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0届联合国气候大会正在巴西北部小城贝伦举行。与往届大会不同，由于当地电力紧张，会场外约160台柴油发电机昼夜轰鸣，柴油味在高温中弥漫；会场内部依靠巨型通风设备降温，嘈杂声不断。缺乏足够空调庇护的贝伦，气候变化的真相展露无遗。不少与会者去掉领带、不穿正装，频繁摇扇，以适应炎热的天气和会场的焦灼气氛。
“适应”不止是当下和小范围的生存策略，长期的气候适应也是本届大会最受关注的焦点之一。围绕适应所需的气候融资及全球适应目标（Global Goal of Adaptation, GGA）指标体系的谈判尤为激烈：前者关乎发展中国家能否获得更多资源以推动行动落地，后者则试图建立衡量各国进展的共同框架，为未来的资金支持提供依据。
在此背景下，中国的角色格外引人注目。作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正在经历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适应的转变，中国的适应战略与西方国家有何不同？面对适应资金需求急剧上升，中国如何动员金融资源？
带着这些问题，对话地球采访了多位中外专家，以梳理中国在适应战略、融资体系与国际角色上的现实选择与挑战。
中国特色的适应策略
11月3日，中国正式提交了新一轮国家自主贡献（Nationally Determined Contributions，简称NDC），首次将气候适应纳入NDC目标，提出到2035年基本建成气候适应型社会。这背后，是中国从被动适应转向主动适应与减缓并重，走出的一条有中国特色的气候适应之路。
丽贝卡•纳丁（Rebecca Nadin）博士是海外发展研究所（Overseas Development Institute, 简称ODI）的全球风险与韧性主任。她曾经参与中国“十三五”规划国家适应战略的制定工作。
她认为中国的《国家适应气候变化战略2035》和欧盟《适应战略》（EU Adaptation Strategy）都强调数据驱动的风险评估和区域适应，但在治理方式和侧重点方面存在显著差异。
欧盟的策略是分散式的，融入不同政策中，优先考虑多层次合作，注重社区主导和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Nature-based Solutions）。中国的策略则高度集中，将适应纳入五年规划，倾向于采取硬性适应措施,强调预警系统和灾害预防，例如防洪和大型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在脆弱地区以及在水资源管理和海岸防御方面。这与国家发展优先事项相一致。
“中国投入了大量资源，尤其是在大型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而欧盟的适应资金则更加多元化，支持更广泛的领域比如卫生、城市韧性、农业，以及跨境合作。”她说。
湖州绿色金融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测算，2026年至2030年间，中国气候适应重点行业的年均资金需求将超过2万亿元人民币，约占GDP的1.2%。其中，基础设施适应领域的需求最大，占到总需求的57%，年均约1.16万亿元。
研究员陈蓥婕告诉对话地球，中国在建筑、水利等传统基础设施上的适应投入较高，符合公众对气候风险的普遍认知。然而，她所在团队的研究显示，电力、交通运输、金融业、教育、卫生和社会工作等行业在适应方面的支持仍明显不足。
“随着气候变化加剧，水资源管理、农业和基础设施正承受最直接、最显著的气候物理风险。这些领域本身高度脆弱，其风险还会进一步传导至制造业、服务业等关键产业，对实体经济形成系统性冲击。”陈蓥婕说。
她所在团队识别出农、林、牧、渔业，卫生，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的生产与供应业，以及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为中国未来适应投融资的优先领域。
适应资金缺口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最近发布的《适应差距报告2025》指出，到2035年，发展中国家的适应资金需求将在每年3100亿至3650亿美元之间。
与千亿美元资金缺口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适应性融资的规模还停留在百亿美元的量级。数据显示，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的国际公共适应性融资从2022年的280亿美元下降到2023年的260亿美元。
在本届气候大会上，最不发达国家集团提出，到2030年,发达国家应当将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的适应资金提升两倍，每年达到1200亿美元。
对于中国而言，无论是发达国家的资金援助，还是多边开发银行提供的优惠贷款，近年来都呈下降的趋势。
数据显示，2020年到2022年，中国在气候适应领域获得的国际资金支持仅有5.3 亿美元，全部用于支持河南省2021年夏天特大暴雨的灾后恢复重建。
中国政府表示，上述三年收到的国际资金共计26.2亿美元，仅相当于中国自身财政投入应对气候变化金额的0.6%。
换而言之，中国在以上三年应对气候变化的财政投入约为 4367 亿美元，年均投入约为 1456 亿美元/年。虽然尚无中国在气候适应方面总支出的数据，但参考国际经验，适应资金占比通常较低（小于10%）。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宏观与绿色金融实验室研究专员邵丹青告诉对话地球，适应活动目前主要是由公共资金支持, 各国的政府的预算有限,私人资本又不愿意投资, 所以存在严重的资金缺口。
