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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xt":[[{"start":8.19,"text":"《偷窃》（Theft）是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Abdulrazak Gurnah）获诺贝尔文学奖后的首部新作。在不久前的爱丁堡国际图书节上，古尔纳以这部关于爱与背叛的小说为契机，与现场观众分享了他的写作灵感、思考和日常生活。"}],[{"start":23.869999999999997,"text":"古尔纳1948年出生于桑给巴尔（现为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的一部分），1968年因桑给巴尔革命成为难民移居英国。《偷窃》在某种程度上延续了他一贯的主题：流亡与记忆、家园与渴望、孤独与身份认同。小说背景设定在1990年代坦桑尼亚旅游业蓬勃发展的时期。三位年轻人——卡里姆、法乌齐娅和巴达——在这个新兴国家里怀抱理想，步入成年。对于从未见过父母、也没有受过正规教育的男孩巴达而言，未来的大门似乎始终紧闭。在他被带到达累斯萨拉姆一座豪宅担任低微职务后，巴达人生第一次感受到“家”的温暖——以及少主人卡里姆真挚的友谊。即便在一场毁灭性的诬告使巴达被迫离开时，卡里姆与法乌齐娅依然不曾背弃他。然而，当三人各自初尝爱情、工作与为人父母的滋味时，命运的考验悄然来临：友情、欲望与背叛交织，卡里姆一步步走向一个将彻底改变三人命运的选择。"}],[{"start":89.06,"text":"古尔纳透露，这部小说的灵感源于一张照片。“那是拉穆岛（Lamu Island）街道的一张俯拍照片。拉穆是肯尼亚北部东非海岸上一个非常传统的小镇，那张照片很美，可以看到一块写着‘Mystery Hotel’的招牌。我当时就想：那会是怎样一家酒店？就这样，故事的念头萌发了。故事围绕一个在酒店工作的年轻人开始——其实他是几个年轻人中的一个。正是那张照片让我有了这个想法。”"}],[{"start":null,"text":"
"}],[{"start":120.06,"text":"古尔纳的文笔以凝练、克制著称，常在不动声色的叙述中蕴藏巨大张力，让读者在平静表面下感受到人物的隐秘波澜。他在讲座中提到，这是自己长期写作逐渐摸索出来的写法。他强调，清晰至关重要，写作时会刻意避免使用多余词语，因为多余的词会分散读者注意力。但他并非一味追求极简，并不像海明威那样——后者早年做过记者，编辑要求他只写最核心、最主要的部分。古尔纳表示，写作的目的并不是“用最少的词”，但尽量不用多余的词。尽管拿自己与海明威相比，古尔纳直言两人相距甚远：海明威也曾在自己书写过的那片非洲土地生活过，但他笔下的世界与自己所看到的非洲截然不同。"}],[{"start":169.11,"text":"当主持人问古尔纳哪些作家影响了他的写作时，他笑着说，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在他看来，成为作家本身就意味着不被他人左右——要找到属于自己的写作方式。当然，他会怀着钦佩之情阅读其他作家的作品，也常常思考：“他或她是怎么做到的？这一段文字真好、真美。”但归根结底，他觉得，至少对自己而言，为了保持独特风格，最重要的是倾听自己脑海中的那个声音，并把它写出来。他甚至提到，因为担心别人的东西渗入自己的作品，一些作家在写小说时完全不读其他小说；而他倒不在乎这一点，写作的同时依然乐于读小说。"}],[{"start":212.85000000000002,"text":"至于“哪些作家是我所钦佩的？”古尔纳坦言，这并非一成不变。比如，他曾在生命的某个阶段非常推崇D.H.劳伦斯，但如今已读不下去他的作品，也许再过十年，又能重新喜欢上他的作品。这样的经历并不少见——有时你会对某位作家痴迷，恨不得读完他所有的作品。美国作家索尔•贝洛（Saul Bellow）对古尔纳来说就是这样一个例子：他几乎读遍了贝洛的作品，并满怀钦佩。但后来出现了一个转折——当贝洛被问到“你读过哪些非洲作家的作品”时，他答了一句类似“等你们祖鲁人也诞生自己的托尔斯泰时，我就会读非洲文学”的话。古尔纳坦言：“我当时心想，我再也不想读这个人的作品。这并不是一种刻意的抵制，而是一种自然反应。”"}],[{"start":262.94000000000005,"text":"古尔纳还指出，很多人对菲利普•罗斯也有类似感受：过去五六年间，他厌女和恶劣对待多位女性及其学生的故事流出后，人们很难再以“空白”的心态去看他的作品。V.S.奈保尔（V.S.Naipaul）也是如此。他在读对方的某些作品时就会想到作者的种族主义倾向，就再也读不下去了。“恐怕现在，好几位我曾经非常钦佩的作家，都成了这样的例子”，古尔纳有些无奈地说：“一开始你是带着乐趣、带着某种天真去阅读，后来知道得越多，就越难再保持那种心态。”"}],[{"start":297.25000000000006,"text":"也就是说，作家与作品的关系复杂微妙，读者难以将作品与作者的品行、经历或社会行为完全分开。作者的思想倾向、道德选择以及社会声誉，往往潜移默化地影响作品的接受。"}],[{"start":null,"text":"
