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初，在爱丁堡举行的一场新书分享会上，尼古拉斯•斯特金（Nicola Sturgeon）担任嘉宾与作者展开对谈。能够让这位苏格兰前首席部长亲自站台的，会是怎样一本书？答案是英国亚裔女作家努赛巴•尤尼斯（Nussaibah Younis）的处女作——政治讽刺小说“Fundamentally”（《归根到底》）。该书一经出版便广受好评，入选《观察家报》2025年最佳新小说、《泰晤士报》2025年最佳图书、《书商》2025年最佳处女作、《独立报》年度最佳新书等，并入围了2025年英国女性小说奖。
39岁的努赛巴•尤尼斯是一名和平建设领域的实践者，也是一位伊拉克问题专家，曾参与帮助与“伊斯兰国”（ISIS）有关联的女性开展“去激进化”项目。她先后就读于牛津大学、杜伦大学和哈佛大学，获得国际事务博士学位。她出生于英国，父亲是伊拉克人，母亲是巴基斯坦人。
斯特金用“惊艳”形容《归根到底》，称其为自己在2025年最喜欢的著作之一。她指出，这本书“既能打动人、引发思考，从中学到很多东西；而更重要的是，几乎每一页都会让你放声大笑。”事实上，《归根到底》讽刺的是当代政治与反恐体制的虚伪与荒诞，同时追问理想主义者在现实的权力结构中所面对的妥协与自我撕裂。用犀利而黑色幽默的笔调处理这些沉重主题，确实令人意外。斯特金坦言：“我真正欣赏这本书的一点在于：它完全不敬权威，彻底踩碎了任何所谓‘政治正确’的概念。”
尤尼斯首先介绍了《归根到底》的故事大概。主人公娜迪亚（Nadia）是一位极其聪明的学者，因为失恋走不出来，决定远赴巴格达，为联合国工作。尤尼斯笑称，这其实源自她的亲身经验：“如果你正经历一场无法自拔的失恋，跑去巴格达给联合国打工，能够让你迅速清醒。这是一种极其有效的逃避现实的方式——因为你每天都忙着活命，根本没时间内耗。”然而到了巴格达，娜迪亚发现，所面对的任务远远超出自己的能力范围。她被分配为投奔ISIS的新娘进行“去激进化”辅导。她是做理论研究的学者，读过很多书，却从未真正接触过这些女孩，完全无从下手。她向联合国的同事求助，却发现大家同样束手无策。几乎快要放弃时，娜迪亚在难民营遇见了萨拉（Sara）。萨拉是一个早熟、满口脏话的东伦敦女孩，十五岁就加入了ISIS。她幽默、机智，却又很脆弱。娜迪亚下定决心要“拯救”她——不管萨拉是否真的想被拯救。
对谈中，斯特金好奇地问尤尼斯：为何不写一部严肃的非虚构作品，或那种分量厚重的现实主义小说，而写了这样一部幽默、喜剧小说？当然，她也祝贺这本书获得“女性喜剧文学奖”（Comedy Women in Print Award）。
尤尼斯解释，她自己不会去读那类“严肃”的书。那种写作也是她的日常工作，而她并不想在文学创作中继续那种风格。她喜欢幽默小说，总也看不够。“过去十年里，我不断往返中东，在机场书店里花了无数时间，只为寻找一本真正读起来愉快、能让人发笑、同时又能学到东西的书。”她希望让阅读成为一种纯粹的快乐体验。她想写的，是那种让人忍不住熬夜读完的小说，同时又能触碰棘手、复杂、尖锐的话题。
更重要的，在她看来，那些经历本身就带有荒诞色彩。“我的同事们都挺蠢的——当然，我是最蠢的那个。”她半开玩笑地说。“大家会犯错，会彼此吐槽，会嘲笑伊拉克政府、联合国的工作人员，甚至ISIS新娘。在那种黑暗、危险、压抑的环境里，互相调侃、彼此挖苦，其实是一种自我保护和支撑下去的方式。那是一种战区幽默。当人们身处极端环境、面对生死问题时，所谓的政治正确与礼貌得体，往往都会被暂时抛到一边。”而她，很享受把这种真实的感觉写进书里。
谈到现实语境中的“政治正确”，斯特金委婉地问：“是否担心惹上麻烦，甚至遭到封杀？”尤尼斯莞尔一笑：“我以前确实担心会被ISIS炸死，因为工作环境非常危险。”但这种真实的危险，并没有让她在创作上自我审查。她完全按照自己的想法来写。她描述写作时的状态，就像刚从巴格达回到伦敦，在朋友聚会上讲故事——毫不掩饰，不加过滤。所以，她希望这本书也是那样。
