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媒体报道，对冲基金埃利奥特管理公司(Elliott Management)上月在一份发给投资者的简报中为伊朗战争辩护。那份简报特别驳斥了“仅靠武力无法击败一种思想”这一自由派陈词滥调。纳粹主义和日本帝国主义不是都在1945年被击败了吗？它们不是都被民主宪法取而代之了吗？那么，同样的事情难道就不会在神权统治的伊朗重演吗？基于这一逻辑，除了吝啬鬼与和平主义者之外，谁会拒绝给战争一个机会？
面对这种谬论，想反驳都有点不知从何说起，但以下是二战与当前危机之间的两个重要不同点。
首先，当年的德国和日本政权是侵略者。导致其意识形态背上永久污名的不仅仅是战败，还有挑起战争的道德耻辱。战败本身并不足以彻底否定一种理念。否则荷兰和法国在1940年军事投降后就永远无法恢复民主制度。事实是这两个国家都在十年内恢复了民主制度。让一种理念沾染上污名的是罪责，而非战败本身。伊朗政权尽管有各种直接和通过代理人的侵略行为，但它并没有发动2026年的战争。这个伊斯兰共和国没有犯下突袭珍珠港或入侵波兰那样的原罪。（本文稍后会回到圣经层面的事项。）
其次，德国和日本之所以能够走上民主化道路，是因为美国在这两个国家多年维持存在，并坚持要求它们这么做。美国和其他占领国帮助制定了西德联邦宪法。美国废除了日本天皇的神权地位，并对方方面面的改革（从妇女选举权到废止“国家神道”）进行了微观管理。这一切都不会在伊朗发生。没有一位美国总统会在一个拥有9000万穆斯林人口的国家驻军和参与治理，尤其是在占领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努力都以失败告终的同一地区。
那么，改造伊朗的计划是什么呢？从佛罗里达州西棕榈滩的交易桌送上最诚挚的祝愿吗？我们可以安慰自己的是，对冲基金只对其投资者负责。真正的问题在于，政界人士（包括最位高权重的那些）的脑子里同样有二战这个历史模板，他们将这个模板套用在一切事情上。
当英国首相基尔•斯塔默(Keir Starmer)不支持伊朗战争时，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将他比作内维尔•张伯伦(Neville Chamberlain)。从20世纪60年代的越南战争到21世纪初的伊拉克战争，将反对这类海外出兵行动的人诋毁为“绥靖者”成为让他们噤声的武器。如果鹰派偶尔能像二战中的盟军那样打赢战争，这么说或许会更容易让人接受。然而，1945年后的海外出兵行动往往以彻底失败或导致意想不到的后果告终。对二战的执念一次又一次让西方——尤其是英美世界——陷入困境。
在最近出版的《希特勒时代以及我们将如何生存下来》(The Age of Hitler and How We Will Survive It)一书中，历史学家亚历克•赖里(Alec Ryrie)提出了一个耐人寻味的观点：二战已经取代《福音书》(Gospel)，成为支撑西方文明的叙事。“或许我们仍然相信耶稣是善，”他写道，“但我们更加狂热和虔诚地相信纳粹主义是恶。”我认为这是一种进步。毕竟，二战是更近的事件，而且不涉及形而上学的思辨。但结果却是一样的，都是导致思想僵化，导致一种非黑即白的世界观。左翼想要污名化几乎任何一种文化保守主义行为，都可以通过说这种行为往下发展到极致就是希特勒主义；右翼则可以将几乎任何专制政权说成是一种需要我们做出英勇军事回应的威胁。
如果二战属于典型的冲突，这些倾向还不至于如此糟糕。事实上，二战的吸引力恰恰来自其特殊性。这场战争关乎生死存亡，在道德上正邪分明，结局没有争议。1945年后的大多数战争是局部的（乌克兰）、在道德上复杂的（越南），或没有最终决出胜负的（朝鲜）。作为凝聚西方的神话——就像古希腊战胜波斯的战争曾经扮演的角色一样——二战是有用的；作为21世纪的战术指南，它并非如此。
保守派经常指责左翼控制语言，从而控制辩论的框架。但在所有政治言行中，这种狡猾策略最成功的例子莫过于保守派对“绥靖”一词的垄断。“绥靖”具有如此强烈的贬义，以至于即使是那些支持特定绥靖政策（如果这意味着向敌人做出让步以结束或推迟敌对行动）的人也不认为自己是在“绥靖”。上世纪60年代，为了尽早结束古巴导弹危机，美国同意撤出其部署在土耳其的导弹。上世纪70年代，美国承认了红色中国。英国释放了在狱中服刑的国内准军事人员，并允许他们的政治同僚进入北爱尔兰政府任职。这些都是绥靖行为，有哪一个做错了？
本周，美国国务卿马尔科•鲁比奥(Marco Rubio)称伊朗战争的进攻阶段已经“结束”。特朗普宣布他将暂停由美国护送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行动——尽管他在几天前才宣布该行动。特朗普政府希望在不丢面子的情况下摆脱这场考虑不周的冲突。这种情况自1945年以来已发生过太多次，本应促使人们反思自那时以来指导美国治国方略的思维习惯和历史参照。但这种反思不会发生。
对二战的执念将会持续，直到它被一个更大的事件所取代，而这基本上意味着第三次世界大战。令人担忧的是，最终前者会引向后者。
译者/和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