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唐纳德•特朗普总统首次访华之际，全球化进程方兴未艾，世界正处在深度融合与发展之中。时隔近九年，当他准备于今年五月中旬再次访华时，国际格局已发生深刻变化。
中美贸易摩擦从关税开始，蔓延至技术出口管制、稀土资源限制，乃至美国对中国制造船舶加征港口停靠费，最终演变为事实上的脱钩。
今年2月，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以6比3裁定，特朗普政府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IEEPA）加征的关税违法，理由是该项法律未授权总统在和平时期征收关税。判决后，白宫虽援引《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对全球加征10%的临时关税，但亦遭美国国际贸易法院否决。与此同时，特朗普政府仓促重启针对中国的“301条款”调查，试图以此重建对华关税壁垒——事实上，其首个任期依据“301条款”加征的关税并未因最高法院判决而动摇。
与此同时，美国与以色列于2月底对伊朗发动空袭导致军事冲突爆发，伊朗新任最高领袖随即下令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受此影响，国际油价于3月上旬突破每桶100美元关口；美国能源信息署预计，布伦特原油均价将在2026年第二季度升至每桶115美元的峰值。这些变局为中美两国的每一次战略博弈都增添了新的不确定性。在此背景下，特朗普原定的访华行程却遭推迟，其意义不言而喻——不仅关乎双边关系的走向，也深刻影响着全球秩序的塑造。
为厘清双方各自的核心诉求，以及工商界应重点关注的方向，长江商学院战略学及经济学教授陶志刚解答了相关问题。陶志刚教授在普林斯顿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曾执教于香港大学，长期从事国际经济学、贸易摩擦及地缘政治不确定性下的企业战略研究。其研究发现了一个耐人寻味的悖论：美国对华加征关税，反而提升了中国出口企业的竞争力，并削弱了美国本土企业。
这一结论，在中美即将重启高层对话、工商界急切寻找方向的前夜，具有直击要害的现实意义。
问：中美元首会晤预计在5月13日举行。鉴于伊朗战争、最高法院的关税裁决以及新的"301条款"调查，此次会晤的背景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双方最希望从中得到什么？
陶志刚：尽管中美元首会晤的时机与背景几经变化，但两国关系中的深层问题并未随之改变。特朗普政府目前在多条战线同步推进，局势几乎每天都在演变，然而核心矛盾依然如故。
从特朗普1.0时期开始，美国便试图推动对华“脱钩”。中国始终向美国表明，这种做法并不符合美国自身的根本利益。但时至今日，中国已经接受，全世界也普遍认识到，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正走向实质性脱钩。这已是不争的事实。因此，当前的问题在于：双方如何在追求各自目标的同时，尊重对方划定的底线，从而维护全球经济的总体稳定。
中国的底线十分明确。中国有权发展自身经济、参与国际竞争，美方不得限制中国技术进步的道路，也不得阻挡中国向全球价值链上游迈进。不能动辄以“你不能做这个，你不能做那个”的方式行事，尤其不应诉诸长臂管辖。美国的法律当然适用于美国领土，但若将其作为约束其他国家的普遍准则，问题便随之而来。
这种长臂管辖在现实中表现为两种典型形式。一是限制第三方向中国输出技术与产品。例如，美国要求荷兰政府禁止阿斯麦公司向中国出售先进芯片制造设备。面对这种封锁，中国的态度很明确：你不卖，我就自己研发。二是直接对中国产品与服务的国际市场准入设置障碍。例如，美国计划对中国制造的船舶征收额外的港口停靠费。这种做法本质上并非正常的市场规则，而是试图在贸易通道上人为增设成本。
从原则上看，对中国船舶征收港口费，与美国曾指责的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行为并无本质区别——二者都是利用对关键通道的控制权，对正常的国际通航与贸易活动施加单方面限制。只不过，伊朗控制的是地理海峡，而美国凭借的是市场与规则的霸权地位。
中国也理解，关税在美国国内有其特殊的政治功能。美国政府加征关税，表面上是对进口商品征税，但最终承担这笔费用的，是美国本土的消费者和企业。而由此增加的财政收入，又可以用来为本国企业减税——例如降低企业所得税。也就是说，美国通过让本国消费者“买单”，来换取对本国企业的财政支持。
面对这种情况，中国的策略是对等回应：你加征关税，我也加征关税；你提高税率，我也相应提高；如果你对中国制造的船舶额外征收港口费，我就限制对美出口稀土。今天的世界，已经进入一个比拼“卡脖子”能力的时代——谁能掌握对方难以替代的关键资源或技术，谁就能在博弈中占据主动。