"}],[{"start":312.2900000000001,"text":"古尔纳因政治动荡流亡英国，这一身份使他天然处于后殖民语境之中。他的作品常被视为“后殖民写作”的典型，但又自成风格——以细致入微地笔触描绘个人命运与心理创伤。瑞典学院在授予他诺贝尔文学奖时强调，他“毫不妥协却富有同情心地洞察殖民主义的影响，并关注被夹在不同文化与地缘鸿沟之间难民的命运。”"}],[{"start":338.2200000000001,"text":"大概在20世纪80年代，古尔纳首次接触到“后殖民”这一术语。他清楚地记得，当时与肯特大学的同事们商讨，将这个概念引入课程并开设 “后殖民写作”课程。这样做的原因在于：这个术语对教学很有用。在此之前，文学教学和讨论一直遵循“地域”概念：加勒比文学、非洲文学、印度文学、南太平洋文学等，彷佛它们各自孤立无关。从赛义德的《东方主义》出发，再到其他学者借用福柯“话语”概念和话语分析方法，及福柯、拉康等人的思想共同打破了“中心话语”的观念，也推动了对“这些不同作品之间的共性”这一问题的思考。"}],[{"start":380.43000000000006,"text":"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后殖民”一词应运而生——也许源自霍米•巴巴（Homi K. Bhabha）。总之，它成了一个临时而便利的术语，用以聚合这批文本，因为它们确有共性：皆根植于欧洲殖民主义的经验。随着这一概念的传播，它逐渐跨越文学研究，进入人类学、神学、中世纪研究等其他领域。学者们不再只关注某个孤立的历史时刻，而着眼于彼此之间的联系，“后殖民”也因此进入公共语境。当然，格古尔纳表示，“后殖民”并不意味着殖民主义的终结，而是标示我们当下所处的立场——一个“殖民主义之后”的位置。"}],[{"start":420.6500000000001,"text":"谈及“后殖民”一词中的“后”，古尔纳指出：“某种意义上，这种‘后’确实存在。毕竟我们讨论的是一段残酷历史及其后果，其中有许多残酷的事实需要面对，也有许多以不同形式出现的‘再发现’值得探讨。但我并不认为‘后殖民’这一称呼本身不可替代。”他认为，该术语仅是一种描述方式，一种临时性的、可操作的分类工具，方便学者或研究者进行筛选与归类，但并不能完全反应他的想法和创作意图。古尔纳强调，他希望读者因“喜欢”他的作品而阅读，而非仅仅因为它们被标记为后殖民主义作品。"}],[{"start":460.2900000000001,"text":"古尔纳表示不想把自己局限在某一个地点或经验上。作为一个“来自别处”、出生于桑给巴尔的人，他常常与桑给巴尔产生联系。这不仅因为他不可避免地想要书写桑给巴尔，也因为他在聆听他人来自不同地方的经历时，能够看到其中的相似或对应。很多时候，当他开始书写某件令自己困扰或感兴趣的事情时，他发现自己赋予它生命的方式，就是将其“带到那个地方”。因此，虽然他的写作地点多在英国和桑给巴尔，也涉及他查阅或访问过的其他地方，但这并不总基于他在桑给巴尔的亲身经验，而是一种写作时自然而然采取的形式。"}],[{"start":501.4100000000001,"text":"如今，他尽量避免“回到过去”。因此，他的新作《盗窃》，尽管这个故事跨度约五十年，但重点聚焦于相对当下的时期——2000年代；在之前的作品《最后的礼物》中，他也刻意书写当代生活，有意识地不回到以往。古尔纳解释，这样做不仅是为了“写些不一样的东西”，更是为了让自己在“活着的时间”里思考这些经验，而不是陷入“失落的时间”。"}],[{"start":526.9200000000001,"text":"当主持人询问古尔纳作品与怀旧的关系时，他做了详细的解释。古尔纳表示，“怀旧”其实是一种“发明”。这个词最早出现于17世纪，由一位瑞士医生提出——当时他受委托研究为何梵蒂冈雇佣的瑞士雇佣兵会出现类似抑郁的状态。该医生将这种状态命名为“melancholia”（忧郁症），认为这是一种疾病。那时的疾病并非现代意义上的心理障碍，而是一种与“离开故土”相关的生理状态，唯一的治疗方式是让人回到家乡。