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着“女版安倍”之称的自民党总裁高市早苗日前正式成为日本新首相。高市赢得自民党总裁选举后，原在联合内阁和自民党有着20多年政党合作的政治伙伴公民党宣布不支持她后，一度使其首相之位有点悬。然而，高市如愿以偿当选日本首相，不仅是性别象征的突破，也标志着日本政治又一次明显右转。
对中国来说，高市首相及其内阁对中日关系会带来哪些变化，才是最重要的。这个问题不仅关系到中日如何相处，也会影响到东亚特别是周边国家的互动。目前的高市内阁是由自民党与日本维新会组成，后者不派员进入政府，而以“场外合作”的方式进行。尽管如此，其整体政治取向可能会比历届日本政府都更为保守，对中国的警惕甚至敌意也会更明确。
原因在于，这是两个右翼政党的联盟。高市本人在自民党内就属于极右翼，以“反华”著称；维新会在意识形态上则比自民党更激进，主张日本应摆脱战后体制、强化军事主权、与台湾深化安全合作，并减少对中国的经济依赖。高市与维新会联合执政，虽是因为公民党退出合作所致，但也是一种政治理念的共鸣，而不是务实的妥协——妥协只针对国内议题。这就决定了高市内阁并非一个“平衡型政府”，而是一个“右翼共振政府”，在对华政策上，很有可能被右翼政治势力推向更强硬立场。
另外，她也任命前首相麻生太郎为自民党副总裁，后者虽然并未入阁，但在总裁选举中，正是在麻生派的支持下，高市才战胜其他对手的。麻生派现在是自民党内最大派系，他成为自民党副总裁，不仅仅是高市对他支持的政治回报，恐怕也是不得不如此。而麻生又是安倍路线的坚定继承者，也是日本政坛长期以来最具影响力的鹰派之一，多次公开鼓吹“台湾有事即日本有事”，主张日本要以更强的姿态应对中国的军力扩张。从这个角度看，高市将麻生拉入核心，意在巩固右翼支持基础。然而，麻生的存在，进一步使她的政府几乎没有“左转”空间，若她在对华关系上表现出妥协，会被党内鹰派与维新会视为软弱或背离“安倍精神”。如果日本右翼舆论也对她施压——这几乎是必然的，高市所面临的，并不是被温和派掣肘的压力，而是右翼“你还不够强硬”的倒逼。
那是不是说，中日关系注定将走向敌对，倒也未必。因为在现实政治的运行中，任何激进路线都要受到多重约束。想必高市也清楚，执政毕竟不同于在野，也不同于担任议员或者内阁成员，成为首相不仅要考虑派系和政党的利益，更要考虑国家的整体利益，她若要稳住权力、稳定经济、保持国际形象，也将不得不在意识形态与现实利益之间进行艰难平衡，未来的中日关系，极可能会进入一种可称之为“冷和平”的新均衡态势，其强硬路线将在三个结构性约束下行事：经济现实、战略格局与党内务实派的制衡。
首先是经济约束。中国目前是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占其出口总额约两成。日本的电子、机械、汽车、化工等产业高度依赖中国市场与供应链。与此同时，美国对日本部分产品加征高关税，使东京更难以仅凭美欧市场维持出口增长。日本经济若要稳定，就无法与中国“脱钩”。因此，高市即使延续“经济安保”路线，也势必调整策略，从过去主张的“全面脱中”转向“关键领域风险防控”——在半导体、稀土、AI芯片等安全敏感领域防范中国影响，但在整体贸易和投资层面维持合作。对她而言，反华不能反到伤筋动骨，否则政治声望会被经济压力迅速侵蚀。
第二个约束是战略现实。高市虽然在政治立场上亲台，但她十分清楚，一旦在台湾或钓鱼岛问题上采取实质挑衅行动，北京的反制将是立体、全面的。中国不仅拥有更强的军力，还具备借民族主义舆论发起经济与外交反击的能力。中国国内舆论中早已有“报八十年前侵华之仇”的情绪储备，一旦高市政府触动历史与领土神经，这种情绪势必会在中国国内发酵，北京不管主动还是被动，都会借民族主义动员形成对日本的强势反制，让东京难以承受。因此，高市若真要打“台湾牌”，也只能停留在象征层面，例如派党内议员访问台北、在发言中强调“台海和平的重要性”，但不会直接参与军事合作。对她而言，台湾是政治话语的筹码，而不是政策行动的起点。
