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副首相雷纳辞职后，工党迅速完成权力衔接，斯塔默“二期”内阁的班底如何，又会迎接怎样的挑战？
副首相继任者：70后的大卫•拉米
大卫•拉米（1972年7月19日生）出身伦敦北部托特纳姆工人社区，是“疾风世代”移民后裔，其父母在二战后从加勒比地区迁居英国。他少年时曾在彼得伯勒大教堂唱诗，后成为首位进入哈佛法学院的英国籍黑人学生。2000年，年仅27岁的拉米当选为下议院最年轻的议员，随后在布莱尔与布朗政府中担任要职。他多次坦言，马丁•路德•金和曼德拉是其政治偶像。拉米与工党党魁斯塔默私交甚笃，并与美国政界高层保持紧密沟通。
在外交理念上，拉米提出“进步现实主义”，一方面强调与欧洲深化防务合作，另一方面重视全球南方伙伴关系。对华政策上，他反对摇摆反复，批评保守党在过去14年间“8任外相、7种政策”，如同“骑跷跷板、打乒乓球”。在接受笔者提问时，拉米概括其对华立场为“三C原则”——必要时“竞争”、需要时“挑战”、可行时“合作”。他在访华期间推动重启多层级对话机制，明确反对“脱钩”，强调企业最需要的是“稳定与清晰”的环境，并宣布启动“中英关系审计”，以数据和情报为依据制定长期战略。对美政策上，他主张合作而非依赖；在以色列—加沙问题上，则展现强硬姿态，同时推动欧洲走向更紧密的协作。
然而，党内左翼对雷纳下台深感不安，批评此次换届不过是“移位泰坦尼克号上的甲板椅”，并未触及根本问题，反而可能加剧分裂。有评论指出，斯塔默理念虽端正，却缺乏雷纳那种感染力，此次调整未必能平息党内动荡。
拉米真正的挑战，在于如何从“外交专才”转型为“政治全才”。若他只是斯塔默的朋友或单纯的外交补位者，便难以填补雷纳留下的草根动员力缺口。唯有在稳住外交的同时安抚党内、深入基层，拉米才能完成从雷纳到拉米的过渡，避免被外界视为“只懂外交、不懂群众”。
拉米同时担任司法大臣，将面对几大棘手挑战。首先是司法体系的效率危机。英国法院案件积压严重，尤其是刑事案件审理周期动辄数年，公众对“迟到的正义”颇有怨言。与此同时，法官流失、法律援助资金不足，使司法系统长期处于捉襟见肘的状态。拉米需要在有限资源下推动提效，同时保障弱势群体的法律权益。
其次是监狱过度拥挤。英国监狱容量多年超负荷运转，提前释放与限制短期刑的政策争议不断。社会呼吁“治安强硬”，但现实条件迫使政府寻求替代方案。拉米若推行改革，将面临如何平衡公共安全与司法可持续性的两难。
第三是种族与社会公正。作为非裔政治家，拉米本人曾撰写影响深远的《拉米审查》，指出司法体系对少数族裔存在结构性偏见。若出任司法大臣，外界势必期待他在多元、公平议题上有所突破。但他若推动力度过大，可能引发右翼批评其“政治化”；若行动有限，又会令支持者失望。
最后是法律改革与人权承诺。英国右翼长期要求退出《欧洲人权公约》，以强化移民管控和反恐措施。拉米如何在捍卫法治与人权底线的同时，回应社会对边境与安全的焦虑，将成为最敏感的考验。总的来看，拉米若担任司法大臣，必须在效率、公正、安全三者之间取得平衡。他不仅要发挥法律专长，还要展现政治技巧，否则难以在复杂的司法改革战场上稳住阵脚。
60后原内政大臣库珀接棒外交：稳健务实
伊薇特•库珀（1969年3月20日生）是英国政坛公认的政策型政客，毕业于牛津PPE，并曾在哈佛和伦敦政经深造。笔者曾与她有过短暂交流，印象中她短发利落，风格干练。库珀与丈夫埃德•鲍尔斯同属工党“布朗派”核心，两人在布莱尔—布朗政府时期均担任要职。自1997年从政以来，她历任教育、卫生、内政等部门大臣，在治安与社会事务上经验丰富。其政治风格稳健，长于平衡多元立场。
但库珀在外交领域相对缺乏经验。这次接手外交职务，恰逢国际局势敏感多变——包括俄乌冲突、加沙局势、英美及北约政策的不确定性，须快速适应复杂的外交格局，确定其外交姿态和风格。
