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伯杰：我不认为两者都是“中等强国”，这个定义对印度来说是合适的，但中国已经超越中等强国，达到了主要强国类别，尽管中国和印度常被塑造成战略竞争对手。然而，两国都拥有庞大的人口和同样庞大的发展议程，这为选择性合作创造了客观激励，尤其是在美国战略关注日益集中于区域、不再以发展为导向的情况下。
在工业领域，合作最可行的是在非敏感的下游领域，因为这些领域存在互补性。印度在软件服务、制药和节俭工程方面的优势，可以与中国的大规模制造、工业自动化和供应链深度相结合。基础设施、采矿、加工、冷藏、可再生能源设备、电动出行零部件、医疗器械和经济适用医疗技术等领域的合资企业，能够降低成本并加速全球南方市场的创新。在标准、物流效率和工业培训上的协作，而非核心技术的拥有权，将减少安全问题，同时带来切实成果。南亚和东南亚的区域价值链，而非双边依赖，提供了一种政治上更安全的模式。
STEM教育是一个风险更低、回报更高的领域。尽管毕业生众多，两国都面临高端研究人员短缺的问题。合作可能包括联合博士项目、应用科学共享研究实验室、共同资助的奖学金，以及气候科学、公共卫生、材料科学和应用人工智能等领域的教师交流。虚拟研究平台和联合策划的数据集可以绕过移动性和安全性敏感性。重要的是，合作应强调应用问题解决而非双重用途的前沿研究。
这种合作无法消除战略竞争，但可以通过功能性相互依存稳定关系，减少重复，增强两国的发展韧性。关键在于隔离：合作旨在经受政治冲击，限制在明确的领域内，并由透明规则治理。
问：基于FT中文网在全球华语世界的影响，你想对中国读者说些什么？你怎么看待印度-中国关系前景？
狄伯杰：对于《金融时报》中文网的中国读者，我想强调一个核心观点：印度和中国注定不是竞争对手，而是注定对彼此产生深远影响。作为两个古老文明和现代发展中大国，我们的轨迹不仅将塑造亚洲的未来，也将塑造全球增长、稳定与多元化之间的平衡。如今的相互认知常常被战略怀疑和媒体叙事过滤，这些叙事优先于冲突而非复杂性。这掩盖了一个更基本的现实：任何一方都无法通过忽视对方来实现长期稳定或繁荣。
中国的崛起规模和速度都极为惊人;印度的崛起虽然缓慢，但在人口结构和制度上具有独特性。这些差异不必然意味着“零和竞争”。关系中最大的风险并非来自野心本身，而是误读意图、低估敏感性，以及让未解决的问题，尤其是界限问题，定义整个关系。如果战略竞争不加管理，会挤压合作，即使利益明显重叠，如气候变化、全球健康、发展金融和全球南方代表。
展望未来，印中关系可能依然具有竞争力，但并非必然对抗。完全回归“兄弟情谊”不现实，但永久敌意同样不现实。最合理的未来是谨慎共存：在主权和安全问题上坚定立场，同时选择性合作，避免政治冲击。进步将更多依赖于耐心的信心建设、可信的危机管理以及相互尊重核心关切，而非宏大的宣言。
对中国读者来说，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印度对中国的谨慎主要源于安全焦虑，而非文化偏见或意识形态对立。对印度人来说，理解中国重视稳定和长期规划同样重要。如果双方都能超越刻板印象，关注利益而非情感，印度和中国就能在不破坏亚洲稳定的情况下竞争，并在真正重要的地方合作。
（注：王英良，复旦大学政治学博士，中开国际事务（NEIA）西半球研究中心主任，目前在推动全球学者“百人百访”系列高端访谈项目，力求以新颖的视角呈现世界与中国互动的信号与动态。微信号：porsche910114。本文仅代表受访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bo.liu@ftchines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