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时间2026年5月13日，美国总统特朗普一行飞抵北京，再次踏上中国的土地。距他上一次以美国总统身份访华，已经过去九年。九年，在历史长河中不过一瞬；但对中美关系而言，却是天翻地覆的一章。中国仍以高规格礼遇迎接这位老熟人，红毯、会谈、企业家代表团一应俱全，展现了一个成熟大国的从容与气度。然而，今时不同往日——不仅是中美攻守之势发生了耐人寻味的变化，更是因为在那场连续九年的极限施压中，中国非但没有倒下，反而在压力中锻造出了更强的筋骨。回顾来路，许多中国分析人士甚至产生了一种复杂的情绪：或许应当说一声“谢谢”。感谢那无情的关税、清单、围堵与封锁，倒逼出一个更坚韧、更自主、更清醒的中国。
一、九年前：“中美关系再也回不到过去了”——何必回到过去？
九年前，很多中国人对中美关系往往都还抱有一种由来已久的惯性判断：“中美关系好也好不到哪去，坏也坏不到哪去”。这种判断背后，是改革开放以来积累的经验主义。诚然，两国间有过摩擦、危机、撞机事件与南海风波，但每一次风浪之后，似乎总能回到某种务实合作的轨道。当时中国朝野都有不少人相信，两国利益已深度捆绑，美国工商界不会允许华盛顿真正走向全面对抗。
2017年11月，特朗普首次以总统身份访华。中国政府以极大诚意和精心安排相迎，场面隆重，话语热络，商业合同耀眼夺目。那次访问期间，波音签下了300架飞机、370亿美元的大单，人们更多地把特朗普看作一个善于讨价还价的商人总统，认为他不过是想以高声量索取经贸上的让步。然而，现实很快给出了不一样的剧本。几个月后，形势急转直下。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早在2017年8月就已启动对华“301调查”，2018年3月特朗普签署备忘录，要求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以往年年都有的“贸易摩擦”，骤然升级为体系化的贸易战。
但这还不算真正的冲击。真正让中国社会为之一震的，是压力迅速从贸易领域转向科技企业，从关税战一路打到产业命门。2018年4月，美国商务部激活对中兴通讯的拒绝令，几乎让这家大型通信企业瞬间窒息。同年12月，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在温哥华转机时被捕，美国随后寻求引渡；2019年5月，美国商务部又将华为及其多家关联企业列入实体清单。
今天回过头看，中兴事件是中国科技界的第一次集体警醒；孟晚舟事件推动中国全体国民的一次深刻心理转变；华为被列入实体清单，则标志着中美博弈正式进入“硬科技”缠斗阶段。过去，中国社会对美国的感情多元而复杂：有人欣赏其大学与科技，有人批评其在世界舞台上的霸权政治，但总体而言，中国民间对美国始终都抱有相当程度的好感和想象空间。然而，特朗普第一任期的这一连串操作，迅速压缩了那层想象的维度。并非中国政府主动抛弃了对话与合作，而是现实迫使中国人重新校准对美认知。
地缘层面的信号同样清晰。2017年夏天中印军队在洞朗激烈对峙。特朗普团队敏锐地捕捉到这一地缘信号，并于同年11月在越南APEC会议上首次提出“自由开放的印太”愿景，后于2018年正式推出“印太战略”。在中国看来，这不仅是从“亚太”到“印太”区域概念的调整，更意味着美国正在中国周边重新排兵布阵。
真正向旧认知彻底告别，是在2020年。新冠疫情初期，特朗普政府多次使用“China Virus”等标签化、污名化的表述。本应是全人类共同面对的灾难，被迅速政治化、武器化。同年6月至7月，特朗普政府四名核心官员连续发表对华强硬演说，其中国务卿蓬佩奥在尼克松图书馆发表的《共产主义中国与自由世界的未来》演说，更是具有强烈象征意味——尼克松开启中美接触，蓬佩奥在那里几乎宣告接触政策的失败。一时间，“新冷战”不再是学术概念，而是黑云压城。
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与卡特中心2025年联合调查显示，仅17%的中国受访者认为美国是中国的朋友（NORC执行，n=1002）。该结果与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2024年4月发布的《中国人的国际安全观》调查一致，该调查发现81%的中国受访者对美国政府持负面看法（n=2662）。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些数字上的变化亦非一夜生成，而是九年风霜在民心深处刻下的印记。但同样，这些调查也显示，当前大多数中国人仍主张在必要时合作、在必要时反制，而非走向简单化的情绪对抗。这显然是一种更加成熟的“竞合并存”心态。
