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全球杰出学者百人百访”系列最新呈现。】
罗伯特•保罗斯（Robert Pauls）是西交利物浦大学（位于中国苏州）国际关系系的助理教授兼副系主任，其研究领域是国际和比较政治经济学理论，关注点聚焦于发展政治经济学以及增长如何推动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型，以及如何引发危机。实证研究方面，保罗斯尤其关注中国发展的政治经济学。更具体地说，其研究涉及中国经济的宏观转型及其矛盾、中国的产业政策和货币政策。保罗斯目前正在研究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改革，以更好地理解党、国家和市场之间不断变化的关系。他的研究成果发表在《当代亚洲期刊》、《当代中国期刊》和《剑桥经济学期刊》上。
以下是访谈实录。
罗伯特•保罗斯（Robert Pauls）问：目前越来越多的欧美国际关系学者选择来到中国教授国际关系学，比如你所在的西交利物浦以及上海纽约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等机构均有这一现象，就你的观察这一群体的教学风格与中国本土教授间是否存在差异？在你的教学中你更加注意培养学生哪些能力？
保罗斯：所有在大学学习过的人都深知，任何院校的教授之间教学风格都可能存在巨大差异。部分原因在于，与学校教师不同，大学教授通常只接受过有限的课堂教学方法的正规培训——我们首先是研究人员，其次才是自学成才的教师。在西交利物浦大学，我和同事们都有机会通过培训项目来提升教学水平，我相信这有助于教授和学生获得更好的课堂体验。至于教学风格差异，这更多的是一个代际问题和教育社会化问题，而非国籍问题。我的许多中国同事都就读于英国或美国的大学，这些大学可以说比我所就读的德国大学更重视教学法。
我们致力于培养学生的核心能力是批判性思维。我们的大多数学生最终从事的职业与国际关系完全无关。与其他人文和社会科学学科一样，我们通过教授学生如何收集和评估信息，以及如何将这些信息转化为能够解答疑问和解决问题的知识，为学生的职业生涯做好准备。
在人工智能时代，批判性思维能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因为它决定了你是机器的奴隶还是机器的主人。马克思曾论述过机械化和自动化导致的产业工人的异化。以前，工匠需要具备从零开始制造完整产品的技能，而后来，他们被每天必须重复数百次简单动作的工人所取代。社会学家也称之为劳动力的“去技能化”。
这是人工智能给世界各地学生带来的最大风险。在我们的社会中，由于工作性质，“白领”或“知识工作者”一直以来享有特权，基本上免受自动化的负面影响。随着批判性思维被人工智能取代，这种情况现在可能会改变——许多雇主可能会倾向于“降低”知识生产工作的技能，使其知识工作者更容易被取代，从而降低其成本。这不仅会影响个人的职业前景，还会对我们的社会产生更广泛的影响，因为随着白领工作技能的降低，劳动力掌握者和劳动力提供者之间的两极分化和不平衡将比现在更加严重。
因此，人工智能的潜在效益固然巨大，但风险也同样巨大。人们普遍认为，我们的大脑就像一块需要训练的肌肉。在人工智能时代，学生们倾向于将思考任务外包给计算机，这可以理解，因为他们总是承受着巨大的成功压力。但这有可能会阻碍他们批判性思维能力的发展，并导致他们的“思维肌肉”萎缩。为了学生和整个社会的利益，大学需要付出巨大努力，调整教学方式，使学生能够利用人工智能磨练批判性思维技能，而不是被人工智能取代。
问：你观察到中印经济增长模式有哪些差异？随着中印两国融入全球化进程，在国际市场上，两国主要的竞争与合作领域有哪些？未来是否会有深入的产业合作？
保罗斯：印度和中国经常被归类为新兴市场经济体或金砖国家，然而，两国的发展路径却截然不同。与中国不同，印度在20世纪90年代推行了更为市场化、自由化的政策，导致政府更全面地退出经济领域。与此同时，印度的增长与全球资本的融合程度不如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末和21世纪初的爆发力也不如中国，而且增长集中在不同的行业。
尽管可能过于简化，但中国在制造业方面实力雄厚，印度在IT服务和农业方面实力雄厚，两者之间存在互补性，可以通过增加贸易来实现。此外，尽管中国社会正在加速老龄化，劳动力开始萎缩，但印度的“人口红利”仍在眼前，并可能受益于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印度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仍存在巨额赤字）和制造业方面的投资。
尽管存在这些潜在的经济互补性，但仍有许多因素阻碍着两国更紧密的融合。其中最明显的是两国之间公开的领土冲突以及长期的战略竞争。近年来，两国关系在结构上更加不平衡，总体上有利于中国，中国巴基斯坦之间的政治和军事联系也日益加深。在此背景下，印度或许不愿看到两国加强经济一体化的前景。尽管两国正在不断努力实现贸易关系正常化，但这些努力似乎不太可能引发两国战略关系的转变。
