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珀伯：在我的学习和大学生涯中，我曾在四个学术体系中度过：法国、英国、美国和中国。这四种系统都有各自的特点，并且彼此之间常常表现出重大差异。
法国的教育体系在西方背景下相对不寻常，因为最优秀的学生在高中毕业后并不进入综合性大学，而是进入一个名为grandes écoles（“大学校”）的单独的精英教育轨道。这需要高中毕业后花两三年的时间准备严格的考试，以便进入这些“大学校”。在最负盛名的“大学校”，如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学生一旦被录取，就成为见习公务员并领取工资。另一方面，法国的综合性大学都是公立的，按人均计算，其资金状况不如“大学校”。因此，法国的体系比美国和英国的体系更集中，更依赖政府，但不太以综合性大学为中心。法国综合性大学的正式教员具有公务员身份，终身就业。法国体制面临的一个结构性问题是，大多数科学研究是在综合性大学中进行的，而不是在吸引每一代未来精英的“大学校”中进行的。为了促进更好的国家研究生态系统，法国政府推动综合性大学和“大学校”之间更多的合作，形成了许多将大学、高等院校和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NRS）聚集在一起的联合研究机构。尽管如此，学术格局仍然相当分散，对外国人来说很难理解。法国的学术研究也受到了中央政府财政政策的惩罚。就法国绝大多数学术经费由中央政府直接提供而言，国家层面的任何赤字削减政策都可能产生减少所有高等教育机构经费这一附带效应。因此，过去15年来法国旨在紧缩财政支出的措施对整个高等教育系统造成了某种程度的预算紧缩。
与法国相比，中国的学术体系更加统一，大学层次清晰，包括最顶层的北大清华、985大学、211大学等。但中国的体制也不像法国那样集中，中央级、省级和市级大学并存，资金来源更加多样化。在20世纪90年代末和2000年代大幅增加中国大学生的招生规模后，中国政府在过去十年将提高研究成果的全球竞争力作为优先事项，以服务于国家发展目标。这一雄心壮志催生了“双一流”建设政策，进而改变了中国最好大学的运作方式。简而言之，中国的研究经费多年来稳步增加，但与此同时，研究人员的标准却越来越高，并被期望在索引期刊上发表更多文章并获得更多资助，以证明他们的就业是合理的。为入门级学者提供永久就业的“旧轨”就业状态已大部分被“新轨”状态所取代，该状态使继续就业的条件是达到出版物和资助方面定义的绩效指标。
这种将人才管理和研究管理相结合的高等教育政策取得了成功，近年来中国大学的世界学术排名稳步攀升——最引人注目的是自然指数等以硬科学成就为重点的排名。不可否认的是，从全球的角度来看，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大学内部进行的研究往往变得更具竞争力。与此同时，这项政策可能产生了一些值得怀疑的副作用。例如，为了最大限度地增加出版物数量，在中国工作的学者可能会被激励尽快发表重复的论文，而不是致力于需要长期努力且结果更加不确定的更深入研究。
问：你认为特朗普领导下的美国会走向新的政治两极分化吗？当一位强势总统重组美国国内政治秩序时，你能否从政治社会学的角度分析这一过程对美国传统宪政的影响？
斯珀伯：特朗普领导下的美国是否会出现新的政治两极分化，美国国内政治秩序是否会被重组？我倾向于对这些问题持怀疑态度。不可否认，特朗普第二任总统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已经产生了一些非常戏剧性的时刻，但其中是否会带来结构性转变尚不确定。
政治社会学的视角强调美国公民的长期投票行为和政党支持模式等因素，以及美国主要政党的组织方式和随着时间的推移如何演变等因素。从这个角度来看，美国政治体系的一个显着特征是其政治制度和政治动力具有非凡的持久性。