二、九年间：极限施压反而助力中国成长
如果说特朗普第一任期打开了中美关系转折的闸门，那么拜登政府执政四年期间，也并没有把水流引回旧河道。它只是换了一种语言、一套工具，把特朗普时期的许多非常规动作制度化、联盟化、精细化。而恰恰是这种持续不断的外部压力，客观上帮助中国完成了一场原本可能需要漫长时间才能实现的战略动员。
关税方面，拜登政府非但没有取消特朗普时期对华加征的大部分额外关税，还在2024年5月的“301条款”四年复审后，对电动汽车、锂电池、半导体、太阳能电池等约180亿美元中国商品进一步提高关税。这清楚地表明，对华强硬已非特朗普个人的竞选风格，而是华盛顿两党竞争中的结构性选择。
芯片方面，拜登政府把“小院高墙”打造成科技竞争的核心工具。先进计算芯片、半导体制造设备、超算、人工智能模型训练能力，悉数被纳入更严密的出口管制体系。美国企图用技术栅栏延缓中国在高端算力和先进制造上的追赶，并推动盟友在设备、材料、EDA软件和芯片制造环节同步设限。
意识形态方面，拜登政府重启“民主对抗威权”的叙事，召开“民主峰会”，邀请台湾方面参加而将中国大陆排除在外。2022年8月，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问台湾，严重冲击中美关系政治基础。
地缘战略上，拜登版“印太战略”为特朗普的军事安全框架补上了经贸与产业的一翼。2022年5月启动的“印太经济框架”（IPEF），参与方约占全球GDP的40%。至此，美国对华博弈发展为战略安全、产业科技两翼并举的体系：一边是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奥库斯、美日韩合作；另一边是供应链重组、清洁能源、数字贸易和关键矿产标准。
舆论战也从未停歇。台湾、香港、新疆、南海、技术安全、数据安全……几乎所有议题都被纳入对华战略竞争的叙事框架。中国面对的不是某一项政策压力，而是政治、经济、科技、舆论、地缘五条战线的叠加施压。
然而颇具戏剧性的是，九年过去，中国并没有被压回全球价值链低端。恰恰相反，在外部高压之下，中国在多个关键领域加速成长。
在制造业，美国希望通过关税和供应链重组削弱中国制造中心的地位，但现实比设想的复杂得多。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统计显示，2018年贸易战前，中国占美国货物进口比重约22%，到2025年底降至9%——“中国直达份额”确实下降了。但同期，中国并未退出世界工厂体系，而是转向更广阔的市场和更复杂的供应链结构。2025年，中国货物贸易顺差达到约1.189万亿美元，创历史新高，强劲出口很大一部分来自非美国市场的扩张。换句话说，关税改变了局部流向，却未能摧毁中国整体出口能力。
在研发层面，2024年中国R&D经费投入达到3.63万亿元，投入强度2.69%；2025年进一步超过3.92万亿元，强度约2.8%。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数据显示，2024年中国PCT国际专利申请量为70160件，连续居世界第一，美国为54087件。自然指数2025年度榜单中，中国的份额为32121.81，美国为22082.59，中国科学院继续居全球机构首位。这些指标不能简单等同于原创能力已全面超越美国，但足以表明中国已成为全球科研与工程创新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中心。某种意义上，美国的“脱钩”警告，反而让中国上下彻底抛弃了“造不如买”的侥幸，下定决心投入自主创新。
研发投入的增加直接推动产业升级。国际机器人联合会数据显示，2024年中国安装工业机器人29.5万台，美国为3.42万台；中国工厂运行中的工业机器人存量约202.7万台，美国约39.37万台。机器人不是孤立设备，它背后是制造业自动化、数字化和组织能力的集中体现。在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光伏、风电、工程机械、造船、消费电子等领域，中国企业的全球竞争力持续上升。
