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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P30

专访袁瑛:气候大会上的化石能源巨额账单,谁来为失控的气候买单?

袁瑛指出,中国在国际气候事务中逐渐展现出三个主要突出的角色:全球绿色转型的领导者,多边主义的维护者,国际合作新规则的塑造者。

FT中文网:自2009年以来,您已参加COP 16年。如今的气候外交与十年前相比,本质上发生了什么变化?

袁瑛:自2009年以来,全球气候外交发生了明显变化。首先,联合国气候框架下的多边治理体系面临改革的呼吁,来改善效率不足、机构冗余等挑战。。与此同时,以国际海事组织、国际民航组织以及《蒙特利尔议定书》等为代表的区域性与行业性减排机制不断扩展,这些机制在补充全球治理的同时,也带来全球气候治理呈现出碎片化趋势。特别在特朗普退出巴黎协定后,这一趋势更加显著。未来,全球气候治理框架在寻求进一步改革的基础上,也要考虑如何与区域性、双边或小多边框架进行协同。

其次,全球减排的底层也在发生变化。过去主要依靠自上而下的约束和法律机制推动各国行动,而当前更多依赖自下而上的自愿贡献和倡议。此外,全球层面的政治合作意愿都在下降。这种变化受到经济下行、国际产业竞争加剧以及部分国家内政因素等多重影响。

然而,市场与技术因素的驱动力在全球减排议题上不断增强。随着全球尤其是私营企业和投资机构的加入、清洁技术得到了快速发展,减排成本持续下降。气候行动获得了新的内生动力。特别是中国在清洁能源和技术领域的迅猛发展,大幅降低了全球减排成本尤其促进了南方国家的快速转型,从而成为提振全球气候行动力的非常重要的积极力量。

此外,一个同等重要的变化也体现在公众对气候变化的认知和参与程度也显著提升。十年前,气候谈判在很多人眼中是遥远、高度政治化的话题,与日常生活关系不大;如今,随着极端天气事件频发,气候变化已切身影响每个人。我们在开展气候倡导和跨界联动时,能够明显感受到公众兴趣和参与度明显提高,社会各界正逐渐成为推动气候行动和公共讨论的重要力量。

FT中文网:中国在气候议题上的国际角色发生了哪些关键性变化?在本届大会上有哪些具体体现?

袁瑛:这几年,以可再生能源发展为驱动的中国能源转型进程成绩斐然,绿色和平最近发布报告迈向”十五五煤电何去何从:转型路径与多元机制研究》现实,截至2025年6月,中国风电和光伏装机容量达到16.7亿千瓦,历史性超过火电装机规模14.7亿千瓦,可再生能源发电能力显著提升。同时,2025年中国将煤电发电量控制在5.55万亿千瓦时,电力部门有望快速到来。

与此同时,中国国内新能源和绿色技术产业的快速发展也带动了出口,中国新能源出口额自2020年已飙升至1,771亿美元,预计2025年将突破2,000亿美元;自2011年以来,中国在海外新能源制造项目的总投资约2,200亿美元,其中90%集中在最近三年,新能源出海制造能力强劲。

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在国际气候事务中逐渐展现出三个主要突出的角色:全球绿色转型的领导者,在推动国内清洁能源发展的同时带动全球降低减排成本,并赋能南方国家加快能源转型;多边主义的维护者,在多边气候治理框架面临挑战和领导力出现真空的当下,通过践行承诺和积极参与国际合作,和其他合作伙伴共同维系多边合作框架;国际合作新规则的塑造者,从原来的追随者到现在的引领者,中国也在参与国际合作的机制和制度建设,使其更为公正、平等,并能够反映和代表发展中国家利益。

FT中文网:美国的缺席,对本届大会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更广意义上,你认为全球气候外交未来最大的结构性风险是什么?

袁瑛:美国的缺席对本届大会谈判的直接影响有限。但其对多边合作的中长期破坏性影响不容忽视,尤其是在资金、技术及相关机制落地方面,可能会产生“涟漪效应”。

从更广的视角来看,全球气候外交未来面临多重结构性风险:首先是国内政治不确定性,大国内部政治力量变化,尤其是右翼政党倾向于反对绿色转型,这可能导致国家利益与经济的优先级置于气候议程之上;其二是资源与能源冲突,俄乌战争或地缘政治紧张推高能源价格,迫使部分国家优先关注能源安全而非气候议程,从而放缓全球能源转型进程;其三是绿色贸易摩擦,围绕清洁技术产业和产业链的贸易争端可能与气候谈判交织,这不仅增加议程的复杂性,同时也可能推高全球能源转型成本,影响减排效率。

FT中文网:当美国缺位逐渐成为一个中长期的现实,我们看到在本届COP30中国与欧盟的互动备受关注,您如何看待中欧在气候领域的合作现状和前景?这对未来全球气候治理格局会有什么塑造作用?

袁瑛:在本次大会上,中欧在很多议题的立场上存在较多的分歧,这并不是一个理想的状况。事实上,中欧双方具有较大的合作潜力和基础,应该以及有能力能在全球事务中发挥“联合领导力”。

首先,双方都是多边秩序和机制的维护者。

其次,在绿色产业与技术领域,中欧即是领导者又彼此存在“竞合关系”。此次气候大会的结果,也反映出中欧在沟通和互信上仍有待加强,无论是在气候、贸易、信息安全,还是关键矿产与专利等问题上,双方目前都缺少桥梁型机制来促进全面理解。因此,未来中欧合作不仅能够带来双边互惠,也是破局目前气候谈判进程“迟缓”的关键因素。我也希望看到中欧双边更多务实和灵活的领导力的展现,寻找“求同存异”的切入点,进行持续的双边对话和协调,来共同推动全球气候治理进程。

(图片均由绿色和平提供。责编邮箱yilin.yuan@ftchines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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