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自特朗普I时期开始的贸易冲突，是后自由贸易时期国际关系调整的重心。自一年前特朗普政府宣布国家紧急状态对全球贸易伙伴开始关税战之后，七十几个国家主动与美国进行谈判接触。但是，其中很多国家都是因为处于中美两国贸易通道上的原因而受累。“大象打架，草地遭殃”，中美之间达成一个贸易关系的可实施的稳定框架之前，中美贸易利益范围波及到的其他经济体所能做的，就能是努力争取部分止损，而很难有长期稳定的安排。观察矛盾中心的中美两国互动，有几个特点：1，经过过去几年的磨合，双方都公开表达的一点是，两国保持贸易往来是重要的。2，近几年的贸易实践表明，目前的状况是可以接受的，尽管也都不满意。3，目前的状况是均衡的，但是需要通过发现更好的方式处理目前贸易关系的不稳定因素。也就是说，在目前均衡状态下，进一步增加可预见性是符合双方共同利益的。4，美方已经就今明两年未来中美贸易框架提出了相对笼统的设想，希望谈判达成一个管理（型）贸易的框架。中方在坚持表态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的同时，一直在理性的通过对大宗商品的管理贸易方式来处理和缓解中美贸易的不平衡问题。迹象表明，符合两个最大的经济体、最大的双边贸易伙伴之间经济贸易利益的，制度性的解决方向，可能是某种管理型贸易的框架。
中美贸易纠纷中，“管理型贸易”安排可能是提供贸易环境的可预见性的不多的选项之一。而且根据中国现行经济管理体制特点看，具有很大的可操作性。这是因为中国经济体制的特点是“管理型经济”。中国不是西方经济研究者一厢情愿的描述的“转型经济”。政府在让市场作用发挥时，政策干预的系统，组织机构，人员都保持了基本的操作功能。只要中美双方达成相关产品贸易量、值进行目标管理的总体框架以及重点类别的产品的管理方式，中方动用管理出口的政策“工具箱”可以做到对出口规模、价格的有效管控。另外，从特朗普I时期到现在，中方自己也一直在通过对农产品、大宗商品通过管理型贸易手段来缓解中美贸易矛盾。非制造业产品通过市场行为之外的管理贸易手段调节进出口，已经是成熟做法，这还可以一直追溯到中美贸易初始的八十年代，这并不是什么可以使人震惊的东西。实际上，两国政府需要做的只不过是将管理型贸易的做法从大宗商品延伸到工业制成品，并辅之以合适的出口管理手段。如果双方能就管理型贸易框架的概念达成一致，接下来就会是一场十分复杂的，按产品类别推进的技术性谈判。如果谈判成功，这就会是两个最大的贸易伙伴给全世界的“后自由贸易体制”定下的新的贸易规则框架，让我们拭目以待。
三、世界格局调整时期中等强国的现实考量
近年来中美双方意识形态分歧被重新提起又按下，双方多年来形成的经济贸易互嵌状态难解难分，经济脱钩对任何一方、对全世界也都不是好的出路。在这种情况下，中美贸易关系博弈的第二阶段，竟以美国全球关税战开场并再次展开。这对加拿大、英国、德国和其他欧亚国家而言，这并不是无辜地被牵连，而是因为多年来经济全球化带动下的国际价值链、供应链和产业集群跨境交融情况之下，管理中美贸易必须按照跨国制造增值的程度来同时处理产业链上下游的数个国家的“贡献”。否则，中美之间做出的贸易安排会在复杂的供应链关系中失去效用，成为过场戏。调整结果如果达不到各国期盼的，一个可预测并相对稳定的贸易体制，在这之上的其他国际关系体系的调整也很难落到实处。
塑造国际贸易体系的力量主要源于贸易大国。更具体的一个国际贸易谈判潜规则是，谈判实力取决于进口贸易量权重-有较大进口市场规模的国家更具谈判话语权。在国际经济贸易领域人类建构出来的合理主张，在现实中往往只能停留在纸上。例如七十年代，各国曾经在联合国贸发会议的主导下展开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努力。在这场角力中，发展中国家以欧佩克的石油为武器使用表决权力通过了很多推翻旧秩序的文件和决议。尽管石油是很特殊的出口产品，石油武器化还是没能推翻进口贸易权重大的一方的地位。待尘埃落定，联合国贸发会议自己也由决策机构退回到研究机构的地位，退出了国际经济贸易谈判进程。这个未成功的案例说明，中等强国和发展中国家的贸易主张不管多么“合理”（符合现行体制的精神和原则），都不得不与主导国际贸易体系走向的，大的进口国的政策作法协调、“对标”。中等强国集中的欧洲，二战后通过成立关税同盟和经济共同体这些一体化安排，扩大了自身国际贸易谈判中重要的进口加权权重。这一联合曾经很有效地增强了欧洲的贸易谈判地位。而那时候美欧都致力于促进贸易自由化来解决各自经济发展难题，因为前面谈到的国际经济运转范式的基础没有变，美欧经济贸易政策目标大体一致。时至今日，中美贸易关系的走向已经明显倾向于要通过管理型贸易框架的管控以避免脱钩，争取达到共存。世界经济贸易体系也将受这一发展的影响，发生重大的方向性的变化。其他中等强国和发展中国家可能不得不顺势调整各自的立场。
