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start":7.44,"text":"特朗普二度上台后宣布的对等关税，一度被很多人理解为，其实际目的是冲着中国来的，意在构建一个在供应链上完全去中化的“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全球贸易新体系。“让美国再次伟大”不假，这是特朗普一切政策的终极目标，就此而言，他是以关税为手段，通过制造压力重构贸易格局，制造敌意巩固国内政治，制造风险改变全球战略，以达成对外控制和对内动员的双重目标。但是，从美国8月1日公布的世界多数国家的关税税率看，特朗普政府的遏制中国，并非走的是传统遏华思路，遏华也非其政策核心目标。"}],[{"start":47.32,"text":"8月1日的最新关税税率，可以分成几种类型：对印度、越南、台湾等制造业大国和经济体，普遍维持在20%以上的高税率水平；对欧盟、日本、韩国等盟友，关税略低，但仍在15%-18%之间；对加拿大和墨西哥两个邻国，分别是35%和30%；对其他国家，则维持在10-15%的水平。由此，我们得以从更系统的视角理解特朗普的关税战略：它远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遏制中国，更不是单一保护本国产业的孤立政策，而是一种有组织、分层级的地缘经济体系重构计划，其背后融合了产业政策、地缘博弈、国家安全和政治谈判等多重功能。它所体现的不是孤立主义，而是交易主义，不是脱离全球，而是强制全球围绕美国再平衡。"}],[{"start":97.97,"text":"特朗普执政以来，无论是他的第一任期还是第二任期初始，始终被贴上“对华强硬”的标签。但如果我们将8月1日关税清单横向对比分析，不难发现一个悖论：所谓对中国的“高压”关税，如果刨除以芬太尼名义加征的部分（特朗普还以这个名义对加拿大和墨西哥加征关税，而这部分关税在未来的中美谈判中是可以拿掉的），并未特别高于对印度、越南甚至台湾的税率，甚至在某些品类上不及对日韩欧盟的税率严厉。以印度为例，新关税达到25%，而台湾也被课以20%的关税，对瑞士等个别西方国家，关税税率更是高达39%。除关税外，对欧盟、日韩、台湾等，还伴随巨额的对美投资和购买美国农产品、牛肉和能源等特定产品的要求。"}],[{"start":149.78,"text":"这意味着，特朗普关税战略的目标远不是对特定国家的单点遏制，而是以全面的税率差别化策略，重塑全球产业资本的流向，使其重锚于美国。在这一逻辑下，中国的“被遏制”只是一种附带效应，真正的战略诉求，是制造全球对美国市场的不可替代依赖。这种依赖一旦确立，美国就拥有了价格决定权、政治谈判权，乃至在某些关键领域的禁运权。特朗普通过制造普遍高税率、缩小税率差别的做法，阻断了产业“避税套利”的空间，从而将世界从“最低税区”竞争引导至“美方主导的准入交换”。"}],[{"start":189.47,"text":"与特朗普之前的美国政府强调市场调节和多边规则不同，特朗普将关税工具制度化、常规化，并赋予其战略目的。这种转变表明，美国经济政策从以往“市场中立”转向“国家驱动”，关税成为一种调控全球资源配置的国家意志工具。"}],[{"start":208.46,"text":"首先，关税被用来制造“不确定性成本”，迫使企业重新评估其在亚洲（尤其是东亚）的供应链布局。在关税谈判期间，特朗普政府频繁改变关税税率和商品范围，实际上是在有意识地创造一个“难以预测”的政策环境，从而迫使跨国企业放弃“优化利润最大化”的原有思维，转而追求“政策稳定性优先”。同时，关税配合“在美投资豁免”，构成“惩罚与奖励”的双轨机制。在这一机制下，企业若响应特朗普政府号召，将关键生产线迁往美国或其控制下的区域（如墨西哥），就有望获得关税减免、补贴支持与政策豁免。若无响应，则面临高税、检查、制裁等政策壁垒。