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聿文先生在FT中文网发表了文章《中国抗战是东方主战场吗？》，颇值一读。不过，文中至少有两个可商榷之处。
邓聿文写到：“淞沪会战、武汉会战、长沙会战……每次大规模战役虽然都以中国失败收场，却也重挫了日军锐气”。抗战时期的1939年到1942年间，在长沙及附近地区，共发生三次会战，都以中国失败告终吗？三次会战仅仅是“重挫了日军锐气”吗？
这里重点谈谈第一次、第三次长沙会战。吴景平等著《中华民国史》第9卷对1939年9月到10月间的第一次长沙会战有如下论述：“结果中方部队伤亡数倍于日军，但日军并未达成捕捉歼灭中方部队主力的目的，且因自身力量不足而不得已退回原防线。就整个中日战争战局而言，日方没有因发动此次重大军事行动而取得任何优势。相比之下，中方则在作战中处于主动地位，守、退、攻，大体上均按事先之计划。”对于这次会战，若断言“以中国失败收场”是有偏颇的。
石源华等著《中华民国史》第10卷对1941年12月到1942年1月的第三次长沙会战有如下论述：“至此，第三次长沙会战以日军的惨败而告终。此次会战，中国军队为国捐躯者1.1万余人，受伤者1.6万人。日军被击毙3.3万人，受伤2.3万人，并有139人被俘。被俘者之多为以往所罕见。”可见，该书著者认为，此次会战日军惨败。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所著《中国抗日战争史》，也提到了长沙会战。对于第一次长沙会战，书中写到：“第一次长沙会战，日军集中兵力10万之众，劳师南征，未能达到歼灭第9战区第15集团军的作战目的，各路均遭到有力的阻击、侧击，部分日军陷于包围，损失惨重。”可见此次会战，日军难以言胜，而中国军队也不能说是以“失败收场”。
至于第三次长沙会战，该书写到：“此次会战，第9战区第一线兵团能依托各阵地逐次抵抗，给日军以相当的损耗和迟滞。……第二线反击兵团对日军合围部署得当，且协同周密，反击动作坚决有力，对撤退之日军穷追不舍，使日军无法脱离，扩大了战果，从而取得了长沙会战大捷。”称第三次长沙会战“大捷”，应该不算溢美之词。
台湾学者吴相湘在《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中对第一次长沙会战有如下论述：“战斗了二十四个昼夜，双方互有得失。日军没有达到击溃中国军的企图，中国军还乘隙深入到敌后一百公里地区内去游击，这不是日军始料所及的。”中日双方“互有得失”，且日军未达作战“企图”，可见此役难言中国军队“失败收场”。
关于第三次长沙会战，吴相湘写到：它是“日军突袭珍珠港后在中国战场的第一次攻势，也是同盟国在太平洋战争初期连串失败中首开胜利的纪录。”可见，他认为此役中国军队获胜。
最终迫使日本投降的是什么？
邓聿文先生在《中国抗战是东方主战场吗？》中还提到：“最终迫使日本投降的虽然是美军的两颗原子弹，然而，现实中，即便原子弹投在广岛、长崎，日本军部依旧存在强硬派要坚持抵抗，是天皇亲自干预才促成投降。”“它凸显了中国战场的真正意义：阻止了日本建立战略后方，使日本的战争机器始终在高消耗状态下运转，最终在美国的原子弹和苏联出兵的双重压力下崩溃。就此而言，原子弹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但不是最重要原因。”
最终迫使日本投降的是“美军的两颗原子弹”吗？“原子弹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吗？该文中这样的论述，或许夸大了原子弹在当时所起到的历史作用。
1945年8月6日，美国在日本广岛投下原子弹。8日夜，苏联向日本宣战，并于次日攻入中国东北。9日，美国在长崎投下第二颗原子弹。可见，美国扔下两颗原子弹与苏联对日宣战在时间上非常接近。那么，究竟何者才是导致日本投降的“最后一根稻草”？
日本学者藤原彰所著《日本近现代史》第3卷中写道：“投掷原子弹确实是个巨大冲击，但并没有立即对指导战争发生影响，大本营发表了‘这种炸弹并不可怕，我方有法对付’。从投下原子弹的8月6日至8月8日没有召开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及其成员委员会议，并没有正式讨论出现了原子弹的问题。”
“8月9日上午零时，苏联对日宣战，苏军开始越过边境侵入‘满洲’。苏联的参战，一下子粉碎了日本继续战争的意志。9日凌晨，东乡外相访问铃木首相，同意结束战争，立即商量召开最高战争指导会议的成员会议。”
《太平洋战争史》（日本历史研究会编）第4卷中有：“但是原子弹的惊人威力及其所造成的十几万无辜人民的牺牲，对于日本政府和大本营的作战意图所起的作用，并不像美国所期待的那样大。”有必要指出的是，此前美军用燃烧弹对日本大城市进行“地毯式轰炸”，到1945年6月中旬，“日本大城市几乎都烧光了”（《日本近现代史》第3卷）。其后，日本中小城市也频繁遭到空袭。在这种情况下，广岛被投下原子弹，对日本当权者的“震撼力”并非“无限大”。
《太平洋战争史》第4卷中还写到：美国在广岛投下原子弹后，“政府当局的反应更微乎其微，连内阁会议也未召开，原定召开的最高军事会议也取消了。政府首脑部关心的焦点不是原子弹，而是在两天以后的8日夜间预定在莫斯科举行的佐藤大使和莫洛托夫外长会谈的结果。”
但在8日夜，苏联政府对日宣战，相关宣言由莫洛托夫交给日本驻莫斯科大使佐藤。依据《太平洋战争史》，“日本政府是把最后希望寄托在当晚在莫斯科举行的佐藤、莫洛托夫会谈上，因此这个消息对于日本政府的首脑部，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在原子弹出现了以后，最高战争指导部的既定方针——7月21日最高军事会议所决定的等待苏联的表示来决定处理《波茨坦公告》的态度——还没有任何变更；而由于苏联的参战，把有关进行战争的一切希望完全粉碎了。”
约翰•托兰在《日本帝国衰亡史：1936-1945》一书中写到：“广岛的毁灭使日本更加迫切而不现实地希望通过苏联出面为和谈斡旋。东乡致电驻莫斯科大使佐藤称：‘局势急转直下，必须尽快搞清苏联的态度。请再做努力，并立即复告。’”可见，广岛被原子弹摧毁，使东乡外相等人将希望更多地寄托在苏联方面。但苏联对日宣战，又使东乡竭力主张的“通过苏联进行和谈的最后一线希望便化为泡影。”此后铃木首相提出“让我们结束战争吧。”
原子弹摧毁日本城市固然具有不可忽视的历史影响，但说苏联参战（并迅速出兵中国东北）是粉碎日本战争意志、迫使其投降的“最后一根稻草”会更确切些。如果认为两者共同作用（再加上其它因素），最终导致日本投降，应该更“周全”些。
后记：台湾三立新闻网2024年9月15日一篇文章中提到：“关于二战日本投降原因，最广为人知的说法就是美国在广岛、长崎投下两颗原子弹，让日本不得不向盟军投降。但真相真是如此吗？随着日本秘密档案的解密，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其实是苏联参战。”三立新闻网带有台湾绿营色彩。
（注：林原，历史学博士，军事史研究者。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bo.liu@ftchines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