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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国经济

从两会看中国物价回升前景

沈建光:CPI继续设定在2%左右。过去通常更强调防范通胀过快上涨,当前政策注重推动价格水平合理回升。如何看待2026年中国物价形势?

去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将“物价合理回升”与“经济稳定增长”并列成为货币政策的重要考量,意味着推动物价回升的政策导向更加明确。而这周两会上发布的政府工作报告延续了这一表述,并将CPI涨幅目标继续设定在2%左右。过去宏观政策通常更强调防范通胀过快上涨,而当前政策注重推动价格水平合理回升,与当前经济形势相契合。那么,面对日益复杂的内外部环境,如何看待2026年中国物价形势?

年初物价走势好于预期,背后存在多重支撑

2025年下半年以来,物价运行出现积极变化。CPI同比持续回升,12月涨幅扩大至0.8%,为2023年3月以来的新高;PPI降幅持续收窄,12月同比降幅也是2024年9月以来的最小降幅,主要得益于大宗商品价格上行。

2026年以来,物价延续回升态势且好于预期。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1-2月,CPI同比上涨0.8%,持平去年12月,高于去年同期的-0.1%;核心CPI累计同比上涨1.3%,高于去年12月的1.2%;PPI同比降幅进一步收窄至0.9%,远高于去年同期的-2.2%,二季度有较大概率转正。

展望全年,物价持续回升存在多重支撑因素:首先,中东局势升级推动油价大涨,带来输入性通胀风险。随着霍尔木兹海峡封锁,大幅冲击原油供应,布伦特原油一度逼近120美元/桶,目前仍运行在90美元/桶上方。如果冲突持续时间较长、霍尔木兹海峡无法恢复通航,油价中枢可能继续上行进而扩散至其他品类,输入性通胀风险值得关注。除了输入性通胀,油价上涨也可以通过改善通胀预期推动物价回升。

其次,国际金价保持高位运行,持续支撑CPI增长。进入2026年,全球政治经济格局深刻调整、地缘冲突频繁发生,黄金的避险和保值属性依然凸显。2月国内黄金饰品价格同比涨幅保持在76.6%。尽管全球油价大涨引发通胀预期抬头、制约了金价持续上涨,但现货黄金价格保持在5100美元/盎司上方,较去年底涨幅仍接近20%。假定今年剩余时间现货黄金价格维持在5100美元/盎司,相比去年涨幅仍将达到约47%,对国内CPI增长构成一定支撑。

再次,国际有色金属价格保持强势,有助于PPI改善。以铜价为例,由于人工智能、可再生能源等领域对铜的需求显著增加,铜价易涨难跌的格局已经形成。2026年以来,伦敦金属交易所(LME)铜价高位运行,最新价格在13000美元/吨左右,较去年底上涨约5%。若有色金属价格维持强势,有助于进一步推动PPI 降幅收窄甚至转正,但能否向终端消费品价格传导,还取决于国内需求修复的实际力度。

最后,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推动部分行业价格回暖。得益于重点行业产能治理与“内卷式”竞争综合整治,2月光伏设备及元器件制造价格上涨3.2%,比上月扩大2.7个百分点;锂离子电池制造价格由上月下降1.1%转为上涨0.2%,是同比连降33个月后首次上涨;煤炭开采和洗选业、水泥制造、新能源车整车制造、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价格降幅均较上月收窄。CPI方面,交通工具价格降幅从去年2月的-4.4%持续收窄至-1.2%,除了以旧换新外,“反内卷”的作用也不容忽视。

除此之外,1-2月,CPI服务价格累计同比上涨0.8%,高于去年12月的0.6%和去年全年的0.5%,也是年初CPI回升的重要支撑。然而,年初服务价格回暖与春节“长假效应”下居民出行较为火热、服务消费需求释放密切相关,后续能否持续还有待观察。

推动物价合理回升还需政策协同发力

尽管前两个月中国物价走势表现良好,全年有望摆脱物价持续低位运行的局面。但也要看到,物价显著回升也面临一些约束和挑战,还需总量、结构、改革政策协同发力。

一是供强需弱格局尚未扭转。产出缺口(即实际产出与潜在产出的差值)是反映总供求关系的核心指标,理论上产出缺口为负表明通胀面临下行压力。根据IMF最新估计,2025年中国的产出缺口为-1.0%,2026年产出缺口为-0.8%,仍未摆脱负区间。内需不足是产出缺口为负的主要原因,而房地产调整和消费不振是内需不足的主要症结,目前还有待进一步修复。

二是工资收入涨幅放缓。工资收入通过生产成本以及居民消费,对物价走势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2025年末城镇就业人员数较上年末仅增加190万人,低于2024年313万人的水平,反映就业总量压力依然较大。受此影响,2025年全国居民工资性收入同比涨幅从上年的5.8%降至5.3%,明显不及2019年的8.6%。考虑到居民消费倾向仍未好转,这些都会制约工资收入对于通胀的推动作用。

三是警惕油价上涨的负面冲击。中国的原油进口依赖度较高,而原油又是工业体系核心基础原材料,其价格上行会直接推高石化、交通运输、装备制造等中下游行业生产成本。在此情况下,如果终端需求复苏乏力,上游成本端推动的价格上涨难以传导至下游消费端,可能对企业盈利状况造成冲击,尤其是议价能力偏弱的中小制造业企业。

面对上述约束挑战,政策层面已经做了积极部署。2025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将“物价合理回升”与“经济稳定增长”并列成为货币政策的重要考量。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延续了这一表述,并提出“将通过改善总供求关系,推动价格总水平由负转正、消费价格合理温和回升,促进经济良性循环”。

近年来物价持续低位运行是周期性、结构性、体制性因素相互交织影响的结果,除了货币政策,也需要其他政策协同发力。正如国务院研究室副主任陈昌盛在解读《政府工作报告》新闻发布会上提到的,推动物价合理回升需要一揽子政策,包括通过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扩内需、继续深化供给侧改革尤其是“内卷”治理、促进资产价格(尤其是房地产价格)的回稳、推进一些重要领域的改革。

在此基础上,笔者以为,强化物价目标的约束力也非常关键。建议未来可以考虑将CPI和核心CPI的预期目标纳入货币政策操作框架,建立物价走势的定期评估和反馈机制。当物价持续低于合理区间时,应及时启动政策响应,通过降准降息、结构性工具等方式释放流动性,避免物价低迷预期的自我强化。同时,加强政策沟通和预期引导,向市场传递明确的稳定物价信号,避免企业和居民形成通缩预期。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本文编辑徐瑾 Jin.Xu@FTChines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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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时度势

沈建光,京东集团首席经济学家,前瑞穗证劵亚洲公司首席经济学家,赫尔辛基大学经济学博士。少时曾求学欧美,希望纵横四海,游历全球;如今重心回归中国,专栏立意审视中外经济,建言宏观大势。曾任国际经合组织顾问和欧洲央行资深经济学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芬兰央行经济学家,现亦为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客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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