雷切尔•里夫斯：历史首位70后女性财政大臣的两难账本
雷切尔•里夫斯（1979年生）是英国历史上首位女性财政大臣，此次内阁洗牌，她继续担任财政大臣。里夫斯出身利兹工人家庭，本科就读牛津PPE，后赴伦敦政经深造，并在英格兰银行和美国联邦储备系统工作过，具备坚实的经济学背景。少年时期，她还是英国象棋冠军，这段经历让她以逻辑严谨、善于布局见长，也成为其“技术派”政治风格的注脚。
作为财政大臣，她提出“现代供给侧经济”和“安全经济学”，将生产力和韧性视为核心支柱。2024年秋季预算中，她推动取消私校学费增值税豁免、提高雇主国民保险和最低工资，并设立73亿英镑国家财富基金，投资绿色能源与基础设施。这些措施在短期内带来财政红利。
然而，政策副作用也随之浮现：2025年二季度失业率升至4.7%，创近四年新高；企业裁员速度加快，雇主国民保险上涨被视为主要成本压力。官方机构预测，英国2025年GDP增长仅1.0%，2026年回升至1.9%，复苏缓慢。商界批评其预算“只在切蛋糕、不在做蛋糕”，即在经济总量未扩大的前提下以加税维持支出，挤压企业投资和家庭消费。
此外，她在财政议案上多次被迫U-turn，撤回或修改部分提案，削弱了“稳定与可预测”的形象。比如，原本取消冬季取暖补贴以节省开支，但在舆论和党内反弹下迅速恢复，只是对部分高收入退休人群设限。残疾福利削减计划同样遭遇抵制，最终仅部分收缩，远低于最初目标。她提出对非本土居民征收全球遗产税，引发资本外流风险，不得不放缓推进。更严重的是，春季预算中试图通过全面福利改革节省巨额财政支出，但在政治压力下被迫彻底撤回，留下新的财政缺口。这些政策反复不仅加剧外界对其“预判不足”的质疑，还动摇了工党“稳定与负责任”执政形象。更具象征意味的是，她曾在议会答辩中因改革受挫泪洒现场，被解读为理性与脆弱并存的缩影。
在对外关系上，里夫斯态度相对务实。她公开反对“脱钩”，主导恢复中英经济与金融对话，2025年1月访华并主持自2019年以来首次重启的第11届中英经济财经对话，强调稳定经贸关系符合英国长远利益。面对国内增长乏力的局面，她试图通过外部合作寻找新的支点。
当前，里夫斯的最大挑战在于如何在510亿英镑财政缺口与大选前“不加税”承诺之间找到平衡。加税会加剧民怨，不加税则掣肘支出。若不能拿出既稳健又能释放增长潜力的方案，她作为“历史首位女性财政大臣”的政治资本，可能很快被冰冷的数据吞噬。
沙巴娜•马哈茂德：首位80后穆斯林内政大臣的两难治理
沙巴娜•马哈茂德（1980年9月17日生）是英国首位穆斯林女性内政大臣。出生于伯明翰Small Heath，父母为来自巴基斯坦米尔普尔的移民。她曾于1981–1986年随家在沙特阿拉伯居住。毕业于牛津大学林肯学院法律系，后通过Gray’s Inn获奖学金进入律师学院完成大律师执业课程，曾在专业赔偿领域执业。
2010年当选伯明翰Ladywood选区国会议员，成为英国首批女性穆斯林议员之一。长期担任影子内阁职务，2021年出任工党全国竞选协调员，2023年晋升为影子司法大臣。2024年获任命为司法大臣兼大法官，2025年9月升任内政大臣。马哈茂德推动司法系统“解压”（提前释放以缓解监狱拥挤）、承诺缩短庇护周期并打击偷渡网络。
她以务实、执行力强著称，但就任后会面临棘手议题——移民与难民管理。截至 2025 年 6 月，英国共检测到 49341 起非法入境事件，其中约 88% 是通过小船进行的。上半年“小船入境”人数同比上升14%。政府动用公共资金安置酒店引发民怨，“埃平酒店性侵案”更激化社会撕裂。