至于美国想要什么，表面上看似乎不难理解：希望中国购买更多大豆、波音飞机和能源产品。这些交易有助于特朗普政府在国内展示政绩，中国也愿意这样做。然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早在特朗普1.0之前，中国就已经在持续采购这些商品。然而，更深层次上，美国的真实诉求或许在于推动本国经济的“再工业化”。这一目标有其现实考量：美国过去奉行“即时精益”（just-in-time）供应链模式，如今则转向“以防万一”（just-in-case）的安全逻辑。从理论上讲，在这个层面，中国实际上可以提供实实在在的帮助。
以中国电池制造商宁德时代为例。该公司曾同意向福特授权电池技术，在密歇根州设立由福特100%持股、位于美国境内、雇用美国工人的实体。按常理，这种模式既尊重了美国的所有权与用工要求，又引入了中国的先进技术，应有助于美国实现再工业化目标。然而，美方却仍将这一合作视为“中国运营”，甚至加以阻挠或质疑。
这就暴露了中美之间的深层认知错位：中方认为，技术授权、本土生产、美方控股是双赢的合作方式；但美方似乎只接受完全“去中国化”的产业回流，哪怕这意味着拒绝有助于自身发展的合作机会。由此，中方真诚地感到困惑：美国究竟想要什么？是想真正实现再工业化，还是仅仅想在名义上摆脱对中国的任何依赖？如果答案是后者，那么中国即便愿意提供帮助，也难以找到双方都能接受的合作路径。
问：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对伊朗港口实施了海上封锁，中国称此举"危险且不负责任"。值得关注的是，伊朗约98%的石油出口销往中国，而中国已通过增加从俄罗斯的石油进口来弥补潜在的供应缺口。在此背景下，伊朗冲突将如何重塑中美元首会晤前的权力格局？
陶志刚：关于这场冲突，中国的表态异常审慎。中方指出美方行动“危险”，意味着此举不仅威胁世界其他国家的安全，同样也危及美国自身——因为特朗普本人曾表示不希望美国被拖入另一场长期战争。中方称其“不负责任”，则是因为连美国的盟友也在承受由此推高的能源成本。
一些西方评论人士试图将这场战争描述为遏制中国、给中国制造困难的战略的一部分。我对此并不认同，甚至觉得有些过度解读。
从中国自身的角度来看，这场危机既带来了现实挑战，也验证了中国在能源战略方面未雨绸缪的长期布局。挑战是显而易见的：作为全球最大的石油进口国，中国进口的原油有相当比例来自中东。霍尔木兹海峡一旦被封锁，将威胁中国的能源供应安全，推高进口成本。同时，油价上涨，也会加大制造业和物价的压力，影响经济运行。此外，中东局势动荡，还给中国在该地区的投资项目和人员安全带来风险。
不过，相较于高度依赖中东石油的日本和韩国，中国所受冲击相对可控。这主要得益于中国更加多元的能源结构——既有来自俄罗斯和中亚的陆路油气供应，也有持续增长的可再生能源、核电和水电作为补充，从而降低了单一通道和单一来源的依赖风险。
更值得关注的是，这场危机从侧面印证了全球能源格局的转型方向。中国长期以来致力于发展可再生能源——风能、太阳能、新能源电池与电动汽车，这并非因危机而起，而是既定的发展路径。相比之下，美国仍固守化石燃料、石油天然气及传统内燃机路线。危机并未改变中国的战略方向，反而凸显了不同能源路线之间的韧性差异。
因此，我认为此次危机并未直接动摇中国的基本立场。中国固然不愿看到任何不确定性，但其多元化的能源结构以及在可再生能源领域的前瞻布局，使其具备了其他国家所难以企及的战略纵深与抗风险能力。
问：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推翻了特朗普政府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所实施的紧急关税措施。随后，美国政府转而援引《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推出新的关税安排，并同时启动了范围更广的“301条款”调查。针对美方这一系列行动，中国已依法发起反制调查。在此背景下，您如何看待这场贸易博弈的演变与走向？
陶志刚：美国联邦国际贸易法院5月7日以2比1作出裁决，认定白宫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征收的10%全球关税“无效”且“未经法律授权”。此前，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已于2月20日裁定，特朗普政府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实施的大规模关税缺乏明确法律授权（以6比3的结果认定总统越权）。这一连串司法挫败令特朗普政府颇为不满。由于“122条款”关税的有效期仅持续到今年7月24日，美方必须尽快完成“301条款”调查的行政程序，以恢复此前被推翻的大部分关税措施。从现有情况来看，“恢复大部分关税”这一目标大概率能够实现。