书中，娜迪亚并不是一个完美的理想主义者，而是一个有点混乱、时常令人哭笑不得的普通人——比如，当这个三十多岁的单身女性，带着按摩棒前往战区，被伊拉克安检人员当众拿出来询问“这到底是什么？”时，那种尴尬与荒诞，简直让人笑爆。正是这种毫无保留的写作方式，让角色变得更加真实。
“我之所以有信心，也是因为我独特的背景。我觉得没人能像我这样写出这些笑点，没人能用同样的方式写这样的书。我写的是我熟悉的话题——既有个人成长经历，也有作为博士、亲身参与实地工作的专业经验。我有穆斯林、女性、有色人种的背景，我非常清楚界限在哪里。” 斯特金称赞尤尼斯的智慧和勇敢，说道：“我很高兴你这么做。通过这种方式，你把这些严肃的主题呈现出来，让人更容易接受，让人笑着思考。这种方式更有力量。”
小说将主角娜迪亚与ISIS新娘萨拉形成对照，探讨“极端、激进”并非遥远他者的问题，而与个人归属感、痛苦与身份认同紧密相关。作品也试图打破简单的“我们、他们”的划分，呈现复杂人性。
在新书分享会上，尤尼斯坦言，娜迪亚和萨拉都带着她的影子。实际上，她把人生不同阶段的自己，投射到这两个女角色身上。萨拉自信、锋利，仿佛无所畏惧，但她的自信掩盖着深层的脆弱。尤尼斯表示，自己在成长过程中也很类似的经历：“我在一个非常虔诚的穆斯林家庭长大，同时又很关心政治。在我成长的年代，英国参与了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成千上万人因此丧生。我当时非常愤怒，但班上其他同龄人却似乎并不觉得这有什么问题。我找不到真正属于自己的群体，没有归属感。有一年夏天，我参加了一个伊斯兰夏令营，伊斯兰教士安瓦尔•奥拉基（Anwar Al-Awlaki）为我们上课。他讲述先知穆罕默德的生平，我非常认可他的观点，也觉得他充满魅力。几年后，上了大学的我在报纸上读到，他加入了也门的基地组织，并在一次无人机袭击中身亡。那一刻，我的心脏仿佛停止了跳动。”
“后来，当我看到那些加入ISIS的年轻女性时，我不由自主地想起当年的自己。我非常幸运——安瓦尔•奥拉基从未试图把我‘带走’。在那个年纪，你并不了解世界，背景知识有限，人生经验也很少，但情感却异常强烈。你充满理想与热情，也天真，因此很容易被操纵。进入大学后，我彻底改变了，对世界有了完全不同的理解。所以每次想到萨拉，我都会想到曾经的自己。当然，我后来也去了中东，但那是以人道主义工作者的身份，去帮助那些我关心的人——那时的我，更像娜迪亚。”
在某种意义上，《归根到底》是一场跨越时间的对话：成长后的尤尼斯，与十五岁、可能走向另一条道路的自己对话。她想象那个年纪的自己会想什么，会做些什么，会如何反驳今日的她。这种内在辩论复杂而微妙，她在书中反复描绘与探索，并很享受这个过程。萨拉和娜迪亚，表面上身份和处境完全不同，但她们两人有着很多相似之处。她们都与原生家庭疏离，都对世界心怀不满，也都渴望以某种方式让世界变得更好。萨拉的选择极端而危险，但她的动机，与娜迪亚并无本质差别。这也迫使读者思考：像萨拉这样的年轻人，只是在以错误、甚至毁灭性的方式，试图让世界变得变好。
在小说中，娜迪亚最终没能成功说服萨拉。谈及原因，尤尼斯指出：“关于激进主义，最大的误解之一，是认为它完全由意识形态驱动。其实不然，真正推动人走向极端的，往往是政治上的不满、与家庭或社区的疏离，以及对归属感和改变世界的渴望。”
她举例说，如果一名乌克兰青少年志愿参战，我们不会感到惊讶——因为他们所看到的不公是真实存在的，无辜的人正在遭受伤害。过去几年里，年轻人通过手机直播看到加沙地带的孩子在帐篷中遭到轰炸，在领取食物时被射伤……这些画面令人震惊，也难以置之不理。问题在于，英国并未给予年轻人足够的政治空间，让他们表达对真实不公的愤怒与痛心。
比如，英国政府对加沙相关抗议的回应，是起诉并将“巴勒斯坦行动”列为恐怖组织。这种做法，在她看来，削弱了过去十多年来在反暴力极端主义领域所做的努力。“多年来，我们一直对年轻的穆斯林说：暴力和非暴力之间是有区别的，请选择非暴力。但当我们开始压制合法的抗议和辩论时，本身就会激怒人们，让他们觉得暴力才是唯一的出口。过去几年，我对英国在这些问题上的倒退感到痛心。”
