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9月，除1月、6-7月外，中国通胀指标CPI持续处于负值区域；中国通胀素有“猪周期”的说法，这意味着同期猪肉价格亦处于同步下跌态势，事实也果如此。问题是，按照中国CPI统计方法，猪肉在CPI篮子中占比大大低于市场想象。2025年9月份猪肉价格下降17.0%，影响CPI下降约0.26%，可见猪肉在当期CPI中的比重仅有1.53%。份额轻微的猪肉为何能成为中国通胀标杆商品？广谱必需品和高弹性特征，决定了猪肉商品的标杆性，也决定了中国通胀的非周期性。
通胀的视角和指标选择
首先衡量一般价格水平变化的通胀指标，是个统计概念，现实当中并不存在“通胀”这个商品；更为一般意义上的，普遍所指的消费价格水平，其消费篮子也是个人为构建的组合，个体的实际消费结构基本中并不符合这个组合，多少都有偏离，个体消费结构和统计篮子结构的偏离度经常还很大。因此，市场最为关注的通胀指标——CPI（消费价格指数），作为宏观上的统计指标，和微观个体对通胀变化的感受，自然是经常性存在差异的。
其次，经济学家和宏调部门关心通胀，是把通胀作为经济周期的特征性指标，即把通胀作为观察经济运行状态的重要参数。宏观经济学认为，一般情况下经济运行的周期性是伴随着价格水平运行的规律性变化的，即经济繁荣时期通胀上升，经济下降和低迷时期，价格下降或通缩，通过调控价格运行可以改变预期，进行达到熨平经济波动的宏调目的。
不同政府决策部门的政策目标不同，导致不同部门间对通胀指标的选择，也存在差异。在现代经济体系下，西方市场体系中的宏调部门出于经济平稳运行的目的，通常选择扣除食品和能源后的核心CPI作为通胀观察指标，因为存在着如下的经济思想和普遍认识：现代社会经济周期的变化主要需求端的变动造成的，而食品和能源的消费较为平稳，受需求影响较小，价格主要受供给变化影响，而影响供给变化的因素又是非周期性的。而政府中的民生管理部门，其对通胀的关注自然最和百姓生活贴近，比如美国社会保障部门和民生救济部门，最为关注的通胀指标是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PCE），PCE和CPI的构成篮子间存在着不少差异。一些关心国家总体经济增长变化的学者，把市场很少关注的GDP平减指数作为通胀指标，显然这些经济学家关注重点经济总量，而非经济周期。
猪肉成为中国通胀标杆
现在我们知道，出于不同目的，对通胀指标的选择是不一样的。对中国经济而言，从市场认识和政策应用的角度，最为普遍的就是CPI。中国CPI消费篮子中比重最大的是食品烟酒，2023年比重达28.5%。但是决定中国CPI走势的并不是比重，而是构成篮子消费品本身在消费构成中的位置。中国市场上先验地形成的认识是：猪肉价格走势是决定CPI整体走势的基础，从两者间的运行态势看，确实如此。如果我们将中国CPI（同比）指数和猪肉对CPI拉动两个指标放在一起，两者间的运行态势是高度一致的，这印证了中国通胀“猪周期”提法的正确性。猪肉在中国消费篮子中的比重是多少呢？2023年为1.65%。那么，为何如此低的权重，会成为决定性因素、以致成为中国通胀的标杆？
原因首先在于猪肉的高弹性。随着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在人们的禽肉消费结构中，猪肉的比重整体上是趋于下降的，近5年大致由超1/3，缓慢下降到了不足30%。禽肉消费中猪肉比重下降，表明中国人肉类消费品种增加，种类丰富性增强；从经济学角度，是猪肉这种中国人消费必须品的替代品种类增多，这意味着猪肉这种中国社会最普遍消费品的弹性日益提高。基于人的消费行为的一个规律是，消费财货替代种类的增多，必然带来该消费财货弹性的提高。一种必需消费品的弹性越是高，其影响其它消费需求变动的程度就越大；由于是最为普遍的必须消费品，因而也必然是处于消费体系的核心地位的，弹性越高就越是能左右整体消费体系价格变化的同涨同跌性，从而成为通胀的标杆和旗手。其次，猪肉作为广谱必需品，除了特别群体外，是大众都会选择的消费品，价格下行在高弹性下会因自身支出总量扩大，使得其它消费品支出总量减少，从而价格下跌。
一种商品如果是非弹性的，它的价格下跌将引起总支出的下降，从而使得消费者可用于其它商品的货币支出增多；如果是中性的，价格变动不影响支出，那么在消费者支出预算不变下，其它消费的需求不受影响。简言之，成为通胀指标CPI的标杆商品，需要两个条件：一是广谱必需品，二是高弹性。猪肉商品正好符合这2个条件，它成为中国通胀的表征指标并非在于权重和重要性。广谱性保证了整体影响的全面性，高弹性则奠定了影响同步性和同向性的基础。
中国低通胀态势将较长时期延续
可见，说中国通胀周期是“猪周期”，生动贴切的描述了中国以CPI衡量的通胀变动走势变化特点——猪肉价格走势不仅是中国通胀变化的“风向标”，更是“定位器”。
回顾中国猪肉产业发展的历史，显然中国猪肉生产已由传统的农户分散生产，发展到了企业规模化集中生产的工业化阶段。这一转变过程大约在新世纪的第一个年代完成。在农户分散养殖的年代，猪肉的价格变动是典型的“蛛网”波动走势，供应和价格的大起大落，决定了中国通胀走势曾经的高波动性，“蛛网”模型是笔者曾用的中国通胀分析工具。然而，当猪肉生产进入了集中的工业化生产阶段后，猪肉供应的稳定性就增强了，蛛网模型不再适用中国猪肉产业变化走势，产业生命周期模型成为新的适用分析工具。
猪肉产业需求端具有稳定性，这是食品消费的基本特征，否则恩格尔系数下降的规律也就不存在了，当然细分子类结构会变化，比如猪肉中的“黑毛猪”、“土猪”等品牌化特征会显现。一种需求相对平稳情况下，价格的变化就取决于供给的变化。2024年全国生猪出栏量7.03亿头，年末生猪存栏4.27亿头。猪肉生产周期通常为4个月，因此中国一年生猪生产的现实理论产能至少要超过12.8亿头，而消费需求则为7亿头左右。2021-2023年，中国年末存栏数为4.5、4.5和4.3亿头；同期年出栏头数为6.7、7.0、7.3亿头，按产量（消费量）看则为5541、5794和5706万吨。可见，中国年消费猪肉为5680万吨、7.0亿头，而当前的理论最低产能为12.8亿头，产能利用率约为54.7%。
按农业农村部预测的数据，2024年全国生猪养殖规模化率已超70%，同比提高约2个百分点。从产业生命周期发展的角度，行业扩张期的规模化提升阶段，总是伴随有产能的扩大。当产业进入成熟期后，随着规模化程度的进一步提高，产能会先趋于稳定，然后再趋下降。显然中国猪肉产业正处在成熟中后期阶段：规模化程度仍将进一步提升，集中化程度将更趋明显，这一过程中产能已越过扩张拐点，进入下降阶段。这一过程必然是行业“内卷”极致化，价格持续低迷的行业“出清”过程。
这也决定了中国通胀的基本走势，也决定了中国通胀走势的非周期性。中国通胀将步入一段较长时期的平稳期——而非通缩期，因为这一阶段的低通胀是关键商品的产业成长阶段决定的，并不具有宏观经济周期的自反馈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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