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中国与欧盟在全球化分工体系中长期保持着深度互补与合作，并共同享受了二十多年的贸易红利。近几年，随着中国在光伏、动力电池、新能源汽车以及智能制造等领域的快速发展，一批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中国企业开始在全球市场上崭露头角。面对这一变化，欧洲部分舆论把它概括为“中国冲击2.0”，并由此对本土产业前景产生了明显焦虑。
问题当然不是欧洲为什么会焦虑。任何产业格局发生变化，原有优势一方都会感到压力。真正值得讨论的是：这种压力究竟来自哪里？中国企业的竞争力到底从何而来？所谓“过剩产能”应当如何理解？在绿色转型和经济增长都面临压力的背景下，中欧之间究竟应该更多走向防范，还是更多走向合作？
如果这些问题看不清，“冲击”叙事就很容易替代经济分析；而一旦被情绪化叙事主导，政策判断就可能偏离事实与常识。
竞争力从哪里来
当前，欧洲部分观点倾向于把中国绿色产业的竞争优势简单归结为“系统性的政府补贴”。这种解释并非毫无根据，但如果把它当作全部答案，就明显过于简单了。
在绿色技术发展的早期，适度的产业政策几乎是全球主要经济体的共同做法。无论是中国，还是欧盟、美国，在推动新能源、半导体或其他战略产业时，都会试图用财政支持、税收优惠和制度安排去帮助企业跨越技术商业化初期的高风险阶段。从这个意义上说，政策支持并不特殊，关键在于它是否能够持续转化为真实竞争力。
问题恰恰在这里。产业政策也许可以提供最初的土壤，但它本身并不能替代市场，更不能直接培育出长期有竞争力的企业。企业真正站住脚，最终还是要靠技术进步、成本控制、供应链效率、产品质量和市场竞争中的持续迭代。以新能源汽车为例，中国国家购置补贴在2022年底已经退出。今天中国企业面对的，已不是一个由政策直接托底的环境，而是一个竞争极其激烈、利润空间被不断压缩的市场。
中国企业今天的竞争力，更深的来源其实有三个。第一，是超大规模国内市场带来的极端竞争压力。大量企业在同一市场中竞争，会迫使领先者不断迭代、不断压缩成本。第二，是完整而高效的产业链与供应链体系。很多中间环节和配套能力集中在一个相对紧密的网络中，这本身就会大幅降低系统性成本。第三，是长期积累起来的工程师红利和制造能力。没有持续的技术投入、研发能力和工程化能力，仅靠政策扶持，不可能在全球市场中长期保持优势。
因此，更准确的判断不是“中国企业有政策支持，所以才有竞争力”，而是：在政策、市场、供应链和工程能力的共同作用下，中国企业形成了竞争力，而其中真正决定长期优势的，仍然是市场竞争中形成的效率和创新能力。
“过剩产能”要放在全球需求里看
关于中国“输出过剩产能”的讨论，同样不能只从单一国家或单一时期的市场压力来看，而应放到全球绿色转型的大背景下去理解。
从产业周期看，新兴行业在高速扩张阶段出现投资集中、产能快速上升、利润下滑甚至价格战，本来就是市场经济中的常见现象。光伏、动力电池和新能源汽车今天所经历的很多现象，并不神秘。它反映的恰恰是企业在激烈竞争中依靠技术进步和规模效应争取生存，而不是依靠非市场手段稳定地获取超额利润。
但更重要的问题在于：这些产能到底是相对于什么来说“过剩”？如果只看部分国家当前市场消化能力，当然可能觉得供给压力很大；但如果放在全球碳中和的长期目标下看，结论就会不同。国际能源署等机构一再指出，为实现2030年和2050年的气候目标，全球还需要大规模扩张可再生能源装机、储能、电动交通和相关基础设施。换句话说，从全球角度看，今天世界需要的并不是更少的绿色制造能力，而是更多成本更低、质量更稳的绿色产品。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企业通过研发、规模和供应链优化，把光伏组件、电池和新能源汽车等产品的价格大幅压低，其实是在向全球提供高性价比的绿色工业品。这不仅有助于降低全球碳减排成本，也在通胀高企的背景下帮助许多经济体缓解了部分成本压力。欧洲在推动绿色转型时，同样从这些更便宜的绿色产品中受益。
