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加州In-N-Out汉堡连锁的店长年薪13万美元，高于法国AI开发者的7.5万美元，也高于德国同类岗位的8.5万美元。是不是不可思议？但却是最近社交媒体上流传的一幅图：“欧洲正在变穷，而自己浑然不觉。”
这张图的比较有失公允。13万美元接近In-N-Out店长薪资的75百分位，而非典型均值。根据Glassdoor 2026年数据，其店长均值约为10.6万美元。更重要的是，In-N-Out在美国快餐业本就是薪酬异类：行业店长均值约6.6万美元，汉堡王为7万，与法国AI开发者的7.5万已相去不远。换句话说，图表选取了一家薪酬最慷慨的快餐连锁中偏高端的数字，与欧洲AI岗位的均值对比，制造了一种戏剧性的反差。
但这些理由并不能消解一个更根本的问题：欧洲为什么没有孕育出足够多的科技公司，使得AI开发者的市场薪资能够被充分竞争推高？
这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在我看来，答案不在于欧洲人不够聪明，不在于欧洲人不够勤奋，而在于欧洲的制度环境系统性地压制了新企业的诞生与成长，简单来说就是：法律太多、企业太少。
布鲁塞尔效应的另一面
“布鲁塞尔效应”（Brussels Effect）是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教授阿努•布拉德福德（Anu Bradford）在2012年提出的概念，她在发表于《西北大学法律评论》的同名论文中指出了这样一个现象：欧盟凭借其庞大的单一市场规模，将本土监管标准输出为事实上的全球标准。GDPR（通用数据保护条例）是最典型的案例，它是由欧盟制定的数据隐私规则，迫使全球企业按照欧洲标准改造其产品和服务。
布拉德福德最初将这一效应描述为欧洲软实力的胜利：无需军事力量，无需外交谈判，仅凭市场准入的吸引力，欧盟就能重塑全球商业规则。这个分析在描述层面是准确的。但它刻意回避了另一个问题：布鲁塞尔效应在输出监管标准的同时，也在欧洲本土制造了什么？
答案是：高昂的合规成本、漫长的监管审批，以及对创新的系统性惩罚。
GDPR推出后，欧洲本土的小型科技企业普遍反映合规成本大幅攀升。一家刚起步的数据驱动型创业公司，在尚未盈利的阶段就需要聘请专职的数据保护官（DPO），建立繁复的数据处理记录体系，应对随时可能到来的监管调查。而美国的竞争对手，可以将同样的资源投入产品开发和市场扩张。
2023年欧盟通过的《人工智能法》（AI Act）延续了同样的逻辑。该法将AI系统按风险等级分类监管，高风险应用需要通过严格的合规认证方可上市。立法者的出发点无疑是良善的，旨在防范算法歧视、保护公民权利。但对于一家试图将大语言模型商业化的欧洲初创公司而言，这意味着在产品还没有找到市场之前，就必须先通过一道道监管关口。
监管本身不是问题。问题在于监管的节奏与创新的节奏之间存在根本性的错配。硅谷的模式是“先跑起来，边跑边修正”；布鲁塞尔的模式是“先证明你无害，再允许你跑”。前者的代价是偶发的混乱，后者的代价是系统性的滞后。
新企业为何难以在欧洲生长
监管负担只是问题的一个维度。欧洲新企业面临的困境是结构性的，监管只是其中最显眼的一层。
资本市场的分散是另一重障碍。欧盟27个成员国至今没有形成真正统一的资本市场。一家法国初创公司在德国融资，仍然面临不同的法律框架、不同的投资者文化、不同的监管机构。相比之下，一家美国创业公司可以无缝接入从波士顿到旧金山的统一风险投资网络。欧盟的“资本市场联盟”（Capital Markets Union）倡议推进多年，成效有限，各成员国在金融监管主权上寸步不让。
劳动力市场的僵化构成第三重障碍。欧洲大陆普遍存在的强劳工保护法规，包括难以解雇员工、强制性的工会谈判、慷慨的失业保险，在保护存量就业的同时，也提高了雇用新员工的预期成本。初创公司最需要的是快速试错的能力：雇用、测试、调整、再雇用。高解雇成本相当于给每一次雇用决策加了一把锁，让初创公司在扩张时格外谨慎。
这三重障碍叠加在一起，产生的结果是欧洲风险投资规模的长期落后。根据Atomico等机构的数据，欧洲科技风险投资规模长期只有美国的三分之一左右，与欧洲的GDP体量严重不匹配。资本的稀缺意味着大多数有潜力的欧洲初创公司，要么被迫以远低于其潜在价值的估值出售给美国收购方，要么在成长的关键节点因融不到足够的资金而折戟。
结果是欧洲的科技生态系统呈现出一种奇特的畸形：不缺工程师，不缺研究成果，缺的是将这些要素转化为规模化企业的机制。欧洲大学的基础研究在全球名列前茅，但这些研究成果往往最终在美国企业的产品中变现。DeepMind在伦敦起步，被谷歌收购；ARM在剑桥诞生，在美国上市，差点被英伟达并购。这不是偶然，这是制度安排的必然结果。
