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九年，对中国来说并不是风平浪静的九年。它被迫在关税夹缝中重寻市场，在技术封锁中重塑链条，在订单流失中重组产业，在供应链撕裂中重建韧性，在外部围压中重估国家能力。它经历过企业受困的惊心动魄，经历过外贸承压的寒意袭人，经历过关键技术被“卡脖子”的切肤之痛，也经历过全球化旧幻象破碎之后的沉痛清醒。但也正是在这种持续的外部压力下，中国社会对核心技术、产业安全、供应链韧性和国家能力的认识发生了根本转变。从这个角度看，华盛顿的极限施压实际上替中国完成了一次深刻的战略动员：让民众从全球化红利的惯性中醒来，让企业从低成本竞争和外部依赖的舒适区中醒来，也让决策层更加坚定地走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三、九年后：特朗普归来，攻守已势易
事实上，特朗普第二任期的第一年，高度继承、延续了其第一任期的政策传统。2025年4月2日，他在白宫宣布所谓“解放日”关税，称这一天将被记住为“美国工业重生”的日子，悍然对中国等多个国家发起新一轮关税战。PIIE数据显示，2025年5月初，美国对中国进口商品的平均关税一度飙至127.2%，后又有所回落；到2025年底，平均关税仍接近50%，显著高于其第二任期开始时的水平。
显然，在这一时期，特朗普仍然相信关税战是实现美国国家利益、胁迫中国谈判让步的最有力工具，仍然试图以所谓“极限施压”换取让步。但此时的中国，已不是九年前仓促应战的模样。2018年，中国对美国关税战仍有明显的不适应和情绪波动；2025年，中国的反制更加迅捷、更加沉稳，工具箱也更加丰富。稀土管控、关键矿产出口调整、市场准入、反垄断审查、不可靠实体清单，以及对美国农产品和能源采购节奏的灵活调节，都成为博弈中可用的政策资源。
七个月的“关税二战”，华盛顿到头来并没有占到多少便宜。它确实进一步压缩了中美直接贸易，却也让美国进口商、消费者、农民和制造企业承受了显著的成本。PIIE估算，如果没有特朗普以来的贸易战，美国2025年对华出口可能高出近60%，约900亿美元。换言之，贸易战不仅打击了中国出口，也深刻反噬了美国自身的出口利益。
美国国内也不乏反思。2025年4月，共和党参议员格拉斯利提出法案，要求新关税必须获得国会批准。参议员兰德•保罗长期批评关税，指出农业、汽车、波本酒、住房和航运等行业都在担心关税冲击，并反复强调“关税就是税”。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则将特朗普的关税称为“关税疯狂”。2025年10月，参议院还以51比47通过决议，试图推翻支撑“解放日”全球关税的紧急状态声明。这些动向表明，对华贸易战在美国内部同样充满争议。
更具深意的是2025年12月美国发布的新版《国家安全战略》。这份文件没有像拜登政府那样把意识形态对抗置于最中心，也没有将中国简单塑造成唯一的“生存性威胁”。它承认，中美经济关系已经从一个成熟富裕经济体与一个贫穷国家间的关系，变成“近乎同侪”之间的关系；它提出，美国对华经贸目标应是“真正互利的经济关系”，同时仍强调威慑、同盟、台湾、第一岛链和关键技术优势。布鲁金斯学会对中国战略界的解读梳理也指出，中国分析人士普遍认为，美国2025版国家安全战略只是把竞争从意识形态裹挟转向更交易化、更经济中心的框架，并不意味着竞争意图减弱。但即便如此，它也说明了一个事实：美国不得不正视，中国已不再是九年前那个可以被单向塑造的对象。
今天的中国，经过九年锤炼，早已今非昔比。
中国的韧性，已经不再系于单一市场的一端。对美国直接出口比重下降，但对东盟、欧洲、拉美、非洲和“一带一路”伙伴的贸易联系显著增强。美国市场仍然重要，却不再是唯一的出口命门。创纪录的贸易顺差说明，中国整体出口能力远未动摇，外部压力改变了部分贸易流向，却没有改变中国作为全球制造和供应中心的基本地位。