“为什么相对减缓领域来说, 适应的资金缺口更大呢? 因为大部分的适应气候变化的活动,相对于减缓的活动, 更不具有商业可持续性或可投资性。”她说。
气候适应融资
数据显示，2021—2060 年，中国适应气候变化资金年均需求约为1.6 万亿元。这意味着，中国需要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调动气候和绿色金融。
中国的气候投融资体系主要包括两条政策路径。一个是由人民银行牵头的绿色金融和转型金融体系建设，另一个是由生态环境部牵头的气候投融资试点工作。
邵丹青指出，两条路径各有侧重。前者聚焦金融供给，通过制定绿色与转型金融标准、监管框架和激励政策，推动投资绿色化。后者聚焦需求侧的气候投融资实践，通过城市试点推动地方政府建立项目库及相关投融资机制。
2025年人民银行牵头修订的《绿色金融支持项目目录（2025 年版）》首次引入了温室气体减排贡献标识体系，但并未对气候适应类活动进行标识。人民银行公布的信息显示，2024年，中国本外币绿色贷款达36.6万亿元，其中投向具有直接和间接碳减排效益项目的贷款分别为12.25和12.44万亿元，合计占绿色贷款的67.5%。然而这里面有多少资金属于适应融资，很难界定。
2022年生态环境部发布的《气候投融资试点地方气候投融资项目入库参考标准》则同时纳入了减缓与适应。适应气候变化类项目被划分为气候变化监测预警和风险管理、提升自然生态系统适应能力、强化经济社会系统适应能力三大类。
然而，整体而言，中国目前的气候投融资体系仍聚焦减缓气候变化，气候适应并非重点。“大部分项目都是以减缓为主，即使有的项目有减缓和适应的双重效益，其‘适应’属性也没有被标识出来，例如农业领域的秸秆还田、节水灌溉、智慧农业等活动。”她介绍说。
如何评估
为气候适应行动和资金支持设定具体、可衡量的指标，一直以来是个全球性的难题。
作为谈判焦点之一，全球适应目标（GGA）在粮食与农业系统、生态系统、基础设施、生计、文化遗产保护等多个关键领域确立了子目标。同时，各方也在探索建立一套具有可操作性的适应效益评估指标体系。截至本文撰写时，GGA 的候选指标已从最初提出的近 1 万个大幅压缩至约 100 个。
世界资源研究所北京代表处可持续转型中心气候项目研究员奚文怡告诉对话地球，目前中国适应气候变化战略中的量化指标主要针对自然生态系统，比如自然保护地面积、森林覆盖率、岸线整治修复长度等等。
“未来若能制定针对社会经济系统如健康与公共卫生、基础设施、金融服务等的量化指标，将有望进一步提升气候适应方案的可操作性，有利于更全面地评估气候适应行动。”她说。
除了亟需完善适应行动的指标之外，如何评估适应行动所带来的好处同样是一个难题。气候适应措施能够降低气候脆弱性、增强社会与经济系统的韧性。以典型的灾害预警为例：如果北京遭遇暴雨，政府提前发布红色预警，人们通过停工停学能够有效规避潜在的经济损失。在这种情况下，规避损失的效益是直观、可理解的。
“但如果灾害最终没有发生，被规避的损失就难以量化。”陈蓥婕解释说。尽管如此，适应措施通过降低物理风险，往往可以减少融资成本、建设费用和保险支出，其长期收益不容忽视。
此外，适应项目的回报并不仅限于灾害场景。“例如为应对极端天气而建设的设施，平时也可作为社区活动空间，不仅提升居民生活品质，还可能带动周边地价上升，产生多重协同效益。”陈蓥婕补充道。
世界资源研究所系统分析了全球320个气候投资项目发现，在气候适应与韧性方面，每投入1美元，在十年内可获得超过10美元的回报。据此推算，全球的总收益有望超过1.4万亿美元，年均回报率为20%-27%。
奚文怡所在的团队采用“三重红利”分析框架，即避免气候灾害造成的损失；由项目带动的经济增长（如创造就业、提高作物产量）；更广泛的社会与环境效益（如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提升生物多样性等），对中国不同的领域的气候韧性基础设施项目进行测算，发现每投入1元钱能产生2-20元不等的效益。
“比如，深圳的韧性海岸线建设项目每投入1元，效益有2-3元。宁夏农业节水灌溉设施的效益在几个案例中最高，每投入1元，产生的效益可能高达20元。” 奚文怡介绍。
让资金从“棕色”流向“适应”
除了评估适应行动的效益以外，一个更关键的问题是：在资源有限的现实下，各国如何确保资金更有效率被使用和流向适应行动，而不是被低效甚至错误使用。
“在财政补贴方面，中国每年向很多行业提供大量补贴，但具体有多少资金流向减缓与适应，又有多少支持了与气候目标相悖的活动，目前并不透明。”
目前，全球范围内仍存在对许多不利于气候行动的领域提供大量补贴的情况。例如，化石燃料产业上游及相关行业（航运、炼厂、煤电厂等）仍享受税收优惠、投资补贴、低息贷款、政府担保融资，甚至政府采购或长期合约等各种形式的支持。2022年，全球化石燃料补贴总额为7万亿美元。
“很多国家都存在大量被低效使用甚至错误使用的财政补贴。政府亟需系统梳理，将原本流向‘棕色活动’的财政资金逐步转向支持气候减缓和适应。”邵丹青表示。
作者简介：林孜，对话地球中国项目总监。她于2019年加入对话地球，曾经担任北京办公室运营总监。她长期从事气候变化和环境政策相关工作，参与并主导了多个气候变化、能源、农业、海洋等领域的传播项目。她拥有伦敦大学学院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硕士学位。
注：此文原载环境网站“对话地球”。FT中文网经“对话地球”授权转载此文。对话地球是一家关注气候变化与环境的非盈利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