这种上升在汽车产业上表现的尤为明显。九年前，中国汽车出口仍集中在低价车型和低端市场；今天，中国已成为全球最重要的汽车出口国之一，2025年出口达832万辆，同比增长约30%。更重要的是，中国品牌在新能源车、智能座舱、电池系统、软件迭代和成本控制方面构建起综合优势。过去，中国车企追赶外国品牌；今天，外国车企开始研究中国同行的速度、供应链和用户体验——有人甚至戏称，这是美国制裁清单的一份“意外馈赠”。
在更加新锐前沿的人工智能和数字技术领域，斯坦福《2026人工智能指数》指出，中国在AI论文数量、引用、授权专利和工业机器人安装方面领先，美国仍在顶级模型开发和高影响力专利方面保持优势；到2025年，美国仍产出更多“重要模型”，但中国模型与美国模型之间的性能差距已显著缩小。这也是为什么英伟达CEO黄仁勋最终还是出现在特朗普此次访华的随行工商界人士中——人工智能算力，早已是中美竞争和交易都绕不开的核心议题。
中国人坚持认为，安全与发展必须齐抓共管、统筹兼顾，没有国家安全的保障，再好的发展也不过是在沙滩上建城堡，经不起“狂风巨浪”、“惊涛骇浪”的冲击。2025年9月，中国在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阅兵中展示了核三位一体相关装备、高超音速武器、无人装备、反无人机系统等。同年11月，中国第三艘航母福建舰正式入列，成为中国第一艘配备电磁弹射系统的航空母舰。这些进展不是要与美国全面军备竞赛，而是确保中国在波谲云诡的国际环境中拥有捍卫国家主权与发展利益的基本能力。
这九年，对中国来说并不是风平浪静的九年。它被迫在关税夹缝中重寻市场，在技术封锁中重塑链条，在订单流失中重组产业，在供应链撕裂中重建韧性，在外部围压中重估国家能力。它经历过企业受困的惊心动魄，经历过外贸承压的寒意袭人，经历过关键技术被“卡脖子”的切肤之痛，也经历过全球化旧幻象破碎之后的沉痛清醒。但也正是在这种持续的外部压力下，中国社会对核心技术、产业安全、供应链韧性和国家能力的认识发生了根本转变。从这个角度看，华盛顿的极限施压实际上替中国完成了一次深刻的战略动员：让民众从全球化红利的惯性中醒来，让企业从低成本竞争和外部依赖的舒适区中醒来，也让决策层更加坚定地走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三、九年后：特朗普归来，攻守已势易
事实上，特朗普第二任期的第一年，高度继承、延续了其第一任期的政策传统。2025年4月2日，他在白宫宣布所谓“解放日”关税，称这一天将被记住为“美国工业重生”的日子，悍然对中国等多个国家发起新一轮关税战。PIIE数据显示，2025年5月初，美国对中国进口商品的平均关税一度飙至127.2%，后又有所回落；到2025年底，平均关税仍接近50%，显著高于其第二任期开始时的水平。
显然，在这一时期，特朗普仍然相信关税战是实现美国国家利益、胁迫中国谈判让步的最有力工具，仍然试图以所谓“极限施压”换取让步。但此时的中国，已不是九年前仓促应战的模样。2018年，中国对美国关税战仍有明显的不适应和情绪波动；2025年，中国的反制更加迅捷、更加沉稳，工具箱也更加丰富。稀土管控、关键矿产出口调整、市场准入、反垄断审查、不可靠实体清单，以及对美国农产品和能源采购节奏的灵活调节，都成为博弈中可用的政策资源。
七个月的“关税二战”，华盛顿到头来并没有占到多少便宜。它确实进一步压缩了中美直接贸易，却也让美国进口商、消费者、农民和制造企业承受了显著的成本。PIIE估算，如果没有特朗普以来的贸易战，美国2025年对华出口可能高出近60%，约900亿美元。换言之，贸易战不仅打击了中国出口，也深刻反噬了美国自身的出口利益。
美国国内也不乏反思。2025年4月，共和党参议员格拉斯利提出法案，要求新关税必须获得国会批准。参议员兰德•保罗长期批评关税，指出农业、汽车、波本酒、住房和航运等行业都在担心关税冲击，并反复强调“关税就是税”。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则将特朗普的关税称为“关税疯狂”。2025年10月，参议院还以51比47通过决议，试图推翻支撑“解放日”全球关税的紧急状态声明。这些动向表明，对华贸易战在美国内部同样充满争议。
