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如今已成为全球科技竞技场上的前沿地带，也是大国博弈的核心赛道，尤其在美中，都投入巨资发展AI产业。美国在技术的迭代上还是执牛耳，中国则在当仁不让地追赶。据报道，中国AI大模型在全球的周调用量已连续多周实现对美国市场的超越，美日最新AI模型也都已出现“借中国开源底模再包装”的现象，像美国公司Cursor的Composer 2，其新代码模型建立在月之暗面Moonshot AI的Kimi K2.5之上，日本乐天发布的Rakuten AI 3.0大概率建立在DeepSeek-V3 之上的日本本地化/再训练版本上。
这并非表明中国在AI技术的发展上已超越了美国，但至少说明一个事实，即使在像AI这样的前沿科技领域，中国都在快速和美国拉近距离。
美中的科技竞争，让一部分美国人面对中国科技实力的跃升，产生了焦虑感，这是美国打压中国科技的驱动力；但也有很多人，抱有那种持久的观念，即美国拥有自由开放的制度体系和社会环境，无需担心中国在科技上超越自己。这种观点在关于创新和体制的讨论中尤其常见：像中国这样的讲究统一意志的国家不可能有科技的重大突破，更不可能有原始创新的出现。在这种观点看来，原始创新依赖批判精神和自由思想，而威权体制天然压抑自由，因此它的创新只能停留在模仿、引进或渐进改良的层次，无法突破人类认知边界，无法形成颠覆性的科学技术成果。
此种观念也长期流行于中国，在很多中国的自由派人士那里，甚至比西方的同道还对此深信不疑，他们中的很多人并不承认中国的科技进步，一些人虽然勉强承认，但认为这种进步不过是“后发优势”的释放，并不代表目前的体制就不会压抑科技创新力。
然而，这种观点看似简单直观，却也存在明显的片面性。中国能否在科技的原始创新上有所突破，受多重因素影响，并非取决于单一的体制，尽管体制非常重要。但在我们理解两者的复杂关系之前，最好对中国不会有原创科技，美国在科技竞争上一定会赢过中国，保持谨慎态度。
之所以多数人会有这种看法，在我看来，一个原因是对“原始创新”这个概念的理解具有某种误导性，我们习惯于将它等同基础科学的范式突破，例如相对论、量子力学、D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这类创新揭示自然界的新规律，拓展人类认知边界，是所有后续应用的源泉。但如果仅以此为标准来衡量一个国家是否具备原始创新能力，就容易得出武断结论，因为这种突破在任何国家、任何制度下都极其稀少，往往依赖于跨世代的积累和个别天才的偶然闪现。
“原始创新”事实上并非是一个单一维度的概念，应该拓宽对它含义的理解。历史上很多真正改变社会的创新并非都源自新的自然规律发现，而是应用科技的重大突破。像瓦特改良蒸汽机，电气化的推广，互联网的商业化，以及智能手机的普及，很多时候并不是发现了全新的科学原理，却足以引发社会结构与产业格局的革命性变化。从这个意义上讲，原始创新至少应当分为两类：一类是基础科学的根本性发现，另一类是应用科技的重大突破。前者确实需要开放的学术环境和跨国交流，但后者更多依赖工业化水平、产业体系和市场规模，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可能因为国家资源的集中调配而加速出现。只有将原始创新分为这两类突破，才能更真实地把握技术发展的多元性，并在这种框架下，更准确地评估中国的创新潜力。
中国在这一轮工业化进程中，其实已经展现出了科技应用上的巨大创新能力。无论从国家和企业的研发投入、专利申请量、论文发表数及其引用率，以及近年的重大科技成就来看，都有显著增长，在很多方面甚至已经赶超了美国。举例来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数据表明，2023年中国研发支出按PPP计算已达美国的96%，增速为8.7%，明显高于美国的1.7%；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和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的数据也显示，2024年中国专利申请约179.6万件、美国约50.2万件，在生成式AI专利上，中国近十年累计超过3.8万件，约为美国的6倍；2023 年中国论文整计数约100.3万篇、美国约56.9万篇。即便在高端影响力指标上，美国虽仍然占优，但和中国的优势在缩小，甚至在某些学科还被反超。按 NSF 最新可比口径，在全球前1%高被引论文占比上，美国仍领先中国，不过差距持续缩小；在工程学，中国已追平美国，在化学已略占上风；而从WIPO和科睿唯安更新到2024—2025年的相关指标看，中国在高影响力科研和高被引研究者上的上升趋势仍在延续。可见，问题已经不是中国能否进入高端科研竞争，而是它将在多快时间内，把局部优势扩展为更广泛的整体优势。