因此，把这些能力笼统地定义为“过剩”，至少是不完整的。更准确的说法是：某些行业内部确实存在阶段性的竞争过度和利润下滑，但从全球绿色转型所需的总供给看，优质绿色产能并不是一个可以轻易贴上“过剩”标签的东西。
欧洲真正的压力在哪里
如果进一步追问欧洲当前的产业焦虑究竟来自哪里，就会发现，问题未必主要来自中国企业本身。
欧洲制造业这几年面临的更大压力，很大程度上来自几方面：能源价格的剧烈波动、经济增长放缓、绿色转型和数字化转型叠加带来的高成本，以及部分产业竞争力本身的调整压力。在这样一个背景下，中国企业的进入当然会加剧竞争，但它并不是最根本的原因，更不是全部原因。
如果把这些复杂压力都简化为外部“冲击”，政策上最容易出现的反应就是提高壁垒、减少开放、试图用保护代替调整。但从经济学角度看，这种做法未必能真正解决问题。它可能在短期内缓解部分行业的竞争压力，却往往会提高整体成本，削弱消费者福利，也让本应通过竞争推动的效率改善被延后。
真正更值得重视的，可能不是如何阻挡竞争，而是如何把竞争压力转化为新的合作和重组机会。近年来，越来越多中国新能源和制造企业开始在欧洲进行本地化布局，包括绿地投资、合资建厂、技术授权以及与当地产业链合作。这类做法的意义，不只是“把产品卖到欧洲”，而是把资本、技术、制造和就业更深地嵌入欧洲本地经济。
当然，并不是所有这类项目都天然成功，也不是所有合作都没有摩擦。但相比单纯把问题理解成“谁冲击了谁”，这种产业共建至少提供了另一种更具建设性的思路：通过本地化合作，把外部竞争转化为内部重组的动力。
比“冲击”叙事更重要的，是如何选择未来关系
从更长远的角度看，中欧绿色经贸关系究竟走向什么方向，并不取决于一句“中国冲击2.0”的口号，而取决于双方是否还能维持一种相对理性、开放和可预期的经贸关系。
对中国来说，如果希望中欧关系保持稳定，就需要继续推进高水平开放，改善市场环境，提高规则透明度和可预期性，减少外界对政策不确定性的担忧。对欧洲来说，如果希望真正提升本土产业竞争力，就不能把所有竞争压力都外部化，更不能把市场竞争、产业调整与地缘政治叙事简单混为一谈。竞争当然存在，但竞争本身并不等于威胁，更不必然导向脱钩。
在增长放缓和气候压力同时上升的今天，中欧都没有太多空间去承受高成本的对抗。双方更现实的选择，仍然是：在竞争中保持开放，在合作中处理分歧，在承认彼此差异的同时，尽可能维持产业链、市场和规则层面的稳定联系。
说到底，全球经济版图的变化从来不是静止的。中国制造能力的上升、欧洲产业结构的调整、绿色转型的推进，这些变化本来就会重新塑造全球分工。真正的问题不是如何阻止变化，而是如何用更低的代价去适应变化。就中欧关系而言，比起沉溺于“冲击”叙事，更重要的也许是回到两个更基本的问题：哪些竞争是真实的，哪些利益是共同的，以及在绿色转型这件事上，双方究竟是更适合彼此设防，还是更适合彼此借力。
如果从经济增长、产业升级和气候转型这三个目标同时来看，答案其实并不难得出。比起在情绪化叙事中不断提高壁垒，更可取的方向仍然是：在竞争中促进创新，在合作中降低转型成本，并通过更稳定的双向开放为中欧经贸关系保留足够的调整空间。
（注：朱天系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副院长、经济学教授，刘耿、裘菊系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欧洲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本文仅代表个人观点。责编邮箱bo.liu@ftchines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