有人会以阿斯麦（ASML）为反例，这家荷兰公司是全球唯一的极紫外光刻机制造商，市值超过4000亿美元，是货真价实的科技巨头。但阿斯麦成立于1984年，与微软、苹果同代。问题不在于欧洲从未孕育过伟大的科技公司，而在于此后四十年，美国在那一代科技企业之后又接连涌现出谷歌、亚马逊、英伟达、Meta，每隔十年都有新的千亿级科技企业出现。欧洲在阿斯麦之后就断档了，阿斯麦几乎是欧洲上一个窗口期留下的遗产，不是制度健康运转的证明。
老企业为何无力应对中国竞争
新企业出不来，欧洲的产业结构就只能依赖那些几十年前建立的老牌企业。这些企业曾经强大，但面对中国制造业的崛起，它们的弱点正在被无情地暴露。
汽车工业是最典型的案例。大众、宝马、奔驰长期以来是欧洲工业皇冠上的明珠，德国汽车出口额一度占全国商品出口的五分之一。但在电动车浪潮中，欧洲汽车巨头的应对迟缓，让人触目惊心。比亚迪在2023年第四季度以52.6万辆的纯电动汽车销量，首次在该季度超越特斯拉（48.45万辆），成为全球纯电动车销量冠军，中国品牌在欧洲市场的份额持续扩大。与此同时，德国大众汽车集团于2024年9月宣布，为应对欧洲汽车市场需求下降及竞争加剧带来的巨大成本压力，正考虑关闭至少两家德国本土工厂，并终止就业保护协议，这在大众的历史上是前所未有。
欧洲汽车业的困境有多重原因，但其中一个被严重低估的因素是：过度监管消耗了产业的战略灵活性。欧盟对汽车排放的严苛规定（CAFE标准、碳排放罚款）本意是推动绿色转型，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却使传统车企陷入两难。既要继续出售燃油车以维持现金流，又要将大量资金投入电动化研发以应对合规要求，两头都无法全力押注。而中国竞争对手在国内市场的监管逻辑下，可以更快地完成从燃油向电动的整体切换，在规模效应下大幅压低成本。
监管的另一个副作用是它制造了一种虚假的安全感。欧洲汽车企业长期在受保护的监管环境中运营：欧盟的技术法规构成了一道对外来竞争者的隐性壁垒，使得欧洲车企在面对真正的市场竞争时反而缺乏足够的锻炼。当中国车企真正叩门的时候，欧盟的第一反应不是帮助本土企业提升竞争力，而是发起反补贴调查，对中国电动车加征关税。这是典型的以监管替代竞争的思维惯性，用贸易壁垒为效率低下的企业续命，而不是通过鼓励竞争来倒逼自我革新。关税可以买到时间，但买不到竞争力。
选择的代价
欧洲的政策选择背后有其内在逻辑，并非毫无理性。高福利、强监管、厚劳工保护，这是欧洲社会民主主义传统的历史积累，代表着对安全感的优先排序，对不平等的系统性警惕，以及对市场失灵的主动纠偏。这些价值取向本身并不可笑，它们反映了真实的社会偏好。
但监管是有成本的。当监管成本高到让初创公司望而却步，当资本市场的碎片化让规模化融资成为障碍，当劳动力市场的僵化让快速调整变得昂贵，欧洲就在不知不觉中支付着这笔账单。支付的方式，是新产业的缺位，是科技公司的匮乏，是高技能岗位的相对稀缺，最终是工资增长的停滞。
让我们来看另外一个数字。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时，欧盟GDP还略高于美国。此后十五年，美国GDP增长87%，欧盟仅增长13.5%；欧美经济体量的差距持续拉大，且这一趋势在剔除英国脱欧的统计影响后依然成立。而这十五年恰好是智能手机、云计算和平台经济全面崛起的十五年，而这些领域，欧洲几乎颗粒无收。差距不是偶然形成的，它是两套制度安排长期运行后的账单。
那张被广泛转发的图表，用一种失真的方式捕捉到了一个真实的症状。快餐店经理比AI开发者赚得多，不是因为欧洲人特别愚蠢，而是因为欧洲的制度安排没有产生足够多的科技公司来竞争AI人才，从而将这类岗位的薪资推向应有的市场水平。这是制度选择的结果，而不是天命如此。选择是可以改变的。但改变的前提，是承认代价的存在。
欧洲最大的问题，或许不是法律太多，而是太多人相信立法是无代价的。每一条法规在通过时，都有其响亮的理由；每一条法规的代价，却往往被默默分摊到那些从未出生的企业身上，分摊到那些本可以获得更高薪资却始终未能出现的工作岗位上。
而看不见的损失，恰恰是最难被追问的。
(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责编：闫曼 man.yan@ftchines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