数9%降幅，为和平时期最大。
公开1.2万份爱泼斯坦文件。
然而，这些强执行的政策普遍陷入了表象成功而深层失败的矛盾。关税增加了财政收入却未能复兴产业，移民控制降低了边境数字却动摇了经济与法治基础，政府效率改革节省了开支却侵蚀了行政能力。每一领域的高强度推进，都伴随着高昂的经济、社会或制度性代价，为未来的执政留下了更为复杂的局面。
（作者介绍：叶冬艳系长江商学院研究学者；单抒文系南京大学金融硕士研究生；欧阳辉系长江商学院金融学教授、杰出院长讲席教授、高级副院长。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责任编辑邮箱：tao.feng@ftchines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