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美国兴起了所谓的“科技右翼”，比如彼得•蒂尔、埃隆•马斯克、大卫•萨克斯等，这些人物通过对科技跨国公司的控制并融合政治权力进而成势，他们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治理口号，你怎么看待这一群体的崛起？他们对中美关系的冲击如何？
李巍：拜登在离任演讲中提醒美国和全世界注意美国正在兴起的科技—工业复合体，他的提醒当然十分重要，但我认为民主党更应反思他们为什么丢掉了科技精英。你所提到的三个人都属于以硅谷为中心的科技精英集团，而硅谷位于民主党的基本盘——加州。这些科技精英大幅转向共和党，很大程度上造成了民主党在2024年大选中的惨败。
这一利益集团更贴切的说法是以人工智能和加密货币支持者为代表的小集团，并不能代表整个美国科技界。这一利益集团值得我们高度关注，犹如当年克林顿政府和以高盛为代表的金融投资机构共同形成的强大的华尔街-华盛顿复合体，是一股强大甚至令人生畏的力量。当前这个利益集团对世界的影响已经逐渐显现。首先，他们正在美国乃至全世界推广人工智能领域的“去管制”运动。大家可以看到万斯在慕安会严厉批评欧洲对人工智能过度管制，认为这是欧洲落后之源，美国也拒绝在《巴黎人工智能宣言》上签字。同时，他们鼓励加密货币的发展。发展加密货币实际上和美国推行的制造业回流背道而驰，其类似于17世纪发生在荷兰的“郁金香泡沫”，是一场新的金融赌博。人工智能和加密货币分别对既有的社会伦理和传统的以主权货币为中心的信用体系造成巨大冲击。美国的科技精英们正在掀开“潘多拉的魔盒”，将人工智能和加密货币两只巨兽释放出来，这对全球的影响和冲击不亚于20世纪90年代金融领域的“去管制”运动。
中国应当如何应对？在20世纪90年代席卷全球金融自由化运动中，中国根据自身国情和发展阶段保持了必要的战略定力，才有了今日的发展成就。面对当前呼啸而来的人工智能和加密货币去监管运动，我认为中国应当审慎评估，既不能盲目随之起舞，也不能完全我行我素。
问：稀土矿及其加工品在中美竞争中的分量凸显，中国在最近的对美关税制裁中展现了系统且规模性的报复能力，你怎么看待相互制裁在中美产业“脱钩”中的角色？稀土禁运作为中国政府的对美制裁工具，其韧性你怎么看？
李巍：对于中国和美国这种超大规模经济体来说，很难指望依靠某个单一产业或产品对对方造成致命性伤害。正如美国难以单靠高端芯片管制杀伤中国经济，中国当然也难以仅依靠稀土对美国造成重大打击。两国经济都有巨大的韧性，都有应对制裁的调试能力。
但毫无疑问，过去十年来中美多轮的经济战正在成为恶性螺旋，推动这两个最大的经济体从非常紧密的经济相互依赖加速走向经济脱钩。中美之间的每一次制裁与反制裁都是在向市场传递负面信号，施压企业减少对对方产供链的依赖。所以中美脱钩是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它是反市场力量发挥作用的结果。
现在看来，我们高估了自由市场的力量在国际关系中起到的作用。中美过去十年的政治经济关系发展表明，在无政府状态下，大国权力竞争仍然是主导性、支配性的力量。权力竞争会压倒对市场效率的追求，这当然是一场大国政治的巨大悲剧。
（注：王英良，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博士，FT中文网“资本与国家”专栏作家，目前正在推动“中国学者百人百访”这一栏目，全球学者对接访谈微信号：porsche910114。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bo.liu@ftchines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