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年早些时候开始与伊朗谈判之前，在美国的两个航母战斗群相继调往中东之前，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和本雅明•内塔尼亚胡(Benjamin Netanyahu)就达成了一个核心共识：这两个盟友应该做好再次与伊朗开战的准备。
据知情人士透露，两人去年12月在海湖庄园(Mar-a-Lago)共进午餐时，甚至商定了一个暂定日期：6月，即去年以色列对伊朗发动12天战争一周年。
特朗普想要给美国与伊朗政权的谈判一个机会，而内塔尼亚胡强烈反对这么做。“他这人有时真的很难搞，”特朗普在与内塔尼亚胡寒暄后打趣道。
但据几位熟悉讨论内容的人士称，美国总统与以色列总理达成了一个重大约定，最终导致这两个盟友走上了与伊朗全面开战的道路。
其中一位知情人士称，作为一种折中方案，特朗普的特使恢复了与德黑兰方面的谈判，而以色列和美国军方加紧准备“针对伊朗的更广泛联合行动”。
对内塔尼亚胡而言，最终爆发的这场战争标志着其数十年政治生涯的核心使命终于达成：将美国牢牢绑定在与伊朗的对抗中。
“与美国的联盟使我们能够实现我盼望了40年的目标：狠狠打击伊朗政权，”内塔尼亚胡在2月冲突爆发之初站在特拉维夫以色列国防军(IDF)总部的楼顶表示。几小时前，他下令对伊朗最高领袖阿亚图拉阿里•哈梅内伊(Ayatollah Ali Khamenei)发起斩首行动。
回过头看，哈马斯于2023年10月7日突袭以色列后，滑向对伊朗的全面战争看起来就几乎不可避免。
过去大约十年里，以色列奉行“战争之间的战役”军事学说，它源于一种被戏称为“割草”的策略：间歇性地、高强度地打击敌方，以削弱其实力，但避免全面战争。
2023年10月7日后，内塔尼亚胡本人和以色列安全部门的思维都发生了转变。他们认为，现在必须彻底击败敌人。
以色列先后对哈马斯、真主党和胡塞武装发动军事打击，试图摆脱伊朗的“火环”。但对内塔尼亚胡而言，最终目标几乎是注定的。自他步入政坛之初，伊朗就一直是他的心头之患——就连以色列军方和情报部门也只能对这个地区对手造成轻微打击，而无法彻底击败。
内塔尼亚胡主张美国对伊朗开战可以追溯到1992年。议会发言记录显示，时年42岁、首次当选以色列议员的这位政界人士在一次辩论中发出呼吁。
“伊朗正在急于研发核武器，”他表示。这话后来成为他的政治口头禅。“这一威胁必须由美国领导的国际阵线铲除。”
内塔尼亚胡当时的预测——伊朗最迟将在1999年拥有核武器——被证明完全错误。但在他发表上述言论近35年后，美以战机终于在伊朗上空联手执行任务，打击伊朗的军事力量。
“内塔尼亚胡至少从上世纪90年代就开始鼓吹必须对伊朗开战，”从1997年至2015年在众议院情报委员会(House Intelligence Committee)任职的民主党众议员约翰•蒂尔尼(John Tierney)表示。
美国参战则绝非不可避免。美国与伊朗明争暗斗了几十年——从1953年美国中央情报局(CIA)策划推翻伊朗民选政府的政变，到德黑兰方面支持的民兵组织在上世纪80年代的黎巴嫩和21世纪初的伊拉克杀害美军人员——但始终没有爆发战争。
几位美国总统拒绝了内塔尼亚胡要求采取更大胆行动的呼吁，其中最明确的是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他在2015年推动与伊朗达成核协议，即《联合全面行动计划》(JCPOA)，而内塔尼亚胡游说美国立法者反对该协议。
特朗普在第一任期对伊朗实施严厉制裁，退出以限制浓缩铀活动为条件放松制裁的伊核协议，还打死了伊朗高级军事指挥官卡西姆•苏莱曼尼(Qassem Soleimani)——但并未卷入更广泛的冲突。
伊朗对这些行动的回应相对克制，这增强了特朗普的信心。去年12天战争期间美军对伊朗核设施的有限打击取得成功，以及今年1月美国抓捕委内瑞拉总统得手，进一步提振了他的信心。
“有变化的是，与伊朗发生冲突的风险并没有之前预期的那么高——以色列在2025年6月破解伊朗防空系统的能力让美国人感到意外，”以色列前国家安全顾问埃亚尔•胡拉塔(Eyal Hulata)表示。“这改变了美国规划者对哪些行动可行、需要付出多大代价的盘算。”
然而，特朗普政府一直难以就开战时机和开战决定提供连贯解释。
国务卿马尔科•鲁比奥(Marco Rubio)在3月2日引发政治反弹，因为他声称美国参战是因为以色列已经准备动手，但特朗普对有关他受到以色列影响的说法不以为然。
“在我想到以色列反对伊朗这回事之前很久，我就反对伊朗了，”他本周表示。
内塔尼亚胡是与美国总统打交道的老手，他曾与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争吵，侮辱过奥巴马，令乔•拜登(Joe Biden)失望，并公开宣称他与特朗普投缘。“他是操纵美国力量的大师，”与内塔尼亚胡打过交道的一位美国外交官表示。
