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的（上）见《1945年胜利价值：“抗战建国”之重温（上）》
1943年，本是现代中国的成年。抗战将胜，新疆、西藏归政，英美不平等条约结束，联合国四强之席。《中国之命运》本应成为未来中国的擘划蓝图。实际上，其承接孙中山“建国方略”的外交、内政、民族、民生主张，可谓气势恢宏。如使各方期待的宪政理想，落实为各个层级的民主选举，尤其是精英集中的高级机构的率先垂范，现代中国将前途无可限量。
然而，民初宪政失败的前车之辙，令后人心怀危惧，裹足不前；对中国政治传统非专制的幻想，更使人想入非非。只有从成熟的宪政国家留学归来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方知，为民作主的所谓儒家宪政，与法家宪政，不过是变相的独裁、专制；只有政治民主的开步向前，宪政法制方可从而实现。
此处，我想以流行中外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的作者，现代政治学研究最高成就的代表萧公权 （1897-1971）为例，以其政论来反思现代中国错失的这一辉煌机遇。萧先生在《中国之命运》出版后发表的第一篇评论中，批评民初宪政偏于反抗专制、保障人权，而漠视法治。他称赞，“《中国之命运》谓三民主义政治‘本之于道德’而‘行之于法律’”，堪为行宪的箴言。指出古希腊有民主，无宪政；而今日法西斯纳粹，虽具投票的形式，而无宪法为之纲纪：故“希腊具民治之体而其用不彰，纳粹则体用并亡。”现代民主立宪政治必须体、用兼备；而体为民主，用为宪政——用他当年的话说即是——“民治为体，宪政为用。”
萧先生旋于次文直接强调，民主必须先行。“民权宪政虽不是不学而能，但也不是要学成才可以致用。宪政没有专门的学校，我们唯有从实行中学习。”在宪法草案讨论迁延，引发人民程度不够、选举将使政权更趋恶化的疑云时，萧先生更语出惊人：
“第一，一般民众的知识不够，全国知识分子就应该负起宪政先锋的责任，一面充实自身，促进民治，一面启发民众，倡导宪政。
第二，一般民众的知识不够，各党各派的人士，就应该担任准备宪政的工作，不违背国民的立场，不屈辱自己的政见，一面协助政府，一面启迪人民。”
但最能表明萧先生自由主义民主主张的，莫过于他剖析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时所发的真知灼见：共产主义的经济平等，与自由主义政治上的个人自由，只能以和平的方式来竞争，谁是谁非，谁成谁败？不妨让人民作最后的裁决。“这是自由主义的要点，实在也是民主政治的真谛”：无论任何主义，任何政策，是“资产阶级的”还是“无产阶级的”，只要不是出于人民自主而是他人代主，都是“变相的独裁。”
“什么是民主？我们的简单答复是：让人民有说话的机会，有得到一切言论和消息的机会，有用和平方式自由选择生活途径的机会，有用和平方式选择政府和政策的机会，——而且这些机会，不待将来，此时此地，便可得到，便可利用。”
这一对宪政的当下即行的论断，如能在《中国之命运》的写作中得到体现，即使仍有对汉、唐、宋、明历史文化和道德理想的援引，其所关切的历史之未来（当下）指向，也绝不至于诱发大汉民族主义的联想，更不会激起“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法西斯疑虑。
其实，即使在《中国之命运》发表以后，萧先生的创见如能获得充分的讨论，以历史精英后裔自居的民族主义者，与以沉默的大众代言人自命的民粹主义者，即使仍将争执唯一的代表权，也不至将一个久浴战火的国家，再次拖入一场新的生死存亡的对决。
然而，假设历史的目的，不在于发抒“恨铁当年不成钢”的遗憾与感慨，而在于警示历史的未来。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和解与团结，如果不能在思想上完成，与民族主义対趾（antidactly）的民粹主义，将如影随形，永不消退。两岸民粹主义近年的大行其道，不禁使人怀疑这一和解的真实进程。
吹落现代中国之花的狂风，是否将再次匝起？
在第二个中国国家命运的幸运时刻，我们是否仍要重蹈覆辙？
这是所有有正常理智的读者，都能自己得出答案的。
（注：赵寻，北京大学博士，香港大学研究员，哈佛大学访问学者。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bo.liu@ftchines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