但关键点在于，即便手握"301条款"这一武器，我认为特朗普政府也不会对中国加征高于十月贸易休战协议所约定水平的关税。那份休战协议代表双方在博弈中达成的一种彼此都能够接受的均衡状态。中方以稀土为反制杠杆，美方以关税为施压手段——双方最终形成了某种战略平衡。“301条款”调查更多属于战术层面的动作，但整体均衡格局预计将得以维持。
目前，中美两个经济体实际上已经处于脱钩进程之中。从贸易数据来看，这一趋势较为明显。据中国海关统计，受贸易摩擦持续升级的影响，2025年中国对美出口已出现显著下降。进入2026年，仅第一季度，中国对美机电产品出口同比降幅就达到24.9%，在所有主要出口市场中下滑最为显著。
换言之，两国正逐步走向两个相对独立的经济体系。这种分离不仅体现在贸易规模上，更体现在双方各自的战略博弈中。中方手中掌握着稀土等关键资源的反制手段，而美方则以关税和技术出口管制为主要施压工具——某种意义上，双方都拥有了足以威慑对方的“卡脖子”利器。
在这样的格局下，可以预见的是，双边贸易关系有望在一个相对稳定的水平上找到新的平衡。尽管博弈仍在继续，但双方都有意愿避免重新陷入去年那种剧烈升级的贸易冲突。对两国企业而言，这种“可控的不确定性”或许正是当前阶段能够期待的最佳结果。
问：电动汽车与汽车行业依然是中美贸易博弈中的一个关键引爆点。在这一领域，双方围绕投资问题达成协议，是否具有现实可行性？
陶志刚：六个月前，我会说是的——中国有机会与美国汽车制造商合作，共同推进电动汽车产能的建设。然而，时至今日，这一判断已不再成立。特朗普政府对其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表现出充分的自信，将能源出口视为国家战略的重要一环——全球各国纷纷赴美采购液化天然气。这与过去的战略考量已截然不同。
我对此感到遗憾。美国很可能错失拥抱颠覆性技术的历史机遇，而世界多数国家正朝着绿色能源的方向加速转型。这终将成为两种能源路线之间的一场较量。
尤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电动汽车的雏形最早诞生于美国。通用汽车早在1996年便在加州推出电动汽车；此后，特斯拉更是将这一技术推向新的高度。美国曾经是行业的引领者，完成了从0到1的突破，却因国内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不愿迈出从1到100的步伐。在我看来，这是真正的损失。
问：根据您的研究，保护主义政策最终会在提升中国出口商竞争力的同时，增加美国消费者的负担。随着11月中期选举日益临近，这是否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华盛顿方面继续利用关税手段对华施压的力度？
陶志刚：是的，但这是美国国内政治逻辑的一部分，而非经济理性的体现。特朗普会辩称，尽管消费者可能面临更高的价格，但他们的就业岗位因此得到了保护。其核心策略在于，通过高额关税吸引外资回流，从而创造本国就业机会。
但我基于反倾销调查的实证研究揭示了一个更为复杂且反直觉的事实——在反倾销调查中，美方可以对中国产品加征100%甚至更高的惩罚性关税。我发现，在此类极端贸易壁垒下，大约40%的中国出口商因为无法承受成本压力而直接退出美国市场。但剩余60%的“幸存者”并未被削弱，反而在适应过程中变得更具竞争力。也就是说，当准入门槛被人为抬高之后，那些仍然能够跨越这一门槛的企业，在应对高成本、复杂合规与不确定环境的过程中，完成了能力升级——弱者被淘汰，强者愈强。
从美国消费者的角度来看，特朗普政府的这一策略造成的代价显而易见。美联储的研究人员指出，关税成本的90%最终由美国消费者以更高价格的形式承担。换句话说，保护主义的财政负担，实际上主要落在了美国普通家庭身上。
更为深刻且具有反讽意味的发现，来自我的一位合著者——美联储的一位高级经济学家。他的研究表明，这种保护主义政策在削弱中国企业之前，首先削弱了美国企业自身的竞争力。毕竟当一个行业被保护起来之后，强者与弱者同时获得了生存空间。弱者本应在市场竞争中被淘汰，却因为保护得以存活；而强者则失去了通过竞争实现扩张、整合与效率提升的动力与空间。以美国钢铁行业为例，由于长期受到贸易保护，低效率的生产商得以继续存在，整个行业因此难以实现必要的整合与现代化升级。
不妨将这一逻辑推演至五到十年后的情境：在持续的保护主义环境下，中国企业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持续成长，竞争力不断增强；而美国企业则在保护的温床中逐渐失去进取动力，竞争力相对或绝对地趋于疲弱。如果届时双方在同一个市场中再次展开竞争，其结果并不难预料。这正是保护主义所带来的一系列深远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意外后果。
