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作者“哈贝马斯与中国（思想史札记）”系列之一。】
思想与理论会旅行——从一个人到另一个人，从一种情境到另一种情境，从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爱德华•赛义德
“理论旅行”是爱德华•赛义德创造的概念，意指一种批判性理论可能会经常遭遇的情况，即当其被挪用到另外一种场域或历史情景时，批判性被弱化，其自身亦被意识形态化。这是因为，本来每一种理论都产生于特定历史时空中，有其有效性限度；另外，理论一般具有体系的封闭性，因而，当一种“理论被不加批评地、不断重复、不予限定地运用”，当“一种观念因其设计清晰可见的有效性和影响力而开始广泛流传”时，它就“很有可能在游历的过程中被还原、被编纂整理、被纳入体制”。而为突破此一陷阱，赛义德引入了“批评意识”去接受、冲击、还原、激活理论，敞开新的意义空间。而到其生命晚年，他又重新思考这一命题，从对“理论旅行”弱化性总体倾向的揭示，转变为更为积极性的思考，即理论“在异质语境中爆发，通过位移重申其内在张力”。
理论的旅行无论是容易被体制化、意识形态化，还是更容易“在异质语境中爆发，通过位移重申其内在张力”，都说明理论的引入或传播，必定伴随着被错位、被改写的命运。而且实际所发生的理论旅行的命运，可能比赛义德所阐述的情况更为复杂。因为人们一般容易从“某种理论由某一时空旅行到另一时空”这一角度思考相关问题，会容易将理论的旅行理解为两点之间的一次性时空位移（至少人们在做某种理论的学术梳理时多可能如此）。而哈贝马斯的“市民社会”及“交往行为”理论的中国旅行，则经历过了复杂的多（跨）时空的历史；由此也折射了九十年代至今，中国当代思想界和当代社会的变迁。
一、哈贝马斯理论的西方之旅：批判性的意识形态转向
1990年在刚刚经历过那场剧烈的政治风波后不久，《二十一世纪》杂志在香港创刊，欲为全球中国知识分子提供一个多元、开放的思想交流平台，通过聚焦于“百年中国”、“文化建设”之核心议题，探讨经由“文化中国”建设之路径，为中国现代转型重寻路径与活力。紧接着《中国社会学科季刊》、《中国书评》也先后在香港创刊，哈贝马斯的“市民社会”及“交往行为”理论也随之被引入中国。其强调的非国家性私人空间、公民社会“公共空间”理性交往等内核，与刊物多元开放的办刊理念相契合，且此次引入几乎与世界学术前沿同步，打破了中国引进西方思想往往滞后的惯例。
然而鲜少被提及的是，进入中国之前，哈贝马斯理论已在西方完成了一次先行的理论旅行，其核心内核从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转向了被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裹挟的工具化表达。
哈贝马斯长寿，学术生涯绵延逾七十载。其奠定学术地位、亦是当代市民社会理论最重要的经典之作——《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德文版，于1962年问世。书中，他以18世纪欧洲咖啡馆、沙龙与民间报刊为核心样本，考察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兴起；并指出19世纪末以后，随着国家权力侵入私人领域、市场逻辑侵蚀公共空间，原本供公民理性交往、形成公共舆论的领域趋于瓦解。其理论锋芒直指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主张重建独立的公共领域与市民社会。
然而，该书英译本迟至1989年方才面世。有学者认为，译本的延迟反倒助推了其传播，正因“赶上”了东欧剧变（《今天，我们为什么还要阅读哈贝马斯？》）。然而，这番“恰逢其时”的走红，却付出了旅行的理论被意识形态化的代价。这部本旨在批判资本主义内在弊病的著作，在特定政治话语中，被挪用为解读苏东剧变、审视所谓“专制”、“极权国家”的指导手册，甚至成为佐证新自由主义、呼应“历史终结论”的工具。尽管哈贝马斯在1990年前后借《追赶的革命》等文作出回应，试图纠正这一误读，却未能扭转其理论在传播中被简化、扭曲的命运。正是经由西方学界的这番“改写”与“创造性误读”，哈贝马斯理论踏上了进入中国的旅程。
二、中国语境的张力爆发：异质场域的理论激活与本土探索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中期，中国正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关键阶段，个体经济、私营经济逐步发展，民间文化团体、学术沙龙开始涌现，社会结构深刻调整。然而，这一时期的理论引入并非纯粹的学术自觉——在经历八十年代末的历史震荡之后，知识界亟需一种既能回应社会转型诉求、又规避激进变革风险的理论资源。此时，经由香港引入的哈贝马斯理论，恰以其“市民社会”与“公共领域”的论述，提供了一种区别于既有体制、又不导向直接对抗的渐进性社会想象。思想界在八十年代思想解放的余波中，既带着对理性与秩序的渴求，又面临着重构公共空间、培育公民意识的时代命题。哈贝马斯的理论为思考这些问题提供了全新视角。
