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来，伴随着中国经济增长面临复杂的局面，部分群体面临着就业压力，除了应届大学生以外，中年群体的就业困境影响到家庭生活也是社交网络的热门话题。2024年，福布斯的一篇标题为“中国的中产阶级正在消失”的报道中，指出自恒大违约以后，“持续的房地产危机一直困扰着经济……压低了中产家庭财富的主要来源”。也有媒体和研究机构讨论全国收入税收降低、高端消费减少等现象，网络流传很多相关的段子，如中产“作死三件套”：高额房贷、单职工、两娃上国际学校，后又演变为“返贫五件套”：冲动投资创业、倾家荡产买房、子女接受精英教育、为他人做担保、盲目投资理财。这些段子反映出一些上中产和富裕阶层的经济负担和焦虑；虽然“返贫”未必是真的贫困了，但确实有越来越多人感受到上述危机。
公众讨论中产返贫，是有很多中产家庭收入和生活质量下降。但一个正常的社会本来就应该双向流动，有人阶层上升、有人阶层下降；若中产阶层中部分的下滑伴随着相应的上升，并且变动规模相对合理，那是正常社会新陈代谢的表现。如果中产阶层出现整体的下滑，毋庸置疑是很大的问题，但目前的公共讨论与媒体报道，没有呈现阶层流动的全貌，也未准确刻画中产收入下降群体的特征。本文基于可靠的数据，从总体上把握中国社会各阶层的收入变化，以及中产阶层的上升与下降的占比，以此来理解中国的中产阶层的地位变化。
迅速崛起、方兴未艾的中国中产阶层
“中产阶层”原本是社会学概念，综合来看，中产阶层工资以薪金为主要收入，靠知识与技能获得工作收入，收入处于中等或者更高水平，有能力和意愿消费闲睱。按学者李强的归类，中产阶层包括传统干部和知识分子，就职于IT、金融等专业领域的高学历从业者、优秀大中型企业的职工以及个体私营业主及中小公司的经理。
无论是中产阶层的定义还是现实人群的分类，教育程度和职业是界定中产阶层最重要的两个维度，在中国主要是本专科以上的学历和白领等非体力劳动的工作。据人口普查数据，2000年时，全国22周岁的适龄人口（一般处于大学在读或毕业阶段）的本专科及以上毛入学率为8%，仅160万人，而到当前，已经超过六成，每年毕业的本专科大学生在1000万人左右。
从职业类型看，中国白领工作岗位和服务业呈现跨越式发展，据人口普查数据，农业就业人口从2000年的4.3亿，下降致2020年的1.3亿，而服务性、专业性工作岗位则从2000年的1.3亿上升至2020年的3.5亿。按中国职业分类标准，机关事业及企业负责人、专业技术人员（如教师、医生）、办事人员基本都是中产阶层，其规模从2000年的7000万上升至2020年的1.3亿，而商业服务业的从业者从6000万上升至2.2亿，其中至少2成是纯非体力工作岗位（技术性强或偏向管理、销售等白领岗位），此外，其中混合性以脑力为主的岗位的渗透率也越来越高，服务业的扩张大大增加了白领工作岗位及中产阶层储备池的规模。这个趋势目前没有后退，中国中产阶层潜在的人口基础在不断扩大。
数据来源：中国人口普查资料2000，中国人口普查年鉴2020。单位：亿人。
对于公共讨论而言，收入是衡量中产阶层更直接的指标。美国的很多调查与研究一般将家庭收入处于全国家庭收入中位数的2/3至2倍之间的家庭视为中等收入家庭（例如Pew）,据此计算，美国的中产家庭比例在1971年时大约占60%，目前为50%出头，而高收入群体在目前为20%左右。由于中国整体收入偏低，按上述方法下限对应的家庭，很难称的上是中产阶层，而中国的高收入群体中的大部分更多体现了中产阶层的特征。胡润百富发布的《2019中国新中产圈层白皮书》，将中产定为“一线城市家庭年收入30万元以上，新一线及其他城市家庭年收入20万元以上的城镇居民”， 采用北京大学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在京沪两地，2022年家庭收入超过20万的占四成人口，超过30万仅为四分之一，从全国来看，家庭20万的收入在2022年对应着全国88分位，也就是1.7亿人。这个规模无论在社会学的意义上还是实际的体感，都大大低估了中国中产阶层（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在绝对收入上，胡润20、30万的中产定义已经是中国相对富裕的阶层。
