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是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法学教授
我们既无法预知未来，也无法预知人工智能(AI)将如何影响它。有人认为AI会带来爆炸性的经济增长，也有人坚信它会让除精选出来的少数人之外的所有人陷入贫困，还有人断言其经济影响将微乎其微。
那么，立法者如何在这种不确定性下履职？目前他们没有行动。他们通过不作为、采取观望态度，放弃了他们促进选民健康、安全与福祉的职责。如果拖延得太久，这一新技术可能会已经对社会造成伤害，并催生出若干准备主导未来监管流程的新亿万富豪。然而，过早进行监管也存在风险，可能不经意地抑制创新。
有一种更好的推进方式，能让我们主动地应对不确定性。我们需要具有适应性的AI法律，详细规定如何应对每一种可能的未来危害或收益，但要等到我们看清楚AI如何改变社会时生效。这类适应性AI法律应当现在通过，并在满足既定基准时自动生效，以对冲社会风险并分配福利。
适应性AI法律可以采取多种形式，并借鉴其他领域的工具，例如机器学习中使用的决策树。比如，政界人士可以现在通过一套法律，并在失业加剧时生效，从而触发增补失业救济、对富人加税等政策。另一套法律则可在就业增长时生效，例如增加病假、减少对企业的补贴。福利与税收还可以依据失业水平或收入不平等程度按比例增减。一些应对措施——如实行全民基本收入——则可在多种情形下启动，例如当经济不平等恶化到一定程度或当经济爆发式增长时。
这种适应性AI立法可以应用于其他诸多领域。社交媒体对儿童的危害起初并不为人所知。若事实表明AI也有类似的负面影响，适应性法律可以限制儿童接触AI。相反，如果AI有助于促进心理健康目标，则应该投入更多公共资源。
我们很容易认为AI会提升我们的学习和专业能力，但一项最新研究显示，在依赖AI作为检测辅助后，肿瘤科医生发现癌前病灶的表现反而下降了20%。适应性AI监管可以应对AI对不同学科和不同年龄阶段教育的不确定影响。
许多用于触发适应性法律生效的基准可以借鉴可靠的政府数据，例如收入分配、受教育程度和预期寿命等。判断针对其他议题（如心理健康）的触发标准将更复杂，更需要两党立法指引以及指定机构的监督。如果在某一触发事件是否已经发生上出现党派分歧，法院可以履行其作为法律解释者的已确定角色。
适应性AI法律将带来三方面益处。首先，它能让立法者现在就采取行动以避免未来问题，变被动为主动。这不会牺牲灵活性，因为立法者可随技术进步或社会变化随时调整这类适应性监管。其次，适应性监管架构会促使立法者更深入思考AI可能走的不同路径，从而有望制定出更优的政策。第三，适应性AI监管将为AI实验室提供更稳定的监管框架，通过明确法律将如何随其实践自动调整，提升法律明确性。
这将不是立法机关第一次通过只在特定情形下生效的法律。例如，一些州已通过“触发法”，其生效取决于与堕胎、医疗补助计划和租金管制相关的进展。
多家AI实验室已作出自愿的如果则承诺：一旦其模型具备特定能力，就将加强安全措施。然而，这些承诺不具约束力、并非普遍适用，而且只涉及安全层面，而未考虑AI更广泛的社会影响。
我们可以合理想象AI可能对社会产生的不同影响，但我们无法预测它推进的路径。适应性AI法律能让我们现在就系统思考如何监管这项技术，而不是等到为时已晚，或因监管立刻生效而扼杀创新。要应对潜在的AI革命，法律也需要一场自己的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