直至19世纪晚期，随着现代精神病学概念的发展，怀旧才不再被视为可诊断的疾病。怀旧的本意即“对家的思念”，因此，将忧郁与怀旧联系在一起，实际上是一种疾病化的理解。但若将怀旧从“缺陷”或“多愁善感”中剥离，本质上对家乡的渴望本身并无不妥。怀念家乡可能带来悲伤或抑郁，但它本身并非坏事。"}],[{"start":587.6,"text":"古尔纳进一步指出，移民群体往往保留对失去时光的渴望，而留在原地的人则可能逐渐遗忘这些记忆。他所指的“留在原地”，通常是一些较小的社区，而非一些较大的地域。对于留在原地的人，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已经与失去的东西达成和解，尽管生活可能依然艰难。然而，对于移居他国的人，即便生活顺利、事业有成、孩子接受良好教育，那段“另一时光”依然珍贵，他们依然怀念。古尔纳强调，这不仅是记忆的问题，更是“记得”的过程——一种努力不让自己失去对曾经熟悉之地认知的心理状态。"}],[{"start":627.47,"text":"他发现，在海外生活的人群常常保持一些原地的习惯和做法，他们甚至会将所需物品从故土带来，按照原有方式延续习俗。他认为，这种做法并无不妥，它是一种与文化认同相关的怀旧。例如，移民到美国的乌克兰人，即便居住在威斯康星，他们仍然坚持乌克兰式的婚礼和传统，自我认同依然保持为乌克兰人。身处远方，这些文化实践反而可能被强化，成为维系认同的重要方式。"}],[{"start":null,"text":"
"}],[{"start":658.44,"text":"古尔纳不仅是一位作家，也长期担任大学教师。很多人认为，他的教师身份与作家身份必然互为补充：教学让他持续接触各种文学理论、跨文化研究以及学生多样化的视角，这反过来丰富了他的文学创作。然而，古尔纳在讲座中明确区分了两者的差异。"}],[{"start":679.4100000000001,"text":"他解释，两者是完全不同的活动。在显而易见的层面上，它们有本质区别。比如，学术写作需要遵循某种“学科话语”的框架和规范，而小说创作则允许完全的虚构与自由——作者可以随心所欲地书写自己想写的内容。教学则是一种合作性的社会事件。老师和学生一起讨论读过的文本，聚焦于对文本的理解、分析或欣赏，老师通过互动观察学生的反应、理解和加工方式，这个过程既有趣又引人入胜。"}],[{"start":713.1200000000001,"text":"在写学术文章时，他清楚自己的读者是谁——通常是学术同行或“学科共同体”的成员。而小说创作则完全不同，作者无法预知谁会读到作品，也无需考虑特定读者群的理解限制。小说的写作在某种意义上是完全开放的，而教学和学术写作则具有明确的方向性和受众意识。因此，他认为两者之间不存在冲突，各自独立而互不干扰。"}],[{"start":741.8600000000001,"text":"古尔纳回忆说，他从很早就同时做“两件事情”：他一边撰写博士论文，一边完成了处女作小说《离别的记忆》（Memory of Departure）。尽管他在1973年就已完成初稿，但由于当时未能找到出版商，这部小说直到1987年才出版。这部作品标志着古尔纳作为作家的正式起步，也奠定了他日后作品中反复出现的主题：殖民主义的遗留创伤、战争与流亡的经历。在这部小说中，古尔纳通过一位穆斯林男子的视角，描绘了他在某非洲国家寻求出国受教育的故事。"}],[{"start":776.4000000000001,"text":"“我一边做这件工作，一边做那件工作。有时只能在某个阶段处理一个任务，就先完成这个任务，再去处理另一个。我很早就养成了这种习惯，并不需要特意选择。学期中我主要做学术工作，而在假期或研究假时，我就写小说——除非我答应去做讲座。”"}],[{"start":797.4800000000001,"text":"古尔纳喜欢做饭，也喜欢去超市买菜，而沉浸于这些看似琐碎的日常活动对他来说是一种享受。他说：“我一边购物，一边想着要做什么菜，这感觉很好。显然，在退休之前，工作占据了我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但在此之外，我的乐趣还包括读书、园艺、烹饪、观看板球比赛，以及偶尔与人交谈。”"}],[{"start":822.8300000000002,"text":"（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编辑邮箱：zhen.zhu@ft.com)"}]],"url":"https://audio.ftmailbox.cn/album/a_1758254202_4306.mp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