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T：文明的逻辑—人类与风险的博弈
《文明的逻辑：人类与风险的博弈》作者，陈志武陈志武：《文明的逻辑》这本书其实是用量化历史研究的方法，为读者们回答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人类做了哪些事，或者说做对了哪些事，使我们应对风险的能力不断提高，进而使文明持续战胜野蛮。当我们今天面对自然灾害、面对金融危机等风险事件时，可以冷静思考，从过往的经验教训中找到对应之策。
古往今来，不论是国家的发明，还是人类婚姻、家庭、宗族文化的产生和发展，以及商业市场，金融市场的发展延续，这一系列创举从开始到今天的不断演变，如今的我们到底该如何去理解其价值？如何看待文明发展背后的逻辑？是这本书探讨的话题。
FT：从风险视角出发，驱动人类文明火种延续
陈志武：风险驱动文明化发展——这是过去两百年来，经济史，历史学者普遍缺少的一个重要视角。通过书中列举的大量证据和跨学科的研究结论，我们可以充分看到在工业革命前的历史中，人类在物质生产能力上的进步并不大，但是在应对风险挑战方面却做得很成功，对我们今天的生活具有深刻的意义；这就是书中说的“风险应对力”。人类是怎么走到今天这一步的，社会在文明化进程中到底做对了什么，这些问题不应该单纯从生产力角度来理解，而是也要从风险应对能力的角度来阐释。
奥纬咨询香港办公室副董事合伙人，潘海琳潘海琳：“风险管理”是一个常谈常新的话题，不仅在金融行业，其实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我们都需要具备风险意识。如果从金融投资领域看，我们经常说“有危才有机”，在风险中往往会发现事物的双面性，有可能产生市场的双向波动性。当然，我们对于下行风险的敏感程度越高，越能够促使我们具有更强的驱动力，不断克服风险“逆流而上”更好地将文明的进程向前推进。
FT：文明的差异与风险应对规则的不同
陈志武：每个社会在不同时期，总体选择的侧重点是不一样的。西方国家，重点依赖商业市场和金融市场来解决风险问题，个人避险的金融工具很早就产生了，给个人安排自己的人生提供基础，因此西方社会个人主义倾向更强，市场为个人权利提供了基础。
潘海琳：我们不断制定规则、完善制度，设立监督机构（机制），都是为了更好地在商业市场中防范危机、规避风险，这本身就是人类不断地创新，也是一种文明的进化。当我们遇到新经济危机或金融风险的时候，不仅对每一家企业，而是需要整个行业，甚至是全球达成共识，制定新的规章制度完成对特定风险的约束。
FT：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四类风险应对方式
陈志武：从人类发展史中，我们可以总结出四大类风险应对方式。第一类是我们最熟悉的家庭、家族、宗族，基于血缘网络应对风险是人类很早就发明了的。第二类是基于共同信仰的宗教，通过信仰建立信任网络，实现教友之间的跨期合作和风险互助。第三类就是商业市场与金融市场，超越血缘和宗教，根据货币化交易、跨期契约达到人际风险分摊的目的，这是更广泛的避险方式。第四类就是国家的产生和发展，利用政治权力在全社会范围内实现个人间的资源共享、风险互助，也就是基于福利国家的避险方式。各社会对这四种风险应对方式的选择大为不同，传统中国几乎只依赖第一种，而西方社会，在十九世纪之前主要依赖前两种，第三种方式也发挥了作用，但到二十世纪，西方社会主要依赖后两种方式。
FT：不同文明背景下的风险理念差异
潘海琳：从投资理念而言，不同市场的用户还是有其共性的，但是从个人投资风险偏好来看，每个人不同的生长环境和特有的文化背景决定了个性化的投资风险偏好。一般来说，传统中式文化背景下的投资者相对比较保守，投资者对风险的接受程度也相对较低。如果在统一文化背景下，生活或生长环境非常不同，或者历史经历有很大区隔，那么即便在中式传统思维模式下的投资者也会表现出对高风险的偏好。不同文明背景带来投资者理念、投资决策行为的个性化差异。
FT：后全球化发展时期的风险应对建议
陈志武：今天的世界所面临的地缘政治形势挑战越来越多，全球化进入一个比较特殊的阶段，未来的不确定性在增加，许多年轻人也许会感到迷茫，感觉和之前的生活经验有非常大的不同。如果我们把目光放到更长的时间轴上去看，比如以一百年甚至一千年为基本单位，我们就会发现，几千年来，正是因为人类经历了很多风险事件带来的苦难，才一步步走出了今天更好的生活。从这一点来看，无论是地缘政治上的风险，还是全球范围的经济波动，都不可能改变人类数千年来的宏观发展趋势。“地球村”的概念最终会成为全人类的共识，虽然这是一个漫长且充满曲折发展的道路，但是人类社会一定会在全球化融合发展的“大趋势”中前进。人类如果没有苦难，文明化进程可能就停止不前。
潘海琳：从宏观和微观的角度来看，在历史的长河中，每个人都在求同存异。从投资的角度来看，短期内是有波动的，但是从长远来看，如果大家能够达成共识，那么我们就会朝着同一个方向前进。所以，我们一直都在前进，至于挑战，只要有共识的方向，未来就会是光明的。
本文内容基于现场访谈实录整理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