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作者“中国学者百人百访”系列的最新一篇】
在国际关系领域，陆海复合型强国的战略缔造路径备受关注。秦立志，目前是中国海洋大学国际事务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中国海洋大学海洋发展研究院研究员。秦立志与学生谭皓宇在2025年第3期《当代亚太》上发表《地缘位势、安全感知与陆海复合型强国的战略选择》一文。本次访谈聚焦文章核心洞见，探讨理论与现实意义。
以下是访谈实录。
秦立志问：文章中强调陆海复合型强国的战略选择不应受地理决定论或历史宿命论主导，能否简要解释这一观点的核心逻辑，以及它如何区别于传统地缘政治理论？
秦立志、谭皓宇：地理决定论往往将陆海复合型强国的崛起困境视为静态地理禀赋所决定的战略宿命，例如“修昔底德陷阱”叙事强调权力转移必然引发冲突升级。然而，本文的核心逻辑在于，国家所处的地理位置只能塑造而非决定战略选项，大战略关乎地缘政治而非地理决定论。陆海复合型强国面临多线地缘挑战，容易被陆权大国与海权大国包围成三明治结构，这种潜在风险构成了时间上的紧迫性，但并非意味着这类强国就一定陷入地缘宿命论的悲剧。在历史上，地处陆海复合的体系引力场位置，游刃有余地塑造战略自主性的情况不能被忽视，诸如德意志第二帝国这类走向战略困境的案例，也不能因为最后的失败而否定战略行动上的因果机理。诸如麦金德的“心脏地带”论和斯皮克曼的“边缘地带”论等传统地缘政治理论侧重地理位置的静态作用分析，本文则承认地理因素的结构性约束，但强调权力分布的空间非均质性、国家单元的能动性与战略互动的不确定性。
问：本文将陆海复合型强国的战略选择类型化为激进兼顾型、克制兼顾型、激进集中型和克制集中型四类，请谈谈这一分类的依据，以及它如何帮助理解大国兴衰的非线性机制？
秦立志、谭皓宇：该分类的依据源于陆海复合型强国战略重心的空间布局不同与手段选择的烈度差异。兼顾型战略强调陆海并举，体现在大力开展海军建设、海上危机频率提高及与对手海上互动增加。集中型战略聚焦陆上竞争，军力以陆军为主，危机多爆发于陆地。激进型战略意味着国家强化战略决心，会将预防性战争、硬制衡等战略手段纳入工具箱。克制型战略倾向于弱化战略决心，国家偏好使用有限硬制衡、软制衡和接触等战略手段。这种理想类型化分析承认国家战略可能为组合式，在主基调下体现环境流变的战略调整弹性，并有效回应了定性研究被诟病的衡量标准模糊问题。战略选择并非线性因果，而是受战略互动的不确定性影响，可能导致相同路径产生短期与长期的异质效果。从1947年建国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印度遵循激进集中型的战略逻辑，获取了南亚次大陆上的陆权优势，但长期来看却激发了战略包围的联盟制衡。风险承担不等同于失败，克制亦非万灵丹药，这提醒新兴大国需辩证评估地理约束与战略能动性的具体情况，优化资源配置管控地缘战略竞争，避免历史循环论的战略偏见。
问：地缘位势与安全感知作为核心解释因素，体现了何种理论整合思维，并如何应用于陆海复合型强国的崛起路径分析？
秦立志、谭皓宇：陆海复合的地缘位势并不一定导向“地理决定论”式的透支梦魇，安全感知的具体情况恰恰反映出单元的能动性。在历史哲学中，科林伍德派和亨普尔派之间的分歧聚焦于强调结构的规律性抑或人类意志的理性思考。这种光谱两端的争论可以在国际政治中找到调和路径。本文分析框架整合了体系环境、国内政治与决策者个人这三种“意象”，通过地缘位势捕捉结构性压力的具象影响，安全感知则反映国家单元能动性的调节作用。地缘位势是国家权力在特定地区的空间分布情况，涉及相对实力位置与地理位置，以及权力互动中的具体威胁情况。安全感知是国家根据对安全威胁的认知与判断而形成的主观感受，决策者的知觉与错觉、国内精英集团的政治施压将影响国家整体对安全威胁的判断。该理论整合思维超越了防御性现实主义与进攻性现实主义的单一偏好限制，强调地缘位势的高低影响国家战略重心的空间差异性，安全感知的充裕程度左右国家手段选取的克制与否。
问：文章中着重分析了1964-1982年苏联的激进兼顾型地缘战略，请说明这种战略缔造路径的生成机理及其战略效果，对当下的中美海上博弈有何战略借鉴？
