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是科学评论员
每个人都能从一份关于公众对科学信任度的最新报告中，读到自己想要的东西。乐观主义者会感到欣慰，因为84%的英国人表示他们仍然在一定程度上信任科学，仅有2%的人宣称完全不信任。悲观主义者则可能更关注“非常”信任科学的人比例骤降——从2020年的63%下降到了如今的34%。
但在当下这个动荡的时代，还有另一个模式清晰可见：科学正日益被视作自由派精英为了自身利益运行的、会犯错的体系。民调显示，三成英国人认为科学与政治事业结合得过于紧密，近三分之一的改革党(Reform UK)选民怀疑科学并不中立，而是偏左。
问题在于，科学家作为一个群体，在政治上确实偏左。这份不久前发布的报告由长期赞助生物医学研究的慈善机构惠康基金会(Wellcome Trust)委托，并由民调公司More in Common执行。在142名受访科学家中，三分之二属于最倾向左翼、社会立场最自由的那两个分组。这与其他证据相吻合，即研究者是一群自由派精英：2022年的一项研究发现，进行过政治捐款的美国学者压倒性地支持民主党。
既然那些被认为与民众拥有共同价值观的学者，无论其专业知识如何，都更容易获得信任，那么就值得问一问：为什么会存在这种偏差？科学家与他们所服务的公众之间的立场差别是否重要？以及如何消除这一偏差？
该公司在2025至2026年间对英格兰、苏格兰和威尔士的数千人进行了访问，根据他们的态度和信念将他们分成七组，例如“进步活动家”、“建制自由派”、“传统保守派”和“持异议的颠覆者”。
对科学的信任度总体较高，但在不同群体间分布不均；对科学高水平的信任与对未来的乐观态度相关；而且，在媒体碎片化和信息过载的世界里，近四成的人认为五花八门的信息满天飞，说什么的都有，根本无法分辨哪些关于科学的说法是真的。超过三分之一的人认为，资助者会对研究议程和结论施加不正当的影响。
最不相信科学的群体，是“不停滑手机的怀疑论者”和“持异议的颠覆者”，他们也对机构持不信任态度，同时最可能没有接种过新冠疫苗。虽然三分之二的普通民众希望在危机中获得清晰、可操作的建议，但这个群体更希望了解科学上确定的事情有什么代价和局限。“持异议的颠覆者”和“传统保守派”最怀疑科学与政治事业勾连。
众所周知，教育程度与投票行为相关，美国和英国的大学毕业生都比非大学毕业生更倾向于自由派观点。因此，大学和研究机构是在从一个狭窄的意识形态池塘里钓鱼。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最近说这种可能导致盲区的倾向是“房间里的大象”（Elephant in the room，指显而易见但大家都避而不谈的重大问题或风险），但根据政治取向招聘研究人员似乎同样存在问题。在某些领域（如粒子物理学），政治信仰对研究的影响可能也不那么大——相对于在其他领域（如社会心理学或人工智能应用）而言。
在诺贝尔奖得主、生物学家、英国皇家学会(Royal Society)主席及工党成员保罗•纳斯(Paul Nurse)看来，个人政治立场不应影响日常工作。他对我说，科学关乎可重复的数据、严谨的思考以及公平的辩论，以求得任何人都能复制的证据：“这就是科学家的工作，无论他们的政治倾向如何。我认为他们非常擅长这份工作，正因如此，他们值得（公众）信任。”换句话说，科学家可能有政治立场，但科学方法没有。
纳斯补充说，虽然英国主流政党都支持科学，但“问题出在极左和极右（政党）上”。他举例称，气候否定论和疫苗怀疑论（尤其是来自美国领导人的）当下就在对科学构成威胁。
在这种狂热且两极分化的政治气候下，让公众保持对科学家的信心变得更加至关重要。报告提供了显然吸取自新冠疫情教训的建议：让研究结果通俗易懂，并解释它们能如何改善人们的生活；不要摆出居高临下的样子或者用轻蔑的口吻讲话；在提供建议时给出出处，方便人们自己做功课；不要把政策权衡美化成“科学”；对资金来源保持透明；强调中立性以及独立于政府。
全球调查显示，科学家仍是社会中最受信任的群体之一，但这种信任必须通过努力赢得，而不能当做理所当然。
译者/何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