更具深意的是2025年12月美国发布的新版《国家安全战略》。这份文件没有像拜登政府那样把意识形态对抗置于最中心，也没有将中国简单塑造成唯一的“生存性威胁”。它承认，中美经济关系已经从一个成熟富裕经济体与一个贫穷国家间的关系，变成“近乎同侪”之间的关系；它提出，美国对华经贸目标应是“真正互利的经济关系”，同时仍强调威慑、同盟、台湾、第一岛链和关键技术优势。布鲁金斯学会对中国战略界的解读梳理也指出，中国分析人士普遍认为，美国2025版国家安全战略只是把竞争从意识形态裹挟转向更交易化、更经济中心的框架，并不意味着竞争意图减弱。但即便如此，它也说明了一个事实：美国不得不正视，中国已不再是九年前那个可以被单向塑造的对象。
今天的中国，经过九年锤炼，早已今非昔比。
中国的韧性，已经不再系于单一市场的一端。对美国直接出口比重下降，但对东盟、欧洲、拉美、非洲和“一带一路”伙伴的贸易联系显著增强。美国市场仍然重要，却不再是唯一的出口命门。创纪录的贸易顺差说明，中国整体出口能力远未动摇，外部压力改变了部分贸易流向，却没有改变中国作为全球制造和供应中心的基本地位。
中国的产业，已经不再停留在加工装配的低端环节。过去更多依赖低成本优势，今天则在新能源车、锂电池、光伏、储能、造船、工程机械、通信设备和工业机器人等领域形成完整产业链。许多所谓的“去中国化”，实际变成了“中国供应链的外溢”：企业把部分产能迁到东南亚、墨西哥或印度，但设备、零部件、核心工艺和管理经验仍来自中国体系。
中国的民心，已经不再寄托于外部善意的自然回归。九年前，很多人仍期待中美关系自然回暖，相信美国工商界会自动拉住政治极端化。今天，中国公众对美国的看法更趋冷静、复杂。多数人不再简单视美国为朋友，但也并未走向情绪化敌视。务实合作与必要反制并存，清醒认知与开放心态并重，正逐渐成为社会主流心态。
中国的底气，已经不再来自一时一事的成败得失。它来自产业、科技、市场、财政、军事和社会组织能力的综合积累。一个国家在经历外部持续打压后，如果企业还能创新，工厂还能升级，科研还能突破，社会还能保持基本稳定，那么它就不再是轻易能被威胁改变方向的国家。
这就是特朗普此刻再度访华时必须面对的新现实。他仍然可以挥舞关税大棒，也可以在谈判桌上漫天要价；但他面对的中国，已经历过风雨，增长了见识，锻炼了筋骨。九年前，中国还在学习如何承受来自超级大国的极限压力；九年后，中国已经学会在压力中调整，在竞争中反制，在开放中补链，在斗争中合作。
结语
历史常常以看似孤立的事件，缓慢改写人们对世界的基本判断。2018年的中兴事件，2018年的孟晚舟，2019年的华为，2020年疫情期间的“中国病毒”污名化，2022年的佩洛西访台事件，2024年的芯片与新能源特别关税，2025年的“解放日”关税卷土重来……这一路走来，便是中国人重新认识美国、重新认识世界、也重新认识自己的九年。
这九年留下的最大启示，不是仇恨，而是清醒；不是自满，而是自立；不是闭门锁国，而是在更高安全意识下坚持对外开放。美国仍然值得中国学习。它的大学、企业、资本市场、基础科研和创新文化，仍然拥有深厚优势。中国若因一时成绩而轻视美国，一定会犯战略上的幼稚病。但美国如果以为还能像过去那样，用关税、清单和舆论标签便能迫使中国屈服，同样是在误判历史。
乔治•凯南当年讨论大国长期竞争时，真正深刻之处不在于“遏制”二字，而在于他强调耐心、结构与长期力量。今天的中美关系，也不可能靠一两次峰会彻底解决，更不能靠一两轮关税决出胜负。它最终考验的，是国家的耐力、制度的韧性、产业的深度和文明的心态。
特朗普时隔九年再访华，当然可能带来新的交易与短暂的缓和。但比交易更重要的是双方是否愿意承认现实：美国无法压垮中国，中国也绕不开美国；中美可以激烈竞争，却不能把竞争推向毁灭性对抗；两国可以设防，却不能让设防吞噬合作的一切空间。
九年前，很多中国人愿意相信中美关系“坏也坏不到哪去”。九年间的风风雨雨改变了很多中国人的这一认知。但九年后的今天，当中国以其更强、更稳、更具韧性的实力一次次挫败一波又一波的“极限施压”后，中国人站在新的地平线上，重启“中美关系坏也坏不到哪去”这个传统认知——措辞不变，但内涵有着质变。九年后的中国人更加坚信，只要做好自己的事情，自己站得稳、走得正、做得强，则风高浪急并非不可渡。所谓攻守势易，并不是胜负已分，而是单向施压的时代已经过去。新的中美关系，注定要建立在更平衡的力量结构、更清醒的相互认知和更艰难却也更必要的共处之上。
（注：王鹏，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研究员。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bo.liu@ftchines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