秦立志、谭皓宇：随着美国深陷越南战争泥潭与西方阵营的分化，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军事实力大幅增长，结构性压力的降低加之苏联的安全稀缺感知，冷战逐渐呈现苏攻美守态势。苏联在二战中遭德国背叛、被西方所抛弃形成的受害者心理，阻碍了美苏之间的缓和进程。“布拉格之春”事件加剧了勃列日涅夫的焦虑与恐惧，苏联精英集团在对外保持强硬上具有共同利益。在此背景下，苏联逐渐打破聚焦毗邻陆地进行扩张的战略传统，开始寻求海外扩张与全球霸权，走向激进兼顾型战略。该战略强化了苏联的海军实力，巩固和拓展了势力范围。但苏联的激进行为逐渐促使敌对阵营团结起来，疏远了中立国家及社会主义盟友，也浪费了自身原本就相当匮乏的战略资源。当下的中美海上博弈与美苏冷战时期的海权交锋具有通约性，中国应明确近海防御、远海护卫与区域拒止的核心利益，避免在全球范围内与美国直接交锋。同时需加强在南海、东海、台海等关键海域的海上存在，注重小步积累来实现大局优势，而非冒险速决，以渐进、模糊的“灰色地带”竞争手段塑造态势对比的有利现实，从而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
问：作为陆海复合型强国的典型代表，当代中国的战略缔造属于哪种选择类型，文章如何为中国管控地缘政治风险提供启示？
秦立志、谭皓宇：2008年以来，伴随中国进一步和平崛起和区域“反介入/拒止”能力（A2/AD）的增长，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地缘位势逐步提高，具备了陆海兼顾的战略选择能力。在理性研判安全威胁的认知逻辑下，中国海军明确远海护卫的职责转型目标，在走向海洋的同时保持克制。面对中美权力转移的海上制衡压力，高超的战略技艺往往可以为国家所面临的体系约束相对地“松绑”。战略的历史是间接路线使用和演化的记录，如何避免过度反应的战略激进与反应不足的战略退却是战略缔造的要义。中国需有效利用体系中心位置的利益关联性与地理联通性，以上合组织、“一带一路”等联系性战略为依托，增加周边国家对自身的战略依赖，潜移默化地改变亚太地区的势力平衡。把握战略节奏主动权的关键在于，既不寻求取代海权霸主，也不为了规避制衡压力而限制自身发展，既要防范过度克制的绥靖风险，也需避免认知偏差的冒进倾向。“引而不发，保持威慑”是在以静制动的同时，合理调配战略资源在地缘方向上的优先级，在管控大国竞争的战略互动中寻找对手破绽，在战略机遇期来临时主动求变。
问：从历史镜像到现实应用，您认为陆海复合型强国应如何增强战略自主性？这一研究对国际关系理论的贡献是什么？
秦立志、谭皓宇：第一，陆海复合型强国应理性评估自身的地缘位势，明确核心利益的地缘战略方向，优先应对紧迫威胁，并寻求构建地缘缓冲地带；第二，因应体系约束的强弱变化调节安全感知阈值，避免狭隘利益集团的政策施压，树立良性的政治审议机制，缓解错误知觉对战略决策的紊乱；第三，陆权与海权、进攻与防御、结盟与中立、权力与秩序等，都涉及战略选择的动态调整。如能根据战略情势变化，灵活调整地缘战略重心的空间布局，动态传递烈度不同的战略决心，那么就有可能优化陆海复合型强国的战略环境。本文融入战略心理学与国内政治因素，分析安全感知这一中层理论概念的调节性作用，丰富了新古典现实主义的理论操作性。不仅如此，该研究议程尝试突破西方经典地缘战略理论的束缚，重新阐释了陆海复合型强国的地缘政治内涵与地缘政治风险的条件性，平衡地理对战略的塑造作用与战略对地理的能动作用，基于战略互动的逻辑视角修正了地理决定论与机械性的权力平衡理论。
（注：王英良，FT中文网“资本与国家”专栏作家，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博士，目前正在推动“中国学者百人百访”栏目，全球学者对接访谈微信号：porsche910114。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bo.liu@ftchines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