斯塔默政府计划将部分难民转移至军营，同时在德国复制与法国达成的“一进一出”协议（对于每一个通过小船非法抵达英国的人，英国将遣返该人士至法国，并接收一名通过合法途径申请加入的难民）。马哈茂德必须在务实治理与选民情绪之间找到平衡，否则既可能失去左翼支持，也可能被右翼批评为“治标不治本”。
地区平衡发展、住房和社区事务大臣里德
接替雷纳成为地区平衡发展、住房和社区事务大臣的史蒂夫•里德（1963年11月12日生）曾任伦敦兰贝斯区议会领袖（2006–2012），主导翻新3.3万套市政住房，积累了地方治理经验。2012年当选克罗伊登北选区国会议员，长期在住房、司法等领域任职。历任影子地方政府部长、影子司法大臣、影子住房大臣。2024年工党胜选后出任住房就业事务大臣，负责推动150万套新房建设及绿色转型。
然而，住房政策正面临“回旋镖”效应：雷纳任内推动的《租户权利法案》拟废除“无过错驱逐”，本意保护租客，但房东对收回产权与追索租金的顾虑上升，供给端趋紧。Rightmove数据显示，英国平均月租已达1577英镑，较疫情前上涨近五成；英国皇家特许测量师学会（RICS）报告显示，2025年年中出租房源仍在下滑。财政方面正研究将租金收入纳入国民保险，预计年增收约20亿英镑，但可能进一步刺激“小房东退出”，使“保护租客”变成“无房可租”。里德需要在“保护—供给”“绿色—速度”之间精准找平衡，并加快司法与审批提效，以免善意法规演化为“供给剪刀”。
内阁其他关键成员
工作与养老金大臣帕特•麦克法登，被赋予扩展后的“超级福利部”职责，整合福利与技能培训事务，应对就业与福利的结构性问题。
商务与贸易大臣彼得•凯尔，负责稳定企业信心，平衡就业权利法案压力与商业界期待。
文化、传媒与体育大臣丽莎•南迪，继续推动社会文化议程。
国防大臣约翰•希利，负责国防重构，支持乌克兰、推出国防工业战略、以恢复英国安全自主性。
安全事务国务部长兼内阁办公室负责人丹•贾维斯，继续处理安全与内阁协调事务。
北爱事务大臣希拉里•本，继续负责北爱事务，并维护新设立的追溯紧张局势委员会（ICRIR）。
这次重组被视为构建“第二阶段”政府的关键信号，强调进入以“交付成果”为导向的新阶段，但舆论仍对其愿景清晰度和实效性持谨慎态度。 根据YouGov的一项最新调查，工党支持率目前仅为 20%，相比之下，改革党 Reform UK 的支持率达到 28%。
英国历史上最受欢迎的政府
从大选胜利的规模看，托尼•布莱尔在 1997 年率工党赢得 418 席，议会多数高达 179 席，创下工党历史纪录。“新工党”的口号让选民相信，政府既能维持宏观稳定，又能改善教育、医疗和社会服务。布莱尔上任初期个人支持率超过 60%，被视为二战后最具“民意授权”的政府之一。笔者曾在伦敦华人社区采访过托尼•布莱尔，至今仍能清晰记得他在现场所散发出的那种强烈的政治明星气质——谈吐自信、目光笃定，即便在小范围交流中，也能营造出“舞台感”。
玛格丽特•撒切尔在 1983 年借福克兰战争的胜利与改革初见成效，带领保守党赢得 397 席，远超工党。“铁娘子”象征强硬领导与经济自由化，支持率高峰期超过 50%，虽富争议，却极具号召力。
战时的丘吉尔政府（1940—1945 年）以“我们绝不投降”的动员演讲凝聚全国，战争期间支持率一度高达 80%—90%，堪称英国现代政治史上最受信任的领导班子之一；尽管战后 1945 年大选他输给工党，但战时威望无可替代。
从更长的执政表现看，布莱尔政府在 1997—2003 年的前六年几乎始终维持在 40%—50% 的支持率区间，直至伊拉克战争后明显下滑。撒切尔虽饱受争议，但在 1983—1987 年间连胜不辍，奠定“撒切尔主义”时代。阿特利政府（1945—1951 年）席位不及布莱尔，却以创建 NHS 和福利国家著称，被后世视为“最受尊敬”的改革型政府。
当前英国政坛缺少什么
