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全球学者“百人百访”系列对话的最新一篇。】
井上贵哉，日本籍，清华大学工业工程系2024级硕士生。现任工业工程硕士国际班班长，清华大学日本学生联谊会会长，曾任第一届清华国际青年对话（TGYD）海外代表，国际青年领袖对话青年代表，第二十四次日中韩环境部长会议青年论坛（TEMM24）日本代表。
以下是访谈实录。
井上贵哉问：作为在清华大学学习工业工程与AI相关领域的留学生，你如何理解 “可信AI” 与 “技术实力” 之间的关系？你认为在日中两国AI 落地时面临的社会认知有何差异？在AI 领域日中两国有哪些合作空间？
井上贵哉：我在清华学习时深刻认识到，能够推动社会发展的AI不仅需要技术力，同时可信设计也至关重要，而其实际应用则依赖于对社会认知差异的理解。我认为，AI的技术力与可信AI是表里相辅的关系。即便具备高度技术能力，如果缺乏伦理性、透明性或可解释性，也难以获得社会和用户的信任。反过来，为了确保可信性，技术的精度和安全性是前提条件。换言之，技术力支撑信任，而信任又促进技术的社会落地，两者密不可分。在日中两国推广AI时，我感受到社会认知存在差异。日本对个人信息保护和安全性高度重视，因此对AI应用较为谨慎。
而在中国，社会普遍期待快速落地和效率提升，对AI的接受度相对更高。针对这些差异，我认为日中合作的空间可以在于充分发挥各自优势，例如利用日本在安全管理技术上的高度成熟经验，以及中国在大规模数据利用和快速实验验证方面的能力，通过多次测试、商品化验证及反馈改进的方式，逐步完善AI应用。各自发挥优势、寻找部分互补的应用场景，是最优的合作模式。
此外，我也认为中国的AI产业未来将进一步加速并趋向饱和，而日本的AI初创企业数量较少。所以，中国优秀的AI初创企业开发面向日本用户的服务，将为日中合作开辟新的领域与机会。
问：你通过清华的创业项目多次到访深圳，亲身感受到中国的技术创新氛围。在你看来，中国科技创新高速发展的主要动力是什么？这与日本的创新环境有何差异？日中在高技术产业发展模式上有哪些不同？
井上贵哉：我第一次到达深圳时感到非常震撼。深圳汇聚了中国最前沿的技术，例如腾讯开发的掌上支付，以及美团的无人机外卖系统等，几乎所有最尖端的技术都集中于此。我认为，从系统开发到实际应用能够如此迅速的原因，在于大学、企业与政府三方的高效协作。在大学，主要承担基础研究，企业则起到科研与产品化之间的桥梁作用，政府则通过政策支持，保障这些产品能够顺利落地。在多次参加国际会议的过程中，我也深刻体会到，政策制定方的灵活应变能力对于引入最新产品至关重要。在这样的机制下，中国能够以极高的速度推动科技创新和快速发展。
相比之下，日本则以技术积累为主导，企业和研究机构在创新过程中占据核心地位，注重基础技术的稳步积累。虽然这种模式在速度上略显不足，但其高水平的技术能力和稳定性成为了显著优势。这种发展模式强调长期投入和精细化管理，使得日本在某些高精尖领域保持世界领先地位。总体来看，中日两国在科技创新模式上各有侧重，中国强调快速实施和市场导向，日本则注重技术沉淀与可靠性，两者形成了互补的创新生态。
问：你参与过志愿者、协会等非营利活动，从跨文化视角出发，你认为非营利活动对构建一个更包容更可持续的社会为何是必不可少？
井上贵哉：非营利活动是弥补营利社会所缺失要素的不可或缺的存在。非营利的形式多种多样，既包括作为组织存在的非营利机构，也包括从学校社团活动开始的实践，甚至源于人与人之间善意的行为。为了支撑社会运转，这些非营利活动是必要的，但其中有许多服务却很难被定义为具体的工作岗位，也有一些事情小到不值得用金钱来衡量。例如，一些看似微小的行为，如提醒他人开会，在交流中展现微笑，为后面的人扶住门、帮忙捡起滚过来的足球等，这些行为往往是零散，偶发且细微的，很难将其制度化或转化为工作。如果社会中只存在营利行为，人们的生活可能会变得更加艰难。正因为如此，非营利活动是必不可少的。
在跨文化的语境中，通过加深对不同文化的理解，洞察真实需求，并思考在对方文化语境下可以提供怎样的非营利服务，这一点尤为重要。我所创立的Japan Youth Venture Initiatives，以及在清华大学日本学生会当会长期间中推动的各类项目，正是基于这一理念，通过草根层面的交流促进相互理解与合作。例如，在举办中日学生交流活动时，我曾遇到过双方在准备节奏上的明显差异，给推进工作带来了不小的挑战。由于活动日期是固定的，日本一方通常会提前约一个半月开始准备，而中国一方有时则在活动前两周才正式启动相关工作，这种时间感上的不同使协调变得较为困难。
在这样的情境下，我深刻体会到，最重要的是在理解对方文化与做事方式的基础上，发挥“桥梁”的作用，将双方不同的节奏与方法连接起来，并在此基础上进行额外的协调与支持。这一过程不仅需要沟通能力，也离不开强烈的志愿精神与责任感。尤其是在当今社会，随着AI的应用不断加速，以及社会对效率的需求日益提高，整个社会正在向一个高度效率化的方向转变。