美国前驻以色列大使汤姆•尼德斯(Tom Nides)表示，内塔尼亚胡“对伊朗的一根筋执念”是贯穿始终的一个主题，这一执念占据了美以关系的大部分政治议程。
“我在（白宫）战情室参加过数百次关于伊朗对以色列构成威胁的会议，”他表示。他指出，近几十年的历任美国总统都认同内塔尼亚胡的判断——只是在如何应对这一威胁方面存在分歧。
“我们会在伊朗取得突破的时间点、武器化等问题上争论——但没有人否认伊朗是一个威胁，”尼德斯表示。
在2006年至2009年担任以色列总理的埃胡德•奥尔默特(Ehud Olmert)表示，要说服美国总统做出如此重大的决定，需要一种罕见的特质组合：有魅力、坚持不懈，并且懂得什么时候需要灵机应变。
奥尔默特曾游说乔治•W•布什（George W Bush，小布什），希望美国加入对叙利亚秘密建造的核反应堆的空袭行动，称他认为美国的介入“将会震慑伊朗”。
小布什陷入犹豫，希望给外交努力一个机会。奥尔默特回应道：“总统先生，您不动手也没关系，但我对以色列的安全负有责任，我会动手，”他回忆道。
奥尔默特表示，小布什从未应允他采取行动的要求，但迅速安排向以色列运了一船军火，以备以色列需要抵御叙利亚的反击。“这些武器比预定日期提前两天到达，”他表示。“所以他以他自己的方式给了我绿灯。”
与特朗普的谈判更具交易色彩。在征得特朗普准许，可以开始军事准备后，内塔尼亚胡努力确保一切按计划推进，甚至加快进度。
美国与伊朗举行了谈判，阿曼等调解方暗示谈判取得了进展。但在仅仅几轮讨论后，特朗普的特使史蒂夫•维特科夫(Steve Witkoff)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他对伊朗尚未“投降”感到惊讶。伊朗随后指责这些谈判只是战争的烟雾弹。
对于英国《金融时报》有关美以领导人在谈判开始前就已同意拟定对伊军事行动计划的报道，白宫没有提出异议。
白宫发言人安娜•凯利(Anna Kelly)表示：“以色列一直是美国的伟大盟友，特朗普总统与内塔尼亚胡总理关系密切。”
她补充说，美国军方将继续与以色列军方“密切协调”，“摧毁伊朗的弹道导弹能力、海军以及拥有核武器的梦想”，使伊朗政权的前景“一天比一天黯淡”。
内塔尼亚胡此前一直认为美国与伊朗谈判是对他的个人背叛。
据奥巴马政府的中东事务高级官员丹尼斯•罗斯(Dennis Ross)透露，2013年11月的一个安息日（Shabbat，犹太教每周一天的休息日）晚上，内塔尼亚胡得知奥巴马计划与伊朗签署一项临时协议，伊朗同意冻结部分核活动，以换取有限的制裁放松。
自1989年起就认识内塔尼亚胡的罗斯表示，他从未见过内塔尼亚胡“如此不安和震惊”。罗斯称，内塔尼亚胡错误地认为此举说明奥巴马“丧失意志”，他要求与奥巴马通电话，随后发起政治活动，试图说服美国国会中的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反对伊核协议。
2026年，随着美国与伊朗在阿曼和日内瓦举行的间接谈判进展甚微，内塔尼亚胡采取了不同的策略。一位知情人士透露，在今年早些时候的会晤中，内塔尼亚胡向特朗普展示了情报，显示伊朗正准备将其弹道导弹计划的主要部分转移到地下，使其无法被常规武器摧毁。
随后，就在特朗普公开表示对谈判缺乏进展感到沮丧之际，一份重要情报出现了：经确认，哈梅内伊将与一众得力下属在一栋很容易被以色列战机炸毁的楼里开会——这为放弃谈判、发动战争提供了契机。
一位以色列外交官告诉英国《金融时报》，在之前与特朗普会晤时，以色列官员会带来情报摘要的纸质复印件，递交给美国总统。
这位外交官说，有时候，以色列方面会收到美国官员就情报发来的询问，这让他们认为，有关情报已经在美国情报体系内流传开来。
尚不清楚这对特朗普的决策产生了什么影响。但曾与内塔尼亚胡密切合作的以色列前驻美大使迈克尔•奥伦(Michael Oren)表示，这场战争背后隐藏着两位领导人寻求政治遗产的考量。
一个出名的史实是，1941年日本偷袭珍珠港后，内塔尼亚胡的政治偶像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曾在圣诞假期在白宫待了数周，帮助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拟定盟军对德战争的战略。
“内塔尼亚胡颇有丘吉尔之风——他极其崇拜丘吉尔，而丘吉尔在上世纪30年代就开始警告世人提防纳粹，”奥伦表示。他撰写过多部关于美以关系的著作。“而伊朗就是内塔尼亚胡的全部人生意义所在。”
卫星影像可视化：史蒂文•伯纳德(Steven Bernard)
译者/和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