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start":7.25,"text":"本文作者是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高级研究员"}],[{"start":12.190000000000001,"text":"“自由放任”全球化的信条之一——不受阻碍的资本流动是好事——应当打个问号。"}],[{"start":18.590000000000003,"text":"马丁•沃尔夫(Martin Wolf)在最近一篇文章中提出，如果美国热衷于能减轻其贸易失衡的政策，“显而易见的答案不是关税，而是对资本流入征税”。虽然他说得没错，许多经济学家却都反对对资本流入征税，理由是这会提高美国企业的资金成本和美国政府的举债成本。"}],[{"start":38.550000000000004,"text":"然而，这种说法是没有正确理解一国内部失衡适应外部失衡的多种方式。"}],[{"start":44.82000000000001,"text":"在典型经济中，信用创造受到严格约束——例如在昔日将美元价值与黄金挂钩的金本位下——外国资本净流入确实会通过降低国内利率，改变一国的内部失衡，但要在特定情况下。"}],[{"start":58.27000000000001,"text":"一种情况是资本流入国属于快速增长的发展中经济体，有着巨大的投资需求，而国内储蓄有限，例如19世纪大部分时间的美国。在那种情况下，来自英国和荷兰的投资流入减轻了美国国内抑制投资的储蓄约束，从而降低国内利率。通过推高国内投资水平，这构成了一个教科书案例，说明为什么资本应该从资本富余经济体流向资本稀缺经济体。"}],[{"start":86.56,"text":"但当一国投资水平的制约因素不是储蓄稀缺，而是内需不足，或者低成本进口商品所构成的竞争，那么，外国资本流入增加也许不会刺激投资。事实上，由此导致的本币升值会削弱国内制造业的竞争力，结果反而可能抑制投资。"}],[{"start":105.56,"text":"发生这种情况时，伴随的贸易逆差不是投资激增导致的，而是由于支出的对象从国内商品转向外国生产的商品。这会迫使企业减产和裁员。这正是英国经济学家琼•罗宾逊(Joan Robinson)在20世纪30年代所描述的情况，当时她批评盈余国家实行“以邻为壑”的政策。在那种情况下，利率可能会下降，不过是作为经济衰退和失业增加的副产品。"}],[{"start":133.45,"text":"然而我们所处的已不再是典型的经济。自从布雷顿森林体系在20世纪70年代崩溃以来，信用创造所受到的约束已基本消失。现代金融体系可以按照需要创造信用，不受固定汇率或金本位的约束。"}],[{"start":151.04999999999998,"text":"这从根本上改变了资本流入对美国这样的发达经济体产生影响的方式。美国政策制定者不是任由资本流入对国内产出和就业构成下行压力——那是在罗宾逊的典型经济中会发生的情况——而是试图通过扩大财政赤字或调整货币政策鼓励家庭增加借贷和支出，达到维持需求的目的。换句话说，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资本净流入并没有促进投资增长——更可能的是引发家庭或财政负债增加。"}],[{"start":182.89,"text":"这也是为什么持续吸纳大量外国资本净流入的发达经济体——美国、英国和加拿大——区别于其他发达经济体的地方不是利率更低，而是信贷增长更快。因为流入这些经济体的资本没有用作生产性的新投资，从而产生回报用于清偿债务，而是推高家庭或财政负债，因为要防止由需求外溢而导致的经济衰退。"}],[{"start":206.42999999999998,"text":"从长远来看，这种态势是不可持续的。它让资本流入国背负日益沉重的债务负担，并且为了适应持续存在的赤字而扭曲了经济结构。更重要的是，它也意味着，虽然对资本流入征税确实会使美国这样的国家缩小贸易逆差，但它不会在推高国内利率的同时起到这种效果。"}],[{"start":227.76999999999998,"text":"限制资本流入不会没有代价，尤其对华尔街的全球主导地位会有影响，但它将能解决这个真正的问题：有必要使这个国家的国际收支符合国内需要，而不是被动地吸纳外国资本流入，背负由此导致的贸易逆差，并且无限期地依赖于债务增长来平衡内需的外溢。"}],[{"start":245.88,"text":"译者/何黎"}]],"url":"https://audio.ftmailbox.cn/album/a_1753658806_2490.mp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