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永信“栽”了。7月27日，少林寺管理处发布通报：少林寺住持释永信挪用侵占项目资金寺院资产，长期与多名女性保持不正当关系并育有私生子，目前正在接受多部门联合调查。值得注意的是，通报中不称释永信为“方丈”而是用“住持”，并且直接声称他“涉嫌刑事犯罪”。次日，中国佛教协会发布公告，称收到河南省佛教协会报来《关于注销释永信戒牒的报告》，并同意对释永信的戒牒予以注销。
据国内媒体报道，释永信是在7月25日深夜被“叫走”，而他在28日就被宣布戒牒注销——可谓“神速”。可与之比较的是，本年5月21日释道禄被绍兴市公安局上虞区分局立案侦查，6月26日该分局发布“警情通报”提到对释道禄等人采取刑事强制措施，7月18日中国佛教协会公告对释道禄戒牒予以注销——前后接近两月时间。对释永信如此不正常的“神速”处罚，不免让人产生其它想法。
少林寺管理处7月27日的通报中提到，释永信“目前正在接受多部门联合调查”，却未指出具体是哪些部门。按理说，这种多部门联合调查，可以由其中一部门发布通报，或者由多部门联合发布通报——而不是由少林寺管理处这样做。
有媒体报道，本年5月前后，郑州市、登封市的宗教局、统战部等派人以少林寺管理处名义常驻该寺。不过需指出，少林寺管理处这一机构以前就存在。《郑州市文物志》（河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记载：1984年11月，“少林寺管理处组织工程队从少林寺碑林往碑廊移碑时造成四品明碑断裂”。
目前中国国内网民们对释永信，一般持讽刺、挖苦、幸灾乐祸之类态度。海外中文论坛上，对他也有种种非议之辞。然而，他们中有谁真正了解这位释永信呢？
最近笔者访问了“释永信师父”的微博，目前仍有粉丝88.5万。微博上有一些问答，值得关注。有人问：“历代先贤都提倡多积德行善，具体应该怎么做才算是真正的积德行善呢？”对此“释永信师父”给出的回答是：“积德行善的核心在于‘自利利他’，最后达到‘无我利他’的境界。”还有人问：“如何修学佛法，方能得真实智慧？”回答是：“勤修戒、定、慧三学。由戒生定，由定发慧，由慧圆戒。”上述回答，可谓言简意赅。
释永信主编的《幸福禅》，封面就写有“禅，处处可修，行住坐卧皆是禅。”他在该书序中又写道：“‘幸福禅’就是安住当下，活在当下，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找到自己的心”。
释永信“禅语录”中则有：“佛教不是学术，它是一切众生如何做人的普通真理。”“佛陀住世时，不念经，也不拜佛，因为无经可念，无佛可拜。佛陀就是从自己的日常生活中发现人生真理的。所以，也可以说，禅宗就是直接学佛本人的，而佛教的其它宗派，则是学佛陀弟子的。”
上述这些话，绝非毫无价值。《论语•卫灵公》中有：“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对释永信，即便他目前“遭难”，也不应以人废言，对他谈禅等一概否定。
关于少林寺管理处7月27日通报中所谓释永信挪用侵占项目资金寺院资产，《2011年度人物》（长江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一书中或许提供了答案。该书《释永信困局》一文记录了释永信如下的话：“我们的门票收入都是由当地政府派来的财务部门监管的，所有的花销都必须有税票，比一般机关还严格，因为关注的人多，是非之地嘛。所有钱都是收支两条线，严格按照会计法，每年省市县三级宗教部门都不定期来审账。”
最近媒体报道，少林寺新住持释印乐上任后，高价香等已不见踪迹。在《释永信困局》一文中，山门附近摆摊村民对记者说：“我们的摊位是竞标来的，一年200多万租金呢。”“政府来收的，竞标完几天内就要交齐”。记者问：“寺里面没有分成吗？”村民答：“和人家一点关系都没有，人家只有个香火钱，这些人家都不沾。”地方政府利用少林寺搞商业化，对不清楚内情的公众而言，这样的“黑锅”也会由寺院背。