第三个约束来自自民党内部的务实派与官僚体系。尽管高市与麻生掌握了党内议程，但林芳正、茂木敏充、菅义伟等人仍主张保持与中国的沟通渠道。林芳正也被高市延揽入阁。外务省和防卫省的职业官僚清楚，中日若陷入长期僵局，日本的战略回旋空间将更小；经团连与大型财团也会持续向政府施压，要求维护中国市场的稳定。这些现实派力量构成了她外交上的刹车系统，使其强硬言辞无法完全转化为政策行动。可以预期，高市政府将继续在“政治强硬—经济务实”的双轨逻辑下运作：在舆论上制造距离，在行动上保持克制。
除了日本内部的约束，中国的反应方式也将成为中日关系早期走向的重要风向标。按照惯例，中国领导人会在日本新首相就任后发出贺电。如果北京迟迟不发贺电，或者仅以外交部名义发函，甚至在贺电中加入类似“希望日方妥善处理历史与台湾问题”的警告性措辞，基本可以判断北京已把高市政府视为潜在对手。这种“礼节性冷处理”往往意味着双边政治沟通将被大幅削弱，防务与高层往来陷入冻结。相反，如果中方在第一时间发出完整、措辞温和的贺电，则说明北京愿意给予“观察期”，暂不预设敌意。中方的反应方式对高市既是挑战，也是一种潜在约束：她若想在外交上开局顺利，就必须避免在早期制造对抗氛围。
目前来看，中国领导人并未第一时间给高市发贺电，在其就职当天，只有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注意到有关选举结果，同时希望日方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各项原则，信守在历史、台湾等重大问题上的政治承诺。这相当于给高市划了两道红线，是对她发出的一个警讯。
中日关系已经经历了多年的困境，即便高市的对华政策有所节制，双边关系也难回温。当先两国间的互信几乎消失，民族主义的共振成为双边政治中最不稳定的因素。高市的鹰派姿态会不断刺激中国舆论的民族记忆，而中国的舆论反击又会被日本右翼解读为“证明中国威胁存在”。这种循环会形成情绪性的相互强化，使两国都难以退让。民族主义在两国都被部分政治力量视为可用资源，而非危险信号。这是未来几年中日关系最大的风险所在。
综合政治结构与现实约束，高市政府的对华路线很可能呈现出一种“意识形态强硬、政策上克制、经济上务实”的结构。政治上，她会延续安倍路线，强化“自由与价值同盟”的外交叙事；经济上，她会强调“关键技术脱钩”而非“整体脱钩”，但会维护两国的贸易往来；安全上，她会提高防卫预算、扩大自卫队角色，但不直接跨越台海红线；外交上，她会加深与美国、澳大利亚、印度、台湾的合作，但避免触发实质冲突；舆论上，她会以“日本不再示弱”的口号维持政治动员，同时尽量避免让民族情绪绑架政府行动。
从高市在当选自民党总裁后，对参拜靖国神社表现出一定的灵活度来看，她也有务实的一面。如果她不想成为一个短命首相，中日关系未来几年的走向未必是剧烈对抗，更有可能的是一种“冷和平”的结构性稳定。也就是，双方政治上冷漠、舆论上敌意浓厚、军事上互相戒备，但经济合作依然持续，双边机制也不会完全中断。日本无法放弃中国市场，中国也无意把日本推入美国的全面阵营。两国都清楚，冲突无益，而管控分歧是唯一现实的选择。
总之，高市早苗的上台，是日本政治右转的延续，却也受制于经济与地缘政治的现实。对北京而言，她的出现既是压力，也是机会，如果能掌握节奏，通过外交信号、经济杠杆与舆论管控维持“竞争而不冲突”的格局，将能把这场中日新一轮较量，导向一种稳定的“冷和平”——一种不信任、不友好、但又相互依存的现实均衡。
（注：作者是独立学者，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bo.liu@ftchines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