根据学者李实的划分，三口之家年收入在10万元至50万元之间界定中产阶层，中产门槛值下降至10万元，按此标准，国家统计局在2017年测量的中等收入群体达到了4.6亿人，约占总人口的三分之一。按此标准，据CFPS的数据，2018年至2022年中国中等收入家庭比重从29%扩大到37%，中等收入的规模仍然在明显的持续的扩张。
按收入高低将中国全部家庭分为5等分，无论是CFPS的数据还是国家统计局的住户调查，每等分的收入在2018年至2022年，都是持续提高，没有任何一个家庭组的平均收入是下降的。
从国家统计局的数据看，2018年以来至去年，按五等分划分的家庭组，每一组家庭的平均收入都在上升，没有停滞的现象，更没有看到整体返贫或者缩减规模的迹象。
中国社会尚处于充分流动的阶段
虽然宏观上中等收入阶层的规模没有缩减，但既然体感以及公共舆论中屡见不鲜的中产阶层返贫或阶层滑落，意味着中国目前仍然有明显的社会流动，有人上升有人下降。我们接下来观察中国社会的流动状态。
为了观察家庭层面的收入变动，我们采用北京大学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我们选取中产返贫话题蔓延之前的2018年开始，对比最新可用的2022年。我们使用唯一的家庭户识别码合并两年数据，得到近1万户家庭（同时被两轮调查完访），其中8000户左右家庭无变动，其余家庭则因结婚、迁移、分户等出现了另组家庭。另组家庭因为出现了分拆、新组建，所以经常会出现两个新户的家庭人均收入低于原家庭的水平，因为我们主要采用未另组的家庭数据进行分析。我们将两年都受访的家庭在两个年份分别按收入分为十等分，第一组（1）为收入最低的10%家庭，第十组（10）为收入最高的10%家庭。
下图为10×10收入阶层转移矩阵，即2018年至2022年期间的家庭在收入阶层间的流动模式。每列代表2018年的起始阶层，每行代表2022年的终了阶层，每一单元格的数值是条件概率（%），即从特定起始阶层流动至终了阶层的比例。所谓中产返贫是指明显的向下流动，这个“明显”一般需要下降多个阶层阈值。一般来说下降1个阶层被视为短程向下，而下降2个或更多阶层是长程向下流动，这个下降才是“明显”的。
我们将阶层变动在上下各一个阶层内（即原阶层向上或向下流动1阶）视为留在本阶层，以此计算1-10阶层的稳定率（留在原阶层）。底层（1-2）和顶层（9-10）稳定性最高，他们有六七成的比例留在了本阶层，对于底层来说，这意味着向上流动相对困难，而对于顶层来说，他们易于维持自己的阶层。中间阶层（不同于本文讨论的中产阶层）流动活跃，仅有半数左右的家庭留在了本阶层，部分阶层提升，另一部分则滑出自己的阶层，显示其相对受挤压的状态。从流动表的色温还可以看到，收入阶层的流动主要是短程流动，上升或下降一般都在2-3格以内，超过4个阶层的比较少见。从流动表的色温看，左下角和右上角即从最低阶层跃升至顶层或顶层骤跌至底层，为蓝色意味着占比很小，也就是说一夜暴富或一夜致贫不是中国的普遍现象。
家庭收入阶层的变化是相对的，有人上升就必然有人下降。但阶层下降不一定意味着绝对收入的降低。因为我们还需要考查家庭绝对收入的变动情况。总的来说，2018年至2022年，中国家庭有近六成家庭收入增长，另外四成下降。如果将收入变动在25%以内视为收入相对稳定（因此造成的阶层变动一般在2层以内），那么收入处于稳定和上升区间的家庭总体占四分之三，收入越低的家庭，这个比例就越高。
分阶层来看，如下图所示，1-3层级的家庭，收入下降的只有不到四分之一；4-6层级的家庭收入下降的接近四成。而2018年收入分位数处于7-10的家庭，有一半的家庭收入的绝对值下降了，计算他们的平均收入，经过了4年，他们的总体收入是下降的，其中顶部10%家庭更有三分之二的家庭出现了收入下降。这充分显示了高阶层家庭收入维持的不易，尽管他们保有自己的阶层的稳定率比较高。
以此来看，以收入来衡量的中国家庭社会流动尚处于充分的状态。社会流传的阶层固化可能出在特定行业、身份的群体中有局部存在，但整体上中国的中下层的收入整体处于明显上升的状态，而中上层群体的收入则有明显下滑的压力，维持较高收入并不容易。