此外，《归根到底》以冷峻而辛辣的笔调，撕开了联合国体系中理想主义与官僚现实之间的缝裂。理想主义在官僚机器中被“格式化”，人道主义被量化为KPI。小说人物口中反复出现“capacity-building”“stakeholders”“safeguarding frameworks”等术语，看似专业，实则掩盖无能与推诿。人道主义被压缩为报告中的关键词，而非现实中的行动。一些国际官员自认为在“拯救世界”，却对当地社会缺乏真正理解。他们的同情往往居高临下，甚至把复杂的问题简化为可以放进PPT的案例。项目是否成功，取决于指标是否达标、资金是否到位，而不是人是否真正受益。夸张的会议场景、无止境的评估表格，让善意在流程中逐渐异化。
尤尼斯还观察到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为什么来自世界各地的高成就人才会自愿前往战争地区？他们的动机各不相同：有人怀有英雄情结，有人逃避家庭生活，也有人只是为了职业发展。令人惊讶的是，并非所有人都把这份工作视为使命。”也有人最初怀着乐观和做好事的热情，但随着时间推移逐渐失望。尤尼斯提到，自己在巴格达英国大使馆遇到过不少人，把那份工作当作职业跳板。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目标与盘算。与此同时，领导层之间也常有冲突，成员国立场不一，甚至在是否应当“去激进化”这一问题上都没有达成共识——有人甚至不允许使用“去激进化”这个词，使整个项目方向模糊，处境难堪。
不久前，联合国秘书长曾向全球193个成员国发出紧急信函，坦言联合国正面临“迫在眉睫的财政危机”，甚至不得不关掉纽约总部部分电梯以节省开支。斯特金借此发问：你在书中，对联合国冷嘲热讽，你认为五年后联合国还会存在吗？” 尤尼斯回答：“我希望联合国仍然存在……这本书绝不是为了说联合国不该存在。但对于那些自认为在捍卫国际秩序的人来说，诚实与自我批评至关重要。维护一个确实存在严重缺陷的机构毫无意义。有些机构确实存在巨大的资金浪费，也有明显错误的项目。如果我们希望它们健康、有效、长远地运作，就必须改革。这也是为了让它们更强大。”
尤尼斯又提到自己困惑：当美国和其他国家随意入侵像伊拉克，当种族灭绝发生而国际社会袖手旁观，关于无动于衷，关于“何时干预、如何干预”的问题始终悬而未决。联合国的失灵，与其说是个别机构的失败，不如说是国际秩序本身的危机。
“但这并不是最近才开始的。我记得很多人认为特朗普是第一个完全无视国际法的总统……如今这种无视开始影响欧洲，我们才感到震动。可十五岁的穆斯林早就关心这些问题，只是当时大家让他们闭嘴。五十岁的非穆斯林中，也有人一直在关心。我常常觉得，特朗普让我最恼火的一点——我对他当然有很多不满——是他竟然让我不得不把乔治•W•布什看成一位慈祥的老人。”
谈到自己在现实中参与帮助“ISIS新娘”进行去激进化工作的感受，尤尼斯坦言，要始终保持专业距离并不容易。“尤其是当你在对方身上看到曾经的自己，或者在某种层面上产生认同、发现彼此的共同点时。对某些人产生情感倾向，对某些案例有更强烈的情绪反应，其实是很常见的。”
不过，她也指出，目标未必是刻意维持冷静与疏离，真正重要的是保有同理心。在参与这一项目之前，她曾在伊拉克从事多项和平建设工作，那些项目对她而言相对“专业化”。她可以作为一名受过训练的从业者出现，凭经验与方法处理问题。但这个项目却截然不同——它高度个人化。她会不自觉地把自己投射进情境之中，情绪更为强烈，有时甚至难以把握界限。也正因如此，她发现自己与援助对象之间建立了更紧密、更真实的联系。
整场分享会既有严肃凝重的时刻，也不乏满堂哄笑的瞬间。正如《归根到底》这部小说本身——它既展开对社会与政治的尖锐批判，也包含个人层面的反思与对人性的探索。尤尼斯通过幽默、揭露与同理心，让读者在笑声中逐渐进入关于极端主义、国际援助体制与全球政治的复杂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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