中国的产业，已经不再停留在加工装配的低端环节。过去更多依赖低成本优势，今天则在新能源车、锂电池、光伏、储能、造船、工程机械、通信设备和工业机器人等领域形成完整产业链。许多所谓的“去中国化”，实际变成了“中国供应链的外溢”：企业把部分产能迁到东南亚、墨西哥或印度，但设备、零部件、核心工艺和管理经验仍来自中国体系。
中国的民心，已经不再寄托于外部善意的自然回归。九年前，很多人仍期待中美关系自然回暖，相信美国工商界会自动拉住政治极端化。今天，中国公众对美国的看法更趋冷静、复杂。多数人不再简单视美国为朋友，但也并未走向情绪化敌视。务实合作与必要反制并存，清醒认知与开放心态并重，正逐渐成为社会主流心态。
中国的底气，已经不再来自一时一事的成败得失。它来自产业、科技、市场、财政、军事和社会组织能力的综合积累。一个国家在经历外部持续打压后，如果企业还能创新，工厂还能升级，科研还能突破，社会还能保持基本稳定，那么它就不再是轻易能被威胁改变方向的国家。
这就是特朗普此刻再度访华时必须面对的新现实。他仍然可以挥舞关税大棒，也可以在谈判桌上漫天要价；但他面对的中国，已经历过风雨，增长了见识，锻炼了筋骨。九年前，中国还在学习如何承受来自超级大国的极限压力；九年后，中国已经学会在压力中调整，在竞争中反制，在开放中补链，在斗争中合作。
结语
历史常常以看似孤立的事件，缓慢改写人们对世界的基本判断。2018年的中兴事件，2018年的孟晚舟，2019年的华为，2020年疫情期间的“中国病毒”污名化，2022年的佩洛西访台事件，2024年的芯片与新能源特别关税，2025年的“解放日”关税卷土重来……这一路走来，便是中国人重新认识美国、重新认识世界、也重新认识自己的九年。
这九年留下的最大启示，不是仇恨，而是清醒；不是自满，而是自立；不是闭门锁国，而是在更高安全意识下坚持对外开放。美国仍然值得中国学习。它的大学、企业、资本市场、基础科研和创新文化，仍然拥有深厚优势。中国若因一时成绩而轻视美国，一定会犯战略上的幼稚病。但美国如果以为还能像过去那样，用关税、清单和舆论标签便能迫使中国屈服，同样是在误判历史。
乔治•凯南当年讨论大国长期竞争时，真正深刻之处不在于“遏制”二字，而在于他强调耐心、结构与长期力量。今天的中美关系，也不可能靠一两次峰会彻底解决，更不能靠一两轮关税决出胜负。它最终考验的，是国家的耐力、制度的韧性、产业的深度和文明的心态。
特朗普时隔九年再访华，当然可能带来新的交易与短暂的缓和。但比交易更重要的是双方是否愿意承认现实：美国无法压垮中国，中国也绕不开美国；中美可以激烈竞争，却不能把竞争推向毁灭性对抗；两国可以设防，却不能让设防吞噬合作的一切空间。
九年前，很多中国人愿意相信中美关系“坏也坏不到哪去”。九年间的风风雨雨改变了很多中国人的这一认知。但九年后的今天，当中国以其更强、更稳、更具韧性的实力一次次挫败一波又一波的“极限施压”后，中国人站在新的地平线上，重启“中美关系坏也坏不到哪去”这个传统认知——措辞不变，但内涵有着质变。九年后的中国人更加坚信，只要做好自己的事情，自己站得稳、走得正、做得强，则风高浪急并非不可渡。所谓攻守势易，并不是胜负已分，而是单向施压的时代已经过去。新的中美关系，注定要建立在更平衡的力量结构、更清醒的相互认知和更艰难却也更必要的共处之上。
（注：王鹏，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研究员。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bo.liu@ftchines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