问：2025年，中国通过将出口转向东南亚、非洲等市场，实现了近1.2万亿美元的贸易顺差。这一模式是否具有可持续性？
陶志刚：如我此前所言，贸易壁垒的提高会使幸存下来的企业变得更强、更具竞争力。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上述现象。然而，单靠出口难以维持长期增长，真正的出路在于对外直接投资。
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企业提供了直接对外投资的有益范例——通过直接在美国本土设厂生产汽车，成功规避了贸易摩擦，同时为美国创造了就业和税收。如今，中国企业同样有对外投资的意愿，事实上也希望进入美国市场。然而，与当年美国对待日本资本的态度不同，当前美国政府对中国投资设置了重重障碍。这恰恰令我们感到困惑：如果美国真心希望增强自身经济实力、推动再工业化，为何不允许中国企业投资？中国企业带来的是实实在在的就业岗位、税收贡献和技术合作，这些正是美国所需要的。毕竟，中国资本或技术落地美国后，融入美国、为美国所用、为美国创造了价值。
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规模已相当可观，广泛布局于东盟、拉美、非洲等地区。与此同时，中国出口商日益认识到，长期依赖出口难以为继，直接投资才是可持续发展的根本路径。我担任董事的一家名为WOOK的公司便是一个典型案例。该公司由我曾经的一位学生创办，十五年前他怀揣仅一万多美元前往印度尼西亚。他起初从事小型电器贸易，但在发现当地产品质量低劣且缺乏售后保障后决定自创品牌。如今，WOOK公司向印度尼西亚、菲律宾、越南、泰国的约九万家小型零售店供货，并准备在香港上市。这一案例生动说明，正确的方向是“立足本地，服务区域”——在亚洲，就是立足亚洲、服务亚洲。
在我看来，印度尼西亚的贸易模式值得借鉴。长久以来，印尼与中美的贸易分别形成了一种相对独立的循环：中国从印尼进口资源，同时向印尼出口加工制成品；印尼将自身资源销往美国，并从美国采购波音飞机。这两条贸易路径彼此独立，交集不多。换句话说，印尼并没有像越南、柬埔寨那样，从中国进口零部件，组装后再出口到美国，完全被夹在中美贸易链条的中间，充当中国与美国之间的“加工中转站”。一旦中美博弈升级，这种“夹心”模式极易受到冲击。而印尼的贸易结构更具自主性，不易被裹挟。正如印尼当地俗话所言：“两象相斗，勿立其中。”
问：您曾撰文论述美国的战略优先事项——控制西半球、将成本转嫁给欧洲、确保东亚航行自由。伊朗战争如何影响特朗普对中国推行其议程的能力？
陶志刚：这一分析框架源于我对去年11月发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文件的解读。细读该文件可以发现，其优先事项十分明确：控制西半球、与欧洲盟友分担责任、以及确保亚洲的航行自由。
有趣的是，特朗普自1987年起便一直持完全相同的观点——当年他曾买下整版报纸广告，声称欧洲盟友、日本和沙特“占了美国的便宜”。如今他推行的议程，与他39年前的说法如出一辙。
然而，伊朗军事冲突的爆发打乱了他的布局。我觉得，特朗普最初卷入冲突时，多半以为能轻松取胜；但现在，他不得不琢磨如何体面地抽身，同时还要保得住面子和盟友的信任。这场战争确实分散了他的注意力——这也正是他推迟中美元首会晤的直接原因。希望他五月中旬能如期访华。这次会晤太重要了，对两国、对世界都是如此。面对面坐下来谈，终究不一样。
问：在当前伊朗冲突持续、中美贸易紧张不断升级、全球秩序日益碎片化的背景下，对于不得不面对诸多变局的企业高管而言，您认为最重要的战略建议是什么？
陶志刚：拥抱竞争与全球化，同时更加主动地履行社会责任。
对任何政府而言，其政策制定都面临着两大选择：是否选择推进全球化。我坚信，全球化能够做大经济蛋糕，使各国得以利用全球市场和资源。但全球化也可能加剧不平等，因此必须辅之以再分配政策。企业在这方面大有可为，例如通过再培训计划帮助因全球化而受损的群体，而不是简单地裁员。
邓小平同志曾有一个生动的比喻：全球化就像打开窗户。新鲜空气进来了，但苍蝇也会进来。你面对世界，就必须面对竞争。把自己关在密闭空间里或许暂时舒适，但长期来看，接触世界才能让自身的免疫系统更加强大。
竞争使企业在长期中更具韧性，全球化则提供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但企业也必须承担起社会责任。在长江商学院，每位学生的核心课程之一就是“商业向善”——把蛋糕做大，同时帮助那些在此过程中被边缘化的人——如此便是兼顾发展与公平的双重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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