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最高法院于2月20日裁定，唐纳德•特朗普总统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IEEPA）实施的全球关税非法，但这并不会实质改变关税战的整体态势，特朗普政府仍可通过其他法律途径继续征收关税。关税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美国贸易逆差，2025年4月至12月，美国货物和服务贸易逆差同比下降26%。
最高法院的裁决对美国与中国的贸易关系影响有限，短期内中美贸易可能会稍有缓和，但中美脱钩的长期趋势不会改变。
关税调整，但关税战还会继续
最高法院以6比3的投票结果裁定，IEEPA并不授权总统征收关税，包括针对中国、加拿大和墨西哥的报复性关税，以及与芬太尼相关的关税。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于2月22日宣布，依据IEEPA征收的关税即日起不再生效。对于美国东部时间2月24日起进入消费市场或从仓库提取用于消费的货物，将不再征收此类关税。
除应对非法移民和芬太尼等毒品流入外，特朗普发动关税战的主要原因是认为贸易伙伴缺乏“互惠性”（包括不平等关税、非关税壁垒，以及压制国内工资和消费的经济政策），导致美国长期遭受“不公平”贸易。此外，他寄希望于关税战能帮助解决国内贸易赤字和财政赤字问题。
目前，美国是世界最大贸易逆差国。图表1是美国2015年至今货物和服务贸易逆差。2025年，美国货物和服务贸易逆差9015亿美元，同比基本持平；逆差已连续两年高于9000亿美元。只计算货物的话，美国贸易逆差自从2021年起一直维持在万亿美元以上。2025年，美国货物贸易逆差1.24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10%。
图表1：2015年至2025年美国货物和服务全球贸易逆差
数据来源：US Census Bureau。同比增速为负表示贸易逆差收窄。
与此同时，美国财政赤字亦处于高位。图表2是2019年至2025年的美国预算表。2025年联邦财政赤字为1.782万亿美元，占预算总额的25.4%，占GDP的比重达5.8%，这一指标较2019年（赤字规模0.984万亿美元，占预算20.5%，占GDP 4.6%）呈现明显恶化趋势，凸显美国财政可持续性面临的压力。为填补财政缺口，美国政府不得不持续发行国债。美国政府债务规模持续扩张，截至2026年2月中旬已升至38.74万亿美元，是美国2025年GDP的126.5%，导致国债利息从2019年的3630亿美元激增至2025年的9700亿美元（占联邦预算14%），超过国防的8930亿美元，成为财政预算中增长最快的支出项。
图表2：美国预算表
数据来源：根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财政部官网和其他网站数据编制
美国长期存在的“双赤字”问题（贸易赤字与财政赤字并存），已成为制约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结构性风险。这也是美国发动并将继续推进关税战的重要动因，政府寄希望通过加征关税减少进口、降低贸易赤字，同时用关税收入填补财政赤字缺口。
图表3：2024年与2025年4-12月美国贸易逆差及中国对美国出口对比
数据来源：Wind
从实施效果来看，关税战确实能降低美国的贸易逆差。2025年，美国货物和服务贸易赤字比2024年下降20亿美元；货物贸易赤字虽然增加255亿美元，但增速从2024年的15%大幅降至2%。图表3是2024年与2025年4月至12月美国贸易逆差及中国对美国出口对比。从4月至12月，美国货物和服务贸易逆差比2024年同期相比下降26%，货物贸易逆差同比下降17%。而2025年2640.5亿美元的关税收入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填补政府财政缺口，美国财政赤字相比2024年下降770亿美元。因此，美国政府有动力将关税战继续打下去。
最高法院的裁决并未推翻特朗普的所有关税，而是阻止特朗普援引IEEPA来征收关税。在异议意见书中，大法官布雷特•卡瓦诺指出：“这一决定可能不会实质性地限制总统未来下令征收关税的能力。”他写道：“这是因为还有众多其他联邦法律授权总统征收关税，并且可能为本案中涉及的大多数（如果不是全部）关税提供正当理由……这些法律包括，例如，1962年《贸易扩展法》（第232条）；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第201条和第301条）；以及1930年《关税法》（第338条）。”
实际上，就在2月20日裁定后，特朗普政府依据美国《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对全球商品加征10%的进口关税，于2月24日生效，以取代被最高法院认定违法的关税。21日，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他前一天宣布对输美商品加征的“全球进口关税”税率将从10%提高到15%，为期150天。这些关税将持续至7月24日，之后可能通过第301条款实施更持久的关税措施。
对中美贸易的影响：短期缓和但长期脱钩趋势不变
最高法院裁决废止了基于IEEPA的关税，包括针对中国的10%“芬太尼关税”（针对芬太尼走私相关商品）和10%报复性关税，这导致对华进口关税净下降约5-10个百分点。但特朗普立即援引第122条实施15%全球关税，这一临时措施部分抵消了关税下降。