这次几乎整个特朗普团队都去了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美国高调表达了美欧关系必须改变的重要问题与改变的方向，震撼了欧洲各国。世界应该看到，二战后随着列强分割世界的格局的终结，旧的国际经济驱动力不复存在，人类社会顺应经济要素更佳配置的基本原理，合作确立了新的国际经济运作范式，建立起了一整套以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为骨架的国际关系规则。现今，支撑战后国际经济运作范式的经济动力在逐步消退，国际经济动能格局早已出现了实质性的转化。过去成功建构出来的一些支撑着世界秩序的规则和原则受到了挑战。管理世界的重要规则只有在变化了的国际经济基础之上经重新建构和校准，才能不被弃之不用。在这一进程中，没必要去纠结曾经的贡献者怎么变成了破坏者，谁曾经是最大的受益者，谁是最大的免费搭车者，我们更应该多去理解在经济驱动力的强制下，相应的上层建筑必须进行调整，这是不二的选择。
中等强国由于其在国际贸易与供应链中的位置，对中美经济贸易关系不稳定带来的冲击更为敏感。中美经济贸易博弈外部效应的寒意逼迫下，加拿大开始破冰试水，用中国习惯使用，但是又在宣传口径上从不渲染的管理型贸易方式，通过谈判与中方了达成了诸项利益攸关商品的市场准入数量安排。美国对加拿大的不满表达是针对加拿大总理对形而上部分的说法。加拿大援引特朗普I时期贸易方面的美加墨自贸协议进行了辩护，还明确的从二十多年前承认中国是市场经济的立场后退。表明立场是，不会与非市场经济的中国达成自由贸易区安排而侵蚀美加墨自贸协定的承诺义务。加拿大这是在表态不选边站队中国。
另外，夹在中美经济贸易博弈中间的英国和欧盟下属的成员国近来相继访华，他们也是在寻找在美国全面关税战及中美博弈的不稳定环境中保护自己一些核心利益的具体办法。从策略上讲，利益攸关的一些制造业产品类别如果能先于中美谈判达成与中国的协议安排，中等强国就有了菜单上的菜品可供参与、并可以影响谈判，可避免任由中美分食贸易而自己上不了桌的局面。近一段时间，欧盟与比亚迪谈的“价格承诺”就是有违自由贸易精神和原则的管理型贸易措施；欧盟与印度也达成了自由贸易协定，类似协定都对国际供应链的增值计算有针对性的做了规定。所以自由贸易协定的签定，也是欧盟与印度绑定供应链贸易利益，这对“管理型贸易”谈判全面铺开时的谈判会有正面作用。
中美之间如果达成了对主要的贸易产品实行管理型贸易的框架性安排，后自由贸易时代的国际贸易总体格局就清晰了。尽管中等强国对战后形成的国际关系“礼崩乐坏”有诸多愤懑，重视国际贸易的中等强国如加拿大，顺应时势开始试水管理型贸易安排。这是中等强国趋利避害的明智的反应，这本无可指责。只不过加拿大对自己务实态度的解释中，有一些涉及“形而上”的内容，让不能理解经济运作范式转换对已有国际体系的强制力的听众们感受到了十分的不悦。在各种复杂的国际关系中，军事与安全领域事关生死，地缘政治方面的博弈重点在“作势”。但是，即使在大国战略竞争时代，经济外交在贸易关系领域的使命与前述各个领域很不同的特点是，它应该是在前述几方面的条件约束之下，通过谈判寻找共存的经济妥协方案。
四、我们需要能够兼顾AI时代贸易特点的规则体系
AI时代前夕算法和算力的投入，正在回馈出推理能力的几何级提升。AI驱动的生产力的提高，不会只是茶壶里的头脑风暴。AI改变世界生产和经济活动的潜力要通过形形色色的机电一体的媒介-专用机器人、通用机器人、人形机器人以及智能组件的落地来辅助实施。根据这个趋势看，美国目前不惜成本保护制造业能力的努力从迎接AI时代角度看不无道理。但是美国自己的制造业能力远不能满足潜在的AI驱动的全球产业转型的需求。甚至可以预计，全世界的制造业能力在AI驱动的生产爆发式的需求面前都可能一时不敷应付。资本驱动AI落地的压力，会要求管理型的国际贸易体制更能兼容未来，这是可以预见的情况。
达沃斯震撼刚刚过去，特朗普年内数次访华已经在安排中。在全球关税战的狂飙中，中美两国达成框架性协议的重要性已经超出相互经济的范畴，对世界经济下一阶段恢复常态运转也是至关重要。尽管人们呼吁要让国际经济贸易回到自由贸易的规则体系中，根据研究笔者不相信会有任何力量会让这次国际关系体系的世纪性的变局中的经济基础部分改辙逆行。在国际经济运行范式的基础变了之后，理论建构脱离了经济基础，只能是无力回天。我们应该做的是，看懂加拿大是在做理性的破冰尝试应该感同身受，争取在变化中保护好自己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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