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的日常用语中，“亚洲”一词往往指东亚或东南亚。在英国，这个词更常指印度次大陆。听着，这些事情不是我能决定的。这与历史上的移民模式有关：谁去了哪里。它也可能发生变化。但这表明，美国与世界上最大大陆的接触与英国截然不同。
这只是最小的差异。英国黑人的祖先可能是在1945年后自愿来到这个国家的，而美国黑人的祖先可能是几个世纪前被迫来到这里的。在美国，定居者对待原住民的方式是一个仍然敏感的话题。尽管克劳狄乌斯皇帝(Emperor Claudius)无疑很严厉，但“本土”不列颠人的流离失所问题在几千年间已经失去了一些显著性。
如果“觉醒”意味着关注群体身份，那么它在美国并不合适。但至少，它是以美国为背景构想出来的。是什么让英国人认为它在他们不同的环境中有意义？或者在欧洲呢？我为这一教条的明显消亡而干杯，但即使是在英国对它的讨伐也带有美国的味道——略带宗教色彩，非常网络化——这很快就会让公众感到不安。
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最近的所作所为只有一个安慰。从战略上讲，跨大西洋的裂痕是一场灾难。从文化上讲，如果美国和欧洲之间的联系减少一些，可能并不是最糟糕的事情。尤其是他们受过教育的精英应该开始与其他人交往。
回顾过去，冷战时期的关系是最健康的，那时政治上的纠缠几乎密不透风，但假装一致的情况要少得多。
过度的痴迷并非都是单向的。JD•万斯(JD Vance)是如何对英国的言论自由如此关注，以至于在椭圆形办公室的电视直播中提出这个问题的？如果我们没有达到第一修正案的标准，那是因为我们没有第一修正案，因为我们是一个不同的国家。正如埃隆•马斯克(Elon Musk)在德国的尝试一样，这种自负——我认为是互联网的产物——认为北大西洋是一个共同的文化空间。
不过，问题主要在于欧洲。美国并非“文化帝国主义”。它有CNN，但没有塑造世界新闻的公共使命，至少无法与BBC、法国24频道、德国之声(Deutsche Welle)和半岛电视台(Al Jazeera)相提并论。它没有梅尔维尔学院(Melville Institute)来对抗那些以歌德和塞万提斯命名的学院。它对电影、学术界和战后绘画的影响从来都不是一个有意识的、自上而下的项目，即使中情局(CIA)在冷战中的文化角色比当时人们所知道的还要多。
不，这是欧洲人的选择，他们希望通过美国来获得生活的代入感。我自己总是把欧洲大陆微弱的经济增长率与美国的相提并论，仿佛这是自然的比较。考虑到它们各自的年龄和历史，真的是这样吗？即使欧洲是各大洲中的诺玛•德斯蒙德(Norma Desmond)，沉醉于过去，又怎能不是呢？（译者注：诺玛•德斯蒙德是1950年经典电影《日落大道》(Sunset Boulevard)中的虚构角色。她曾是默片时代的巨星，但在有声电影兴起后逐渐被时代抛弃。无法接受自己过气的现实，她沉溺于昔日的辉煌幻想之中，最终走向悲剧。作者在此以“欧洲是各大洲的诺玛•德斯蒙德”作比，暗指欧洲沉迷于过去的辉煌，而忽视当下的现实状况。）
回顾过去，冷战时期的两国关系是最健康的，当时政治关系几乎密不透风，但文化上的相似性却少得多。20世纪保守主义的一个主要特征是对美国的轻微反感，这通常会引发对欧洲项目的相应兴趣。这种情绪有时会演变成愚蠢的反美主义。但它帮助欧洲大陆抵御了可笑的断章取义的想法和做法。作为大西洋纽带鼎盛时期的孩子，我从未听过“upspeak”，即现代英国的成年男女采用帕萨迪纳13岁孩子的腔调说话。我们所经历的是冷战的反面：政治上的隔阂与文化上不断加深的模仿。
也许特朗普的冲击会让各方面都冷静下来。上周末，加拿大自由党(Canada’s Liberal)领袖马克•卡尼(Mark Carney)在一场令人震惊的演讲中，将美国在语言、移民吸收和其他文化基本方面的做法视为‘他者’。在这个时代，很难判断是对他的好斗感到遗憾，还是希望我们的总理也能这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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