在这样的背景下，许多事情都会被不断优化和加速。然而，正是在这种超效率社会中，那些看似低效率的行为。例如基于志愿精神去提升他人幸福感的行动。反而显得更加珍贵，而这正是非营利活动能够发挥的重要价值。今后我也希望能够持续秉持志愿精神，以多种形式参与非营利活动，为社会带来更多积极的影响。
问：以你在清华的生活体验，日中两国大学生在学习方式、校园氛围、价值观上最明显的差异是什么？哪些地方是值得双方青年相互借鉴的？
井上贵哉：中国大学生更加重视学业与实习。这里的学业不仅包括以绩点为目标的课程学习，也涵盖科研活动。只要在这两方面保持良好表现，通常就不会对未来职业发展产生太大影响。相比之下，日本大学生的生活一般由学业、社团活动和打工构成，他们往往根据自身兴趣选择活动，并投入时间在喜欢的事情上。
总体而言，中国更偏向职业导向，而日本则更强调对个人热情的探索。此外，我感到中国的信息差相对较小，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以小红书为代表的文字型信息分享平台的普及，使信息能够迅速传播，获取与职业相关的信息也更加便捷。这一点是日本可以借鉴的。与此同时，中国高校中竞争氛围较强，学生之间更容易形成比较意识，这也进一步强化了职业导向。另一方面，在中国，很少有人像日本那样将大量时间投入到纯粹的兴趣之中。因此，中国也可以从日本学习如何从内在兴趣出发思考人生方向，而非仅由实习或就业等外在因素驱动。
问：现在日中青年都很关注“内卷”“竞争压力”等话题。你在清华大学感受到的“内卷”程度如何？你如何看待日中两国在教育-就业衔接上的不同逻辑？两国年轻人的压力有何差异？
井上贵哉：我觉得自己是一个容易受到环境影响的人，也较容易被内卷所左右。表面上似乎不太在意，但实际上常常会不自觉地将自己与周围的同学比较。即使已经付出努力，仍会在意他人的表现，从而感到疲惫。每个人的成长节奏本应不同，但我却常常怀疑自己是否还不够努力，心理也在不知不觉中被消耗。例如，一项原本要求3000字的报告，有人写到4000字，接着有人写5000字、6000字，甚至达到1万字，导致不必要的竞争不断升级。这种现象让我深刻体会到竞争环境带来的压力，而学业竞争往往又延伸到就业竞争。在求职方面，这种趋势在中国尤为明显。企业通常倾向于招聘具备与岗位高度匹配经验的学生，例如是否有相关实习经历，专业是否对口，是否参与过相关项目等。同时，还会关注实习经历是否在同一领域纵向积累，这使得求职难度进一步增加。而能否获得这些机会，不仅依赖个人规划与努力，也受到一定运气影响。在像清华这样的环境中，身边都是优秀的人，更容易产生比较与压力。
总体来看，中日两国年轻人都面临对未来职业的不安。中国学生虽然重视通过实习积累经验，但仍担心是否能够获得理想的工作，而日本学生则更多困惑于自己真正想做什么。
问：你认为未来全球化人才最需要具备哪些领导力与长期职业规划能力？未来你准备从事哪些工作以推动日中两国年轻人之间的交流和信任建设？
井上贵哉：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具备多种领导力风格，并能够根据团队成员的不同灵活调整自己的领导方式。以往人们常说每个人应该有自己的领导风格，但我发现，通过向他人的领导方式学习，逐步吸收不同的领导特质，拥有多种领导力“工具箱”才真正有价值。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性和沟通方式，当现有的愿景型领导方式遇到困难时，可以切换到其他类型的领导方式，例如服务型领导，这样在面对挑战时就能有更多应对策略。
在担任清华大学日本学生会会长期间，我在需要运用与中国人不同的，日本人特有的沟通方式的环境中经历了不少挑战。这段经历让我深刻体会到，只有具备多种领导力，才能真正发挥价值。因此，我认为在实际情境中不断尝试和实践多样化的领导方式是非常重要的。这种多样化领导力的学习，对长期职业规划也非常重要。在听取不同人的职业规划经验时，可以更清楚地理解选择哪家公司、哪种职位最适合自己，从而找到个人的最优路径。
未来，我计划通过志愿者工作等非营利活动，推动日中两国年轻人之间的交流。我希望能够珍惜每一次与中国朋友的相遇，重视交流，以此不断加深对中国的理解。清华大学的苏世民书院创办人苏世民也曾提出“Those who will lead the future must understand China today”的理念，我也希望在未来继续重视与中国的联系与合作。
（注：王英良，复旦大学政治学博士，中开国际事务（NEIA）西半球研究中心主任，目前在推动全球学者“百人百访”系列高端访谈项目，力求以新颖的视角呈现世界与中国互动的信号与动态。微信号：porsche910114。本文仅代表受访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bo.liu@ftchines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