当我们抽象讨论原始创新和科技的重大发明与突破时，往往过多突出思想自由的作用，而对原始创新与工业化的关系则长期被低估。然而，包括美国在内的历史经验恰恰表明，大规模工业化不仅是应用创新的舞台，更是原始创新的催化剂和土壤。没有19世纪欧洲的机械化、电气化，就不可能有热力学、电磁学的系统化突破；没有美国20世纪庞大的军工体系，就不可能有计算机与互联网的诞生。工业化提供了两方面条件：一是将科研成果快速工程化、市场化的能力，形成需求牵引与问题倒逼；二是海量产业工人和工程师的积累，构成应用创新持续迭代的土壤。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的科技创新有更多碾压美国的优势和有利条件。
美国的产业已经很空心化了，中国的工业能力比G7国家的总和还要多。从高铁到新能源，从5G到电商，中国的科技创新大多并非源于自然科学的范式转变，而是在庞大产业体系、超大市场规模与政策集中力量下催生的应用科技突破，属于在工程集成和应用场景中的范式创新。以移动支付为例，底层技术并非中国首创，但中国率先实现了全社会无缝应用的模式创新，这种“原始性”来自工业化与市场规模，而非单纯的思想自由。
我要指出的是，承认工业化的作用，并不意味着可以忽视体制的限制，只是这种限制在不同学科领域的表现并不相同。在社会科学领域，体制的约束最为严重，因为研究直接触及政治秩序和价值体系，但在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领域，情况则显得复杂。科学研究确实需要批判思维，但这种批判更多体现在对既有理论和实验结果的怀疑上，而不必然要求政治上的自由。人类历史上不少思想巨匠和科学家——无论是柏拉图、伽利略，还是司马迁——都成长于不完全自由甚至专制的环境，他们的批判精神并未因此消失。
从中国的实际情形来看，人文和社会科学比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受到体制的约束要多。原因在于，后者本身不带有意识形态的色彩，特别在大国竞争的背景下，官方知道如果对科研人员限制过多，包括思想上的限制，必然不利于创新成果的出现。另外，自然科学特别是应用科技和工程技术的研究机构，很多并不在政府，而是分布在企业，而企业是同绩效而非政治挂钩。真正制约中国科技创新的，是科研体制的行政化、短期化和功利化。科研资源的分配方式、评价体系对数量的过度强调、跨国合作的受限，才是导致基础科学突破难的根本原因，而不是所谓“缺乏自由思想”的简单解释。
由此，我们可以提出一个更为宽广的框架来解释“威权国家能否产生原始创新”的问题。第一，原始创新要区分为基础科学突破与应用科技突破两类。前者高度依赖思想自由和国际学术共同体，威权体制下概率很低；后者更依赖工业化能力和市场规模，威权体制下反而可能因资源集中而加速。第二，工业化是原始创新的关键变量。中国之所以能在若干领域实现赶超，正是因为它具备了全球最完整的工业体系和最庞大的市场，形成了应用科技创新的独特优势。第三，威权体制的负面作用在于科技体制的僵化，而不必夸大为彻底扼杀批判精神。在社会科学上，这种约束更直接；但在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上，它更多表现为效率和机制的损耗。
我也是在最近几年，对中国科技突飞猛进的反思中，才醒悟过来的，认识到“威权国家不可能有原始创新”是一种狭隘的定论，它忽视了原始创新的多样性与工业化的作用，也混淆了科技创新与社会科学创新的差异。更合理的说法应该是，威权体制确实会制约基础科学的突破，但并不排斥应用科技的重大创新；工业化和市场规模能够在一定条件下弥补思想自由的不足；批判精神也并非完全依赖自由制度才能存在。
从这个框架出发，我们可以对中国的未来创新潜力做出更审慎的判断。从中国是“十五五”规划的部署来看，未来五年中国完全有可能在新能源、航天、人工智能应用、量子通信等领域取得新的突破，哪怕不具备美国那样的自由学术氛围，因为这些领域高度依赖工业化能力和国家战略投入。尤其在美国不断加码“卡脖子”的背景下，中国的集中资源体制可能会进一步激发“卡脖子”领域的创新。但在基础科学前沿持续涌现颠覆性成果的难度可能极大，因为这不仅需要投入，还需要长周期的学术积累与制度化的自由环境，即便美国，如今在这方面的创新突破也有限。
把科技创新归结于制度类型是错误的，虽然制度的确重要，但创新从来不是单靠制度标签能够决定的。真正决定一个国家创新能力的，至少有四个变量：制度环境、工业能力、研发投入，以及把科研推向商业化和规模化的应用生态。中国的体制有它的短板，会约束原始创新的上限；但中国的工业能力、制造链条、工程师红利和规模化应用能力又非常强，尤其工业能力，是中国创新崛起的真正底盘。这使它即便在制度上有弱点，仍然能在很多技术领域形成强大的创新产出。如果中国在制度特别是科研体制上有所改进，在高端创新上超过美国，并不是遥远的事。理解这一点，比机械套用“制度与创新”之间的线性关系，更有助于把握美中科技竞争的走向。
（注：作者是独立学者，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bo.liu@ftchines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