脆弱的中产
如前文李实等人的界定，除了极少数非常富裕的群体，中国前40%收入阶层的群体都可归类为中产阶层，也就是第7-10阶层的群体。如果按下降2个阶层为明显滑落，第7-10阶层分别有28.4%、32.8%、36.5%、28.5%比例的家庭下滑了2个及以上的阶层，如果放宽至3个，则分别17.1%、22.3%、23.2%、18.4%。由此可见，中国的上中产（前10%的人群）的稳定性较好，而中下中产则相对边缘，易滑落出中产阶层群体，他们有三成左右的比例会在4年的周期下降2个阶层。尽管边缘中产跌出中产的比例不低，但非中产阶层上升至中产的也不在少数。2018年收入等级在1-6的家庭，平均有16%的家庭，在4年里上升2个层级且进入中产阶层（>=7），最低的1-2层级也有近一成比例，而5-6级则高达近三成比例。
家庭收入下降一般都会带来家庭的阶层下降，如果家庭人均收入下降25-50%，那么在7-8层级的家庭一般要下降3个阶层，而9-10层级的家庭也要下降1-2个阶层。如果家庭人均收入下降50%以上，更是非同小可，7-9层级的中产要平均下滑5个阶层，而第10组家庭也要下滑3个阶层。
那么中产阶层（7-10层级）收入下降25%以上且阶层下滑2个层级的家庭有多少？以2018年基线，7-10层级的家庭共占人口的40%，其中收入下降了25%-50%的，有5%，下降50%以上的，有6%，合计占全部中产的四分之一，这可不是一个小数字，客观上也印证了中产返贫的体感认知。这也在微观上弥合了体感认知与宏观数据的鸿沟：尽管宏观上中产阶层的规模与收入水平都在上升，但中国中产阶层的流动性非常强，有四分之一的中产阶层仅需4年时间就会掉出自己原来所在的层级。
虽然我们使用收入衡量社会阶层，但消费支出更容易显示家庭生活水平的实际变化。如果收入下降的情况下消费不变，表示收入稳定或储蓄丰厚，不需要改变消费水平，或许能更好的衡量中产定位，也更容易区别核心中产与边缘中产，边缘中产相对来说更脆弱，会因为收入变动等事件掉出原有阶层。
一般来说，家庭支出的变动有两面性，一方面在刚性支出上的灵活性比较低，受中短期的收入变动影响较小，除了家庭必要的生活消费以外，中产阶层的“作死三件套”在中短期内一般也具有较强的刚性，另一方面家庭的可选消费支出有很高的灵活性，一般预期到收入可能会下降，还未到收入下降时家庭的可选消费就开始调整。下图就显示了家庭支出变动的复杂性，各阶层的家庭支出变动结构差异不太大，这与收入变动结构有非常大的区别。中产和高收入家庭尽管收入调整比较大，但支出向下调整的区间明显小于收入，这侧面上验证了“中产作死三件套”的刚性程度。
家庭支出受预期因素驱动的比较多，CFPS在2022年的调查于当年5月启动，当时家庭层面的预期尚且不如现在悲观，2023年以来，随着就业与消费的持续低迷，悲观的预期越来越明显，家庭支出的表现可能随收入变动的趋势会更加显著甚至有所超出，这就只能留待未来新数据公布以后再做分析。
回过头来看，中产返贫尽管不是中国的普遍现象，但中产阶层的滑落风险非常高，在四分之一的中产阶层在四年时间就滑出自己原来的阶层，中产返贫现象在特定人群已经是非常显著的事实。国际对比来看，富裕阶层和上中产的稳定性更好，下中产更脆弱且亦滑出中产是中美的共同现象，但中国的社会流动更强，据美国Census Bureau SIPP在2009-2012的区间数据计算，从上层（top20%）下滑40%至中层（中间20%）或者以下的的比例为10%，从中上（次20%）下滑40%为15%，中国对应的阶层在4年区间下降同等水平的比例比美国要高出5%。这个中产滑落的风险更是明显高于西欧国家和日本。社会阶层固化固然不好，但流动性如此之高，因此产生的社会问题也不会少。这足以让各方警惕，以适当维护中产阶层的稳定性。
（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责编：闫曼 man.yan@ftchines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