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阁其他关键成员
工作与养老金大臣帕特•麦克法登，被赋予扩展后的“超级福利部”职责，整合福利与技能培训事务，应对就业与福利的结构性问题。
商务与贸易大臣彼得•凯尔，负责稳定企业信心，平衡就业权利法案压力与商业界期待。
文化、传媒与体育大臣丽莎•南迪，继续推动社会文化议程。
国防大臣约翰•希利，负责国防重构，支持乌克兰、推出国防工业战略、以恢复英国安全自主性。
安全事务国务部长兼内阁办公室负责人丹•贾维斯，继续处理安全与内阁协调事务。
北爱事务大臣希拉里•本，继续负责北爱事务，并维护新设立的追溯紧张局势委员会（ICRIR）。
这次重组被视为构建“第二阶段”政府的关键信号，强调进入以“交付成果”为导向的新阶段，但舆论仍对其愿景清晰度和实效性持谨慎态度。 根据YouGov的一项最新调查，工党支持率目前仅为 20%，相比之下，改革党 Reform UK 的支持率达到 28%。
英国历史上最受欢迎的政府
从大选胜利的规模看，托尼•布莱尔在 1997 年率工党赢得 418 席，议会多数高达 179 席，创下工党历史纪录。“新工党”的口号让选民相信，政府既能维持宏观稳定，又能改善教育、医疗和社会服务。布莱尔上任初期个人支持率超过 60%，被视为二战后最具“民意授权”的政府之一。笔者曾在伦敦华人社区采访过托尼•布莱尔，至今仍能清晰记得他在现场所散发出的那种强烈的政治明星气质——谈吐自信、目光笃定，即便在小范围交流中，也能营造出“舞台感”。
玛格丽特•撒切尔在 1983 年借福克兰战争的胜利与改革初见成效，带领保守党赢得 397 席，远超工党。“铁娘子”象征强硬领导与经济自由化，支持率高峰期超过 50%，虽富争议，却极具号召力。
战时的丘吉尔政府（1940—1945 年）以“我们绝不投降”的动员演讲凝聚全国，战争期间支持率一度高达 80%—90%，堪称英国现代政治史上最受信任的领导班子之一；尽管战后 1945 年大选他输给工党，但战时威望无可替代。
从更长的执政表现看，布莱尔政府在 1997—2003 年的前六年几乎始终维持在 40%—50% 的支持率区间，直至伊拉克战争后明显下滑。撒切尔虽饱受争议，但在 1983—1987 年间连胜不辍，奠定“撒切尔主义”时代。阿特利政府（1945—1951 年）席位不及布莱尔，却以创建 NHS 和福利国家著称，被后世视为“最受尊敬”的改革型政府。
当前英国政坛缺少什么
与上述几届“高支持率”政府相比，当下英国政治明显缺乏清晰方向与凝聚力。一句老话足以点出症结：缺少对“我是谁、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的共同理解。
首先是缺少一个足以长期支撑执政士气的宏大叙事。脱欧之后，无论保守党的“全球英国”，还是工党的“使命型政府”，都更像技术话语而非鼓舞人心的国家愿景，难以激发社会信心与想象力。
其次是政治与基层的真实联结在削弱。两大党高层愈发技术官僚化，名校出身的政策专家成为主流；像雷纳那样来自工人阶层、能在街头与议会之间自由切换的政治人物日渐稀少，能够不被权力腐蚀保持草根本色的更是稀缺，精英与普通选民之间的情感距离不断拉大。工党内部的分裂也非常明显，前工党党魁科尔宾宣布正考虑组建新左翼党派，直指对斯塔默未能兑现改革承诺的不满，特别是福利和公共服务方面的逐步削弱。
政策执行的连续性同样不足。过去十余年政府频繁更迭，路线反复，如“跷跷板”般摇摆——从经济到能源、从外交到移民，稳定预期始终难以建立，企业与国际伙伴的信任因此受损。
也缺乏敢于冒险的政治想象力。两大党倾向于“管理型政治”，偏重修修补补与风险规避，鲜少提出能点燃希望的雄心方案，政治创新显得保守而谨慎。
最后是领导人层面的情感动员力不足。约翰逊的脱欧动员与法拉奇的改革党证明，个人感染力仍是政治的助燃剂。斯塔默的气质理性稳健，却难以形成“愿意追随”的个人号召力；雷纳离场后，工党左翼的“代言感”进一步减弱。
法拉奇效仿特朗普MAGA话术效果如何？
趁工党副党魁雷纳出局之际，改革党积极造势。在 2025 年的伯明翰年会上，改革党党魁法拉奇在演讲中直接借用了特朗普的政治叙事，高喊“让英国再次伟大”（Make UK Great Again）。他不再满足于“抗议型政党”的角色，而是试图打造成“英国版特朗普主义”：强调主权与民族自豪感，诉诸文化与身份政治，同时主张高强度移民管控与减税。
问题在于，特朗普主义不仅仅是一套话术，而是依托总统制、个人影响力和社交媒体在全国的直接动员力；而在英国议会制框架下，英国首相则更多依赖政党和议会机制。制度土壤的差异决定了MUGA（英版MAGA）难以原样复制。
特朗普能够成功重塑共和党的政治重心，靠的正是英国政坛稀缺的三样东西：叙事、情感与连续性。首先，他提供了一个清晰的叙事——“让美国再次伟大”虽然粗粝，却给出方向感。保守党的“全球英国” 也比较抽象，斯塔默政府从改变（change）到执行（delivery）就显得空泛。其次，他与基层形成直接的情感联结，通过集会、社交媒体和“非建制派”身份，赢得中西部、铁锈带白人中下阶层的共鸣。这类动员在英国已十分稀缺，雷纳一度是工党草根的代言人，但她离开内阁后，斯塔默团队愈发偏向技术官僚，缺乏“街头到议会”的双重号召力。最后，特朗普的政治风格展现了冒险与连续性。虽争议不断，但他的核心口号与政策方向高度一致。而英国政坛，从保守党执政末期的反复，到工党上台后的摇摆，始终难以给社会一个稳定预期。脱欧进程更是像《等待戈多》一样消耗了社会的热情。
结语
无论是斯塔默的“二期内阁”，还是法拉奇的“英版MAGA”，都面临各自的挑战。前者有政策与目标，却亟待补足领导力与执行力；后者能复制话术与情绪，却须培养制度土壤与治理能力。英国政治在叙事与实践之间反复摇摆，民众的信任与热情逐渐流失，对领袖魅力已不再寄予厚望。然而，如果斯塔默政府能把握重组契机，发挥技术官僚优势，在住房、移民、公共服务等民生痛点上切实兑现承诺、逐一突破，仍不失为重建信任、赢回民心的良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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