在经济政策方面，印度的投资和贸易制度相对严格，尤其对来自邻国的外商直接投资限制严格。对外国企业而言，进入中国市场变得越来越困难，除非政府仍在鼓励外商投资的少数领域。
总体而言，尽管两国关系存在潜在的经济潜力，但随着两国关系正常化，我们可能会看到贸易和投资出现增长，但目前看来，“深入的产业合作”这一前景似乎渺茫。
问：随着中国在全球政治经济地位的提升，并提出了一系列的国际治理理念，尤其是中国一系列产业在全球的崛起引发诸如特朗普政府采取关税制裁和对特定公司的排挤等反制措施，这里就存在合作与冲突的现象，你认为中国的发展是否可能成为新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成长的契机？
保罗斯：是的，当前的历史时刻以及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角色，为质疑现有理论和发展新理论提供了大量机会。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并非巧合的是，冷战结束后，新自由主义关于我们社会如何运作，或者更确切地说，应该如何运作的假设，在社会科学领域占据主导地位。这些方法规范了国家（较少）和市场（较多）之间的恰当关系，并且植根于方法论的个人主义，这在全球化将带来的结构性转型、矛盾和危机方面造成了重大盲点。
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挑战了其中许多假设，尤其是在国家与市场关系方面。尽管缺乏产权、自由的政治权利与保障，以及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往往造成浪费，但中国仍然实现了快速增长。尽管如此，中国的追赶式增长之所以如此迅速，是因为改革和干预系统地消除了其他国家发展中经常遇到的资本积累障碍。中国在这方面的经验与东亚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验相似，并且挑战了经济学的正统观念。当前转向创新驱动型发展模式能否避免日本等其他国家在追赶式增长之后出现的过度积累危机，仍有待观察。
当前的贸易战和全球经济冲突的加剧，常常被视为一个崛起的大国——中国——挑战另一个大国——美国的必然结果。当然，这种观点不无道理，但我认为，它低估了发达经济体增长模式中的矛盾如何破坏了既定的社会妥协——再次质疑了关于市场自由资本主义稳定性和公平性的既定假设。例如，尽管“中国冲击”对美国制造业造成了冲击，并导致美国实际工资停滞不前，但全球化对消费者价格的通货紧缩影响在一段时间内起到了缓冲作用，抵御了不平等加剧、工作临时化以及如今物价上涨对美国社会结构带来的负面影响。这为特朗普的民族主义保护主义诉求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尽管他的政策及其实施缺乏连贯性。
展望未来，我认为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一个主要任务是将全球秩序转型中国内和国际经济和政治因素的复杂相互作用理论化。
问：中国在全球的矿业开采以及汽配、远洋渔业等领域引发了诸多关于环境、人权与劳工权等的争议，同时在中国国内“出海”成为热点议题，你认为中国经历近半个世纪的全球化实践，与国外一系列冲突背后的内在逻辑是什么？中国企业应该怎么做去规避这些争端风险？
保罗斯：这是一个难题，因为中国企业在海外遇到的许多问题和冲突都源于它们难以掌控的结构性因素。正如我在回答上一个问题时所讨论的，全球化及其在中国经济中的作用与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分配问题及全球权力和秩序的转变息息相关，而这些转变目前正在显现其破坏性影响。大多数企业几乎无力阻止这些宏观趋势。例如，谈到中国与欧盟围绕中国新能源汽车的贸易冲突，我认为单个企业几乎无力影响两国/地区结构和政治格局的相互作用，而这些正是这场冲突的根本驱动因素。
尽管如此，中国企业可以采取措施缓解此类冲突。中国汽车和电池制造商已在欧盟投资，将部分生产转移到那里。这或许可以缓解人们对工业“空心化”和失业等问题的担忧。同时，中国企业在这样做时应注意，不要低估欧盟内部的政治冲突。由于匈牙利与中国在外交上关系密切，目前大量中国外商直接投资流入匈牙利。然而，这反过来可能会加剧人们对中国在其他成员国和欧盟机构投资的政治驱动力的怀疑。
在其他领域，例如比亚迪牵头的某建筑项目工人被剥削等丑闻，适当的尽职调查以及与工会等当地利益相关者的全面接触或许能够降低风险。总体而言，中国企业走出去时面临的困境与外国公司进入中国时类似，对当地政治和商业的实际运作、语言、相关利益攸关者等缺乏了解。中国目前正在大学内设立区域研究中心，未来或许能够提供相关知识。中国企业也应鼓励学生出国探索世界，并更加重视聘用拥有此类经验的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