《释永信困局》中还提到：“在一些人看来，‘方丈’对于释永信，更像是一个职业，给他带来了金钱、名誉、地位。随之而来的，还有争议甚至‘丑闻’。”在此谈谈当年释永信是如何成为少林寺住持、方丈的，而这也有助于更深入了解其为人。
1981年刘应成（释永信俗名）投奔少林寺时，年仅16岁。当时寺中仅有20多位僧人，佛堂也较为破败。那时距离文革结束时间不长，僧人连僧衣都不能穿。中国佛教尚未从困难、束缚中完全摆脱出来。
住持行正（一作行政）大和尚为他举行皈依仪式，收其为徒。行正在1951年成为少林寺当家，1986年才当上方丈，次年圆寂。他经历了少林寺的艰困年代，尤其文革岁月——当时红卫兵企图炸毁塔林，被他阻止。他还暗中保存了佛经、法卷、印鉴、达摩铜像等。
1983年，建设部公布了第一批36处国家风景名胜区，里面包括少林寺。1984年4月，少林寺由文物部门“移交”僧人。这对少林寺的发展，意义非常重大——不仅关系宗教自主权问题，还涉及经济自主权问题。但同年5月，河南省人民政府成立了嵩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而该机构又组建了少林寺管理处。这样，少林寺的自主权仍蒙上“阴影”。
也在1984年，释永信成为少林寺民主管理委员会负责人之一，这是行正法师的安排。那年他才19岁，已被人称为“二当家”。在行正于1987年圆寂前的两三年，由于他身体不好，寺院之事一般都交给释永信做（参见释永信《我心中的少林》）。
少林寺是禅宗子孙寺庙，而非十方丛林。现任方丈指定其继任者，而这涉及“衣钵相传”。1987年，行正方丈圆寂前，将法卷、衣钵传给释永信，并嘱咐他恢复少林寺的“鼎盛”。这样，释永信在22岁就成为少林寺的住持。当时佛教在中国可谓“百废待兴”，像他这样的僧人有机会承担重责大任。
行正方丈为何选释永信“接班”？在八十年代前期这一中国佛教恢复的关键时期，释行正为讨要寺产，多次去北京上访，也常与登封当地政府机关交涉。释行正视力很差，他上访等依靠释永信等人陪同。因此，要回寺产，释永信确实“与有功焉”。这是释行正传衣钵给他的重要原因——即便他非常年轻。那时的少林寺需要什么样的当家和尚？至少应能做到坚持维护寺院权益，甚至努力为寺院争取权益，而不是对官员唯唯诺诺。释永信长期陪伴行正大和尚与官方“周旋”，熟知其师父的做法，而后者对释永信以后如何“应对”官方也会有信心。
按照释永信的说法，当年老方丈带着他们多次到中央统战部、国家宗教局、省委统战部、开封地区统战部等“做工作”，坚持“僧人管寺”，并要求门票经营权从文物部门移交僧人。也正因为此，老方丈与他多次被有关部门叫去谈话，甚至被人威胁，扬言将他们“法办”。显然，“僧人管寺”会触犯某些部门、官员的利益，不利于他们继续吃“唐僧肉”。需指出的是，那时释永信没被“法办”，但这次确实要被“法办”了。
1999年8月，释永信升任少林寺方丈。2001年9月，他当选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2015年，有举报人称1988年释永信就被少林寺开除僧籍，但当时中国佛教协会工作人员表示他若真被除掉僧籍，不可能当上该协会副会长。
《论语•子张》中有：“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释永信的“不善”，其实也“不如是之甚也”。一言难尽释永信！
（注：林原，历史学博士，旅加时评人，当代中国问题研究者。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bo.liu@ftchines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