长时间的巨额贸易逆差对美国来说是不可持续的。同样地，中国也不能指望巨额贸易顺差会一直继续。两国都不希望长期对彼此存在巨额贸易顺差或逆差。美国先是在2018年发起针对中国的贸易战，继而在2025年发动全面贸易战，为了降低贸易逆差，同时也为了降低对中国的贸易依赖。对于中国来说，应对方法是贸易多元化，扩大内需以及企业出海。
自2018年针对中国的贸易战启动后，美国对中国的贸易依赖逐步下降。图表4是2001年以来中美贸易占美国贸易份额，以及中国在美国进口中所占份额。2017年，自中国进口占美国进口的21.44%。2025年，已降至8.97%，不足2017年的一半，与2001年中国加入WTO时的8.87%相当。中美贸易额占美国贸易额的比重也类似，自2017年的16.23%逐步下降至2025年的7.36%。
图表4：2001年以来中美贸易占比以及中国在美国进口中所占份额变化
数据来源：Wind
由于美国持续加征关税和中国实行的贸易多元化策略，中美贸易额大幅下降。由图表3可见，2025年4-12月，中国对美国出口同比下降26%。由于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加征的关税一度超过100%，致使中国对美出口量急剧减少。12月，中国对美出口341.75亿美元，同比下降30%，连续9个月同比下降。当月，中国从美国进口商品金额是109.29亿美元，同比下降28.69%，连续10个月同比下降。
图表5：中国与世界主要经济体的货物贸易差额（亿美元）
数据来源：Wind
图表5是中国与世界主要经济体的货物贸易差额。2025年，欧盟超越美国成为中国贸易顺差最大来源地，而东盟紧随美国、排名第三。对美顺差的下降，完全被对东盟和欧盟顺差的上升所弥补。在此以前，美国一直是中国贸易顺差最大来源地。
自2018年中美贸易战爆发后，对美出口在中国出口总额中的份额逐步下降，由2017年的19.14%下降至2025年的11.14%，期间因2018年抢出口和随后的疫情而有所起伏，但不改下降趋势。中美贸易占中国贸易份额走势类似，自2017年的14.32%下降至2025年的8.82%。
图表6：中国持有美国国债规模降至2008年以来最低水平
数据来源：Wind
除了贸易以外，脱钩还体现在中国对美国国债的减持上。图表6是中国持有美国国债规模。2013年11月，中国持有美国国债规模达历史最高值1.32万亿美元，2025年12月，已减至2008年以来最低水平的6834.6亿美元，差不多是峰值的一半。
然而，美国仍然是中国的最大贸易伙伴国和最大顺差来源国。中国经济仍高度依赖外部需求，尤其是对美出口。因此，中国将在特定领域施加压力，例如稀土和关键材料出口管制，同时避免与美国彻底贸易决裂。
美国和中国在2025年达成了一年期的贸易休战协议，以缓和贸易紧张局势，其中美国将对与芬太尼问题相关的商品关税从20%降至10%，而中国则降低了美国农产品的关税，并承诺增加购买美国大豆和能源。2026年2月早些时候，习近平主席在与特朗普的通话中承诺购买更多美国大豆和农产品。
特朗普政府仍可借助其他法律工具继续加征关税，因此关税战将继续进行，对中国的关税惩罚也将持续。与中国的谈判也会继续，中国也会继续购买美国大豆。 实际上，这一裁决对中国或美国政府来说影响有限。
中国可能因此减少或推迟采购，但不太可能公开违背承诺。中国采购美国农产品长期以来兼具经济与政治考量。现在，中国可以以规则不稳定为借口，调整进口节奏并多元化来源，特别是转向巴西和阿根廷供应。然而，中国饲料体系对蛋白质原料有刚性需求，美国仍是一个重要的补充来源。
最高法院的裁决并未改变中美贸易竞争的结构性现实。中国从美国的购买将更具战略性，而美国对中国的经济限制将更加制度化、法律化。双方都更倾向于在可控范围内竞争，而不是完全脱钩。
中国将继续推动对外贸易多元化。因为美国和中国目前正在脱钩，无论最高法院如何裁决，这一脱钩的基本趋势是不可改变的。这一趋势不受关税裁决的影响。
总结
美国最高法院2026年2月20日以6比3裁定，特朗普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IEEPA）实施的全球关税非法，美国海关随即停止征收此类关税。然而，这一裁决并未改变关税战整体态势。特朗普迅速援引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于2月24日实施10%的全球进口关税，并于次日提高至15%（有效期150天）。2025年关税实施取得一定效果：4月至12月美国货物和服务贸易逆差同比下降26%、货物贸易逆差下降17%，全年关税收入约2640亿美元，有助于缓解贸易与财政“双赤字”压力。
对中美贸易而言，裁决导致对华关税短期净下降5-10个百分点，可能带来一定缓和，但长期脱钩趋势不可逆转。自2018年以来，中国占美国进口份额从21.44%降至2025年的8.97%，对美出口2025年4-12月同比下降26%。尽管2025年达成一年期贸易休战（芬太尼相关关税降至10%，中国增加采购大豆等），中国不会公开违背购买农产品承诺，但将加速贸易多元化，并在稀土等领域施压。双方更倾向于在可控范围内竞争，而非彻底脱钩。
（作者介绍：叶冬艳系长江商学院研究学者；欧阳辉系长江商学院金融学教授、杰出院长讲席教授、高级副院长。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责任编辑邮箱：tao.feng@ftchines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