与上述几届“高支持率”政府相比，当下英国政治明显缺乏清晰方向与凝聚力。一句老话足以点出症结：缺少对“我是谁、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的共同理解。
首先是缺少一个足以长期支撑执政士气的宏大叙事。脱欧之后，无论保守党的“全球英国”，还是工党的“使命型政府”，都更像技术话语而非鼓舞人心的国家愿景，难以激发社会信心与想象力。
其次是政治与基层的真实联结在削弱。两大党高层愈发技术官僚化，名校出身的政策专家成为主流；像雷纳那样来自工人阶层、能在街头与议会之间自由切换的政治人物日渐稀少，能够不被权力腐蚀保持草根本色的更是稀缺，精英与普通选民之间的情感距离不断拉大。工党内部的分裂也非常明显，前工党党魁科尔宾宣布正考虑组建新左翼党派，直指对斯塔默未能兑现改革承诺的不满，特别是福利和公共服务方面的逐步削弱。
政策执行的连续性同样不足。过去十余年政府频繁更迭，路线反复，如“跷跷板”般摇摆——从经济到能源、从外交到移民，稳定预期始终难以建立，企业与国际伙伴的信任因此受损。
也缺乏敢于冒险的政治想象力。两大党倾向于“管理型政治”，偏重修修补补与风险规避，鲜少提出能点燃希望的雄心方案，政治创新显得保守而谨慎。
最后是领导人层面的情感动员力不足。约翰逊的脱欧动员与法拉奇的改革党证明，个人感染力仍是政治的助燃剂。斯塔默的气质理性稳健，却难以形成“愿意追随”的个人号召力；雷纳离场后，工党左翼的“代言感”进一步减弱。
法拉奇效仿特朗普MAGA话术效果如何？
趁工党副党魁雷纳出局之际，改革党积极造势。在 2025 年的伯明翰年会上，改革党党魁法拉奇在演讲中直接借用了特朗普的政治叙事，高喊“让英国再次伟大”（Make UK Great Again）。他不再满足于“抗议型政党”的角色，而是试图打造成“英国版特朗普主义”：强调主权与民族自豪感，诉诸文化与身份政治，同时主张高强度移民管控与减税。
问题在于，特朗普主义不仅仅是一套话术，而是依托总统制、个人影响力和社交媒体在全国的直接动员力；而在英国议会制框架下，英国首相则更多依赖政党和议会机制。制度土壤的差异决定了MUGA（英版MAGA）难以原样复制。
特朗普能够成功重塑共和党的政治重心，靠的正是英国政坛稀缺的三样东西：叙事、情感与连续性。首先，他提供了一个清晰的叙事——“让美国再次伟大”虽然粗粝，却给出方向感。保守党的“全球英国” 也比较抽象，斯塔默政府从改变（change）到执行（delivery）就显得空泛。其次，他与基层形成直接的情感联结，通过集会、社交媒体和“非建制派”身份，赢得中西部、铁锈带白人中下阶层的共鸣。这类动员在英国已十分稀缺，雷纳一度是工党草根的代言人，但她离开内阁后，斯塔默团队愈发偏向技术官僚，缺乏“街头到议会”的双重号召力。最后，特朗普的政治风格展现了冒险与连续性。虽争议不断，但他的核心口号与政策方向高度一致。而英国政坛，从保守党执政末期的反复，到工党上台后的摇摆，始终难以给社会一个稳定预期。脱欧进程更是像《等待戈多》一样消耗了社会的热情。
结语
无论是斯塔默的“二期内阁”，还是法拉奇的“英版MAGA”，都面临各自的挑战。前者有政策与目标，却亟待补足领导力与执行力；后者能复制话术与情绪，却须培养制度土壤与治理能力。英国政治在叙事与实践之间反复摇摆，民众的信任与热情逐渐流失，对领袖魅力已不再寄予厚望。然而，如果斯塔默政府能把握重组契机，发挥技术官僚优势，在住房、移民、公共服务等民生痛点上切实兑现承诺、逐一突破，仍不失为重建信任、赢回民心的良机。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bo.liu@ftchines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