更重要的是，关税还被用来替代立法性产业政策。例如，在应对新能源车和电池产业转移中，特朗普政府并未像欧盟那样出台全面性产业保护法规，而是用关税“点杀”对手企业，并向美国本土和合作企业释放豁免信号，形成事实上的产业政策执行效果。"}],[{"start":273.95,"text":"在8月1日的最新关税表中，特朗普对日德韩等传统盟友的商品课税均在15%以上，甚至部分机电类商品被列入20%关税等级，这一做法也说明他不再区分“敌友”征税，而是按照是否对美国核心利益构成“价值侵蚀”来划线。"}],[{"start":290.99,"text":"特朗普认为战后美国对盟友的“战略补贴”造成了长期结构性失衡，特别是在制造业和贸易顺差方面。他采取的是强制盟友“重新支付”在全球体系中获得的美国保障收益。例如：德国汽车被认为冲击美国产业核心；日本半导体设备削弱美技术垄断；韩国电池对美国供应链构成外部依赖。这类判断背后并非孤立个案，而是特朗普政府通过一整套评估体系来判定哪些国家的产业“占了美国便宜”。在这一体系中，盟友若不在美投资、分享技术与数据、在政治上服从美国地缘战略，美国就不再提供低税率、市场准入等合作待遇。这种利益换取机制，实质上把战后以意识形态为基础的“规则同盟”改造成了基于交易的“条件同盟”。"}],[{"start":343.82,"text":"尽管特朗普在国际关系中不太常用军事威胁，但“创造性”地将关税嵌入地缘博弈，用作外交威慑与谈判的准军事工具，来达成外交目的，可谓美国传统政策工具中极少见的“经济外交混合模式”。最近的几个案例尤其典型：加拿大因打算承认巴勒斯坦国而被他警告将面临乳制品、林产品等加税；柬埔寨与泰国因边境冲突持续，也遭其“如不尽快停火，将被加征高关税”的威胁；为迫使俄罗斯在限定的时间内（先是50天，后改为10天）停火，特朗普还多次威胁将对俄祭出100%的二级关税制裁。"}],[{"start":382.98,"text":"这些行为不具备传统制裁的强制性与不可逆性，却能在短期内形成预期改变与行为约束。相比金融冻结和武器出口管制，关税具有“成本低、影响大、可调节”的优势，是一种“随时能用、打击有效”的政策工具，从而改变了传统的“军事—外交—经济”三元分工逻辑，建立了“经济即政策”的新框架。国家行为的改变，不再取决于谈判桌上的言辞或承诺，而是被关税这个“实时指标”所牵引。"}],[{"start":413.94,"text":"可以说，特朗普的关税政策并未如传统孤立主义者般主张美国撤出世界——事实上，不能把它理解成孤立主义——而是要通过关税工具和制造地缘不对称，把世界纳入一个“以美国为中心、以利益交换为机制、以主权强制为保障”的新型秩序框架。在这一新秩序中，美国是风险制造者、政策出价者、技术豁免者、投资筛选者和市场设限者的复合体。中国虽是美国遏制的对象，但核心是建立美国为中心的全球价值体系和秩序。故而，它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贸易战，而是一场横跨经济、战略与制度认同的地缘再分配战争。8月1日关税新政的发布，意味着这一战略体系完成了制度化和地图化阶段。从今往后，美国不再以规则治理世界，而将以价格主导权控制世界的资源流向，一个不再靠说服、而靠定价来治理的超级大国，正在成型。"}],[{"start":472.63,"text":"特朗普意欲塑造的这个新型超级大国最后能否成功，存在许多不确定性。因为它是以牺牲美国在二战后建立起来的道德形象，以及侵蚀其盟友体系为代价的；也取决于中国接下来和美国的关税谈判以及对世界多极化的推动努力。然而，有一点可以确定，即在这个过程中，世界会进入一段时间的动荡期。"}]],"url":"https://audio.ftmailbox.cn/album/a_1754435230_5585.mp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