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收入下降一般都会带来家庭的阶层下降，如果家庭人均收入下降25-50%，那么在7-8层级的家庭一般要下降3个阶层，而9-10层级的家庭也要下降1-2个阶层。如果家庭人均收入下降50%以上，更是非同小可，7-9层级的中产要平均下滑5个阶层，而第10组家庭也要下滑3个阶层。
那么中产阶层（7-10层级）收入下降25%以上且阶层下滑2个层级的家庭有多少？以2018年基线，7-10层级的家庭共占人口的40%，其中收入下降了25%-50%的，有5%，下降50%以上的，有6%，合计占全部中产的四分之一，这可不是一个小数字，客观上也印证了中产返贫的体感认知。这也在微观上弥合了体感认知与宏观数据的鸿沟：尽管宏观上中产阶层的规模与收入水平都在上升，但中国中产阶层的流动性非常强，有四分之一的中产阶层仅需4年时间就会掉出自己原来所在的层级。
虽然我们使用收入衡量社会阶层，但消费支出更容易显示家庭生活水平的实际变化。如果收入下降的情况下消费不变，表示收入稳定或储蓄丰厚，不需要改变消费水平，或许能更好的衡量中产定位，也更容易区别核心中产与边缘中产，边缘中产相对来说更脆弱，会因为收入变动等事件掉出原有阶层。
一般来说，家庭支出的变动有两面性，一方面在刚性支出上的灵活性比较低，受中短期的收入变动影响较小，除了家庭必要的生活消费以外，中产阶层的“作死三件套”在中短期内一般也具有较强的刚性，另一方面家庭的可选消费支出有很高的灵活性，一般预期到收入可能会下降，还未到收入下降时家庭的可选消费就开始调整。下图就显示了家庭支出变动的复杂性，各阶层的家庭支出变动结构差异不太大，这与收入变动结构有非常大的区别。中产和高收入家庭尽管收入调整比较大，但支出向下调整的区间明显小于收入，这侧面上验证了“中产作死三件套”的刚性程度。
家庭支出受预期因素驱动的比较多，CFPS在2022年的调查于当年5月启动，当时家庭层面的预期尚且不如现在悲观，2023年以来，随着就业与消费的持续低迷，悲观的预期越来越明显，家庭支出的表现可能随收入变动的趋势会更加显著甚至有所超出，这就只能留待未来新数据公布以后再做分析。
回过头来看，中产返贫尽管不是中国的普遍现象，但中产阶层的滑落风险非常高，在四分之一的中产阶层在四年时间就滑出自己原来的阶层，中产返贫现象在特定人群已经是非常显著的事实。国际对比来看，富裕阶层和上中产的稳定性更好，下中产更脆弱且亦滑出中产是中美的共同现象，但中国的社会流动更强，据美国Census Bureau SIPP在2009-2012的区间数据计算，从上层（top20%）下滑40%至中层（中间20%）或者以下的的比例为10%，从中上（次20%）下滑40%为15%，中国对应的阶层在4年区间下降同等水平的比例比美国要高出5%。这个中产滑落的风险更是明显高于西欧国家和日本。社会阶层固化固然不好，但流动性如此之高，因此产生的社会问题也不会少。这足以让各方警惕，以适当维护中产阶层的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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