首先，美国在白宫、国会、州长和立法机构中以民主党和共和党轮流为基础的两党制度最早出现于19世纪，这可能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两党制度。西欧没有任何一个政党体系能够在如此长的时间内拥有如此稳定的结构，并以相同的两个政党为特色。到目前为止，特朗普的总统任期尚未影响两党制度的结构，共和党和民主党的双头垄断在他离开政治舞台后可能会持续下去。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政党制度的投票模式也相当稳定，因为绝大多数美国选民不会从一次总统选举到下一次总统选举将其支持从共和党转向民主党，反之亦然。举例来说，2012年支持米特•罗姆尼的绝大多数选民在2016年投票给了特朗普，尽管他们的个性和政治纲领彼此截然不同。遵循同样的逻辑，绝大多数 2024 年的特朗普选民可能会在下届总统选举中支持共和党候选人，无论是谁。这并不意味着美国的投票行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完全是静态的。例如，工人阶级选民和低收入选民越来越多地支持共和党候选人，而相反，随着时间的推移，受过高等教育的选民往往会支持更多的民主党候选人。但这两种选举趋势早在几十年前，或者最晚在奥巴马时代就已经开始显现，它们不能归结为特朗普现象，而且很可能在他下台后继续下去。
至于美国的宪法秩序，其历史的持久性也使其与其他国家相比显得格格不入。毕竟，大多数西欧国家的宪法可以追溯到20世纪中叶，但美国宪法是在18世纪通过的，最后一次重大宪法修正案发生在54年前的1971年。因此，美国的宪法秩序显得高度僵化且难以改变，在特朗普的领导下仍然如此。修改宪法需要三分之二的国会议员和四分之三的州立法机构的批准，这使得民主党和共和党议员达成协议是必要条件。这使得特朗普不可能以合法的方式单方面实施宪法改革。如果特朗普决心改变美国宪法秩序，一条替代路径可能是违反宪法，使用武力发动某种政变，但这不太可能发生，甚至不可能成功。相反，特朗普似乎更愿意在不破坏宪法制度本身的情况下测试宪法制度的局限性。目前，他主要依靠行政命令来执政，但这种方式是软弱而非强势的表现，不太可能对美国政治体系产生持久的重组。
问：基于FT中文网在全球华语世界的影响力，你有什么想对中国读者说的吗？你对法国-中国关系有何展望？
斯珀伯：作为一名居住在中国的法国公民，尽管两国地缘政治存在分歧，但我只能希望中法关系未来能够保持合作与和平。观察这种双边关系，有趣的是，法国在安全问题上往往比其他欧洲国家对中国更加“鸽派”，但在经济问题上却更加“鹰派”。举例来说，法国倾向于抵制在北约内部协调对华国家安全政策的想法，但同时它最近成功推动欧盟对中国电动汽车进口征收贸易关税。尽管这似乎是一个悖论，但这两种政策立场都反映了法国对国家和欧洲“主权”和“自治”的传统坚持，无论是在安全问题上还是在工业问题上。我相信，中国领导层很清楚法国在欧洲和大西洋联盟中的特殊地位，尽管有时中国媒体将“西方”描绘成一个“统一的行为体”。
抛开法国问题不谈，我认为中国读者不应过分关注中美、中欧关系，而忽视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关系正在取得的重大进展。令我惊讶的是，许多受过高等教育的中国公众，可能包括许多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的读者，对美国和欧洲的政治事件非常了解，但对印度、印度尼西亚、巴西或尼日利亚等主要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动态却知之甚少。这种对“西方”的不平衡关注，在中国的大学中也很明显，那里有许多美国和欧洲的专家，但在东南亚或撒哈拉以南非洲等地区，“区域研究”的发展却更加不平衡。如今，在中国，发展中国家往往被称为“一带一路国家”，最近中国媒体也越来越多地使用“全球南方”这一表述，但这些仍然是铁板一块的标签，往往会抹杀每个地区、每个国家的特殊性。未来的一步是中国公众寻求更多地了解这些发展中国家，并对这些社会怀有他们对西方国家同样程度的好奇心。
（注：王英良，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博士，中开国际事务（NEIA）评论与研究主笔，主要研究产业投资与国家竞争，目前正在推动辐射全球的“全球杰出学者百人百访”栏目，力求以新颖的视角呈现世界与中国互动的信号与动态，微信号：porsche910114。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bo.liu@ftchines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