在西方接受过程中，其理论被抽象化为“批判极权国家”的工具；而进入九十年代中国学界后，学者们结合本土语境，转而激活了其建设性维度——公共领域与交往理性成为思考社会整合、秩序建构与民间发育的理论资源。先是在香港的《二十一世纪》、《中国学术季刊》等期刊，后推进到《读书》、《战略与管理》等内地刊物，学者们展开了热烈讨论：有的以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为参照，梳理从明清书院、会馆到近代《新青年》等报刊的中国本土公共空间脉络，探讨中国市民社会的“本土性”特征，尝试在西方理论框架与中国历史经验之间建立对话；有的结合彼时方兴未艾的民间学术沙龙、地方小报，呼吁培育公民理性交往能力，构建独立的公共舆论空间。这一主张与彼时思想界追求多元开放、规避激进变革风险的诉求高度契合，为民间社会的理论想象提供了重要资源。这一接受过程，与西方将哈贝马斯理论意识形态工具化的路径形成差异，反映出中国学人在特定历史语境下，对西方理论进行本土化转换的探索。
更重要的是，中国学界在引入哈贝马斯理论的过程中，表现出赛义德所强调的“批评意识”——即在理论接受中保持反思性距离。学者们在激活理论的同时展开深度反思，试图强化本土立场，以规避被西方意识形态简单裹挟的风险。如邓正来等学者在《中国社会科学季刊》《二十一世纪》《中国书评》等刊物发表系列文章，指出哈贝马斯的“国家-社会”二元对立模式并不完全适用于中国，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并非简单的对立关系，市民社会建设应走“国家与社会互动共生”的道路。与此同时，九十年代知识界围绕知识分子角色展开的“人文精神大讨论”——知识分子究竟应退守书斋做专业研究，还是走出书斋保持对现实的公共关怀，也在客观上呼应了对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理论的反思，与哈贝马斯理论中关于公共领域主体作用的议题形成了本土对话。这种以批评意识为基础的理论接受，让哈贝马斯理论在进入中国语境的早期，较大程度上规避了西方新自由主义话语的“解国家”性的简单套用，转而与中国现实碰撞出具有本土特色的理论议题，也为中国转型之“文化建设”路径提供了新的思考资源。
三、哈耶克的引入：理论的接续、错位与极化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至2000年前后，随着中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哈耶克的古典自由主义理论被大规模引入中国，其《通往奴役之路》、《自由秩序原理》等著作被翻译出版，在中国思想界与哈贝马斯理论形成了复杂的交错互动。
从广义的自由主义角度来看，二者均为回应“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现代性建设路径”而引入的理论资源，均以“反思国家权力过度干预、强调社会自主性”为核心诉求，与中国市场经济转型、民间社会萌生的现实相契合，在批判传统全能主义国家、探索社会现代化方面形成理论共鸣，成为中国思想界的双重理论参照。初期也有学者尝试将二者融合，例如，部分经济学者以哈耶克的“自发秩序”理论为基础，强调市场经济的自发发展是市民社会形成的经济基础，反对国家对经济领域的过度干预；同时以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为支撑，主张在市场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构建公民理性交往的公共空间，推动了对现代性问题的多元思考。这种融合的尝试，客观上回应了兼顾文化建设与制度变革的双重时代需求。
但二者核心旨归、价值取向的本质差异，注定了理论分流的必然。哈贝马斯的理论虽强调国家与社会分离，但其核心是实现二者的良性互动，通过公民理性交往形成公共意志，制约监督国家权力，追求国家、市场与社会的平衡发展，主张公共空间相对独立于国家与市场的双重侵蚀——这正是中国学人当年激活其理论的核心价值所在，也是“文化建设”路径的核心诉求。而哈耶克的理论核心是“个人自由至上”与“市场自发秩序”，主张彻底的自由放任，将国家视为个人自由与市场秩序的最大威胁，对公共领域与集体意志持怀疑态度。其内核与西方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高度契合，更易被引向“制度革命”路径的诉求。
当代中国思想界将此二者融合时，往往有意或无意地剥离哈贝马斯理论中“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公共意志与协商民主”的核心内涵，将其简化为“反对国家干预”的单一维度，与哈耶克理论相混淆。例如，彼时部分学者在讨论“市民社会”时，将其简单等同于“市场经济下的私人领域”，将市民社会的建设简化为“减少国家干预、放任市场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哈贝马斯理论中公共空间、理性交往的核心内涵。这种解读的错位，让哈贝马斯理论逐渐失去了原本的理论丰富性，也为后续思想界向新自由主义靠拢、